第五章《生计问题》：那以后，阿Q每在街上走，村里的女人就远远躲开了。阿Q却不知道为什么。也没人雇他打短工了。阿Q非常不理解。后来他终于打听到，原来人家都雇佣小D，不在要他了。于是他就找敌人小D打架，不分胜负。后来，他到了离村子很远的尼姑庵偷萝卜。终于他决定离开未庄。

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半年之后，阿Q悄无声息地回到了未庄，这次因为兜里有了好多钱，村里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说他在城里最富有的人家打工，博得了人们的尊敬。他得意和人们谈起在城里看到杀革命党的头的事。因为阿Q有很多衣服，以前都躲着阿Q的女人们也都来买。赵太爷也要买。不过他觉得阿Q有些可疑，让大家当小偷提防着他。这样在村里他就被敬而远之了。一些闲人追求真相，阿Q就毫不隐瞒地和他们说了，他其实不是小偷，只是给小偷打下手，那些东西是偶然才到他手的。于是那些对他敬而远之的人又开始嘲笑他竟然连小偷都做不成。

第七章《革命》：革命的谣言传到了村子里，引起了村里的不安，阿Q看过革命党被杀，觉得自己也成了革命党，村子人也开始讨好阿Q这个“革命党”。阿Q相信革命党一定会来找他，他做着抢到好多东西的美梦睡过去了。第二天起来，到了尼姑庵去革命，才知道假洋鬼子已经来过了，把像样的东西“革命”去了，这让他很失望。

第八章《不准革命》：虽然革命了，但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只是人们走到街上都被剪掉辫子，哭着回家了。阿Q十分不满意。一打听才知道假洋鬼子当了革命党的大官。他也想请假洋鬼子他们让他加入革命党，但是正在演讲的假洋鬼子却对他大喊大叫，把他撵了出去。有一天晚上，赵太爷家遭遇抢劫了。阿Q出去看热闹，看到那些革命党穿着那些他在梦中见过的服装正在进进出出地搬东西。阿Q感到特别遗憾。他认为这是因为假洋鬼子不让自己革命，所以革命党才没有来叫自己。

第九章《大团圆》：赵家遭抢事件引起了未庄的恐慌。事件第四天，阿Q住的土谷祠被军队包围，阿Q被轻而易举抓了起来。他被送到了城里的监狱，可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被带到法庭，看到一排排好多大人物，他不自觉地腿一软，虽然人家命令他站起来，他还是不站起来，跪下了。一个头目说：“奴隶性”。他因为赵家的抢劫事件受审。他向人陈述革命没有让自己入伙的愤恨。于是头目让他在一张纸上签名，阿Q不认字。人家就让他画圈。他平生第一次握笔，自己想画一个圆圆的圈，但是手一抖，却画成了瓜子模样的。他觉得这是他一生的屈辱，遗憾的不行。但是转念一想，孙子才能画好呢，便又放心了。有一天，他被叫出去，穿上了白衣服，坐上了有警卫的车，他很得意。突然他意识到这是要去被砍头，于是眼前一片黑暗。可是马上又泰然了：“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难免要杀头的。”在看热闹的人群中，他看到了久违的吴妈，不过吴妈却没有看他，而是看着士兵们的洋枪。这时他发现那些看热闹的人的眼睛，很像四年前那匹一直追着他，后来他终于逃命的狼的眼睛。那些眼睛都在一起好像咬他的“灵魂”。他耳朵听到枪声，觉得全身迸散了。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地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阿Q，一贫如洗，无家无业，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住在未庄的土谷祠，只给人家做短工，平日只要吃饱了肚子，有几文钱，便神气活现地喝酒赌博，调笑打闹，生活满足得很。后来在他“中兴”之后，更是满足、神气非常“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台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阿Q不仅在生活上十分满足和得意；在精神上，也有其满足和沾沾自喜之处。阿Q得意于自己“先前阔”，或者“我的儿子会阔多啦”，加以他“进了几回城”，自恃“见识高”，便更自负。他讥笑未庄人是“多么可笑的乡下人”，竟不知城里的煎鱼和条凳，打麻将的手艺也远不及城里人。然而一面又鄙薄城里人，城里人把长凳叫条凳，煎鱼不用葱叶而用葱丝，他认为“这是错的，可笑。”这样，阿Q又在精神上获得了满足。在这种卑琐陋劣的生活方式下，阿Q处于可怜的境地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下去。他身上最明显的旧中国的国民劣根性便是精神胜利法和奴隶根性。

自尊自大：阿Q本身是个非常卑微而且贫贱的人物，但是他却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甚至是家乡有钱有势的赵太爷，他也认为，“我的儿子将来比较阔的多”。而且因为去过城里，甚至连城里人也看不起，拿别人的缺陷肆意嘲笑，然后引起为荣。

自轻自贱：阿Q能够自己贬低自己，而且在自轻自贱了之后，还能够认为这种轻贱使自己的“地位”更加上升。比如，在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的时候，阿Q就自己说自己是“虫豸”，将自己贬低为“虫豸”希望别人放了自己。并且在轻贱自己为“虫豸”之后，又犯了自尊自大的毛病，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所谓的“第一个”就是无上的荣耀，于是阿Q又在精神上胜利了。

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是阿Q常常用于安慰自己的表现，以让自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被别人打，他可以想象成自己被“儿子”打了，认为整个世界不像样，没了伦理，于是又按照自己的意愿转败为胜，心满意足。

欺软怕硬：阿Q本身就是非常卑贱的小人物，身体瘦弱、口才也木讷，不论打架还是骂人都不是别人的对手。于是阿Q在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先估量对手的力量，专门捡软柿子捏，木讷的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如果遇到打不过也骂不了的，就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的行为，也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

赵太爷，在小说的描述当中，应该算是在阿Q所生活的地方，一个最具有权势的人，是所有未庄的居民都崇拜和憧憬的对象。因为有钱、有权利、有大房子、有文化，所以可以有身份、有尊严、有剥削他人的可能。赵太爷是小说当中最能够反衬出阿Q形象卑微的一个人物。因为阿Q从生到死，拥有的也一直都只有贫穷，甚至连姓“赵”的权利都被赵太爷剥夺。

赵太爷是未庄的强权者，能够压迫阿Q，压迫未庄的所有弱者，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封建意识形态的人物。在小说当中，赵太爷表现出了对封建统治和封建意识的绝对维护，比如，讨厌假洋鬼子；对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表现出了反感；反对革命。但是关于革命，赵太爷在最初的反对过后，又为了赚取自身的利益而反而“投身革命”，这种腐朽的自保观念，也是赵太爷具有强烈封建意识的表现之一。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赵太爷却对革命深恶痛绝，而且内心非常明白，作为封建势力的残余势力，革命以及人民的觉醒，会给他的地位带来实质性的威胁。赵太爷的这种行动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因为阿Q如果真的在革命当中逐渐觉悟和有所觉醒的话，很有可能对现实的封建秩序引起混乱甚至是颠覆，因此在赵太爷的封建统治根据还没有被撼动之前，他坚决将心心念念要反抗的阿Q置于死地，彻底扼杀了反抗的迹象。并且以阿Q被杀头的事实，对未庄所有的居民提出了警告：“革命”即是“反动”，是要丢掉性命毫无利益的蠢事。使赵家在未庄的地位更加牢固。

在《阿Q正传》小说当中，赵太爷是现实社会当中的胜利者，与阿Q的“精神胜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封建社会当中的社会强者势力的代表。而通过赵太爷的强悍形象和实际胜利，也说明了所有在“精神上”具有胜利的人，实际上都是在现实当中空虚无力的弱势群体，而所谓的“精神胜利”，最终只能是飘渺云烟，永远抵不过现实当中他人所拥有的一切。

在《阿Q正传》当中，描述了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人物生活状态，包括统治阶级的赵太爷、下层居民的吴妈、更加低等的阿Q、小D等人物，除此之外，还有中国社会的一批非常典型的人物——读书人。

《阿Q正传》小说当中的读书人，实际上是两种类型的读书人，而且鲁迅先生对这两种读书人都保持着否定和讽刺的态度：一种是以假洋鬼子为代表的富裕阶层的读书人，有实力学习洋务，有钱留洋，有资本说参与革命但是实际上是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另外一种则是赵秀才，接受正统封建教育成长起来，封建统治的坚决维护者。从本质上来说，假洋鬼子和赵秀才是一样，都是造成阿Q悲剧结果的罪魁祸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两人具有相同的特点。

首先，不论是假洋鬼子还是赵秀才，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是富裕阶级的成员，与底层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彻底对立的。从假洋鬼子和赵秀才的身上，都看不到他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和爱护。假洋鬼子虽然接收了外国教育，学习了自由、平等，但是骨子里仍然带有统治阶级的优越感。看不起阿Q，用手里的权杖敲打阿Q，追骂阿Q，并且认为阿Q没有资格参加革命，将阿Q打出门去。而赵秀才对阿Q这种下等人也是毫不留情，在阿Q向吴妈求欢的时候，毫不手软地棒打阿Q，甚至还剥削身无分文的阿Q出钱了事。在革命之时，向官府通风报信，将阿Q作为“革命者”捉拿归案，彻底害死了阿Q。

其次，不论是假洋鬼子，还是赵秀才，都是利用革命风潮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小人。两人集合在静修庵去革命，只是简单做做革命的样子，因为静修庵里有一块 “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而且就算是撤掉了这块龙牌，两个人也绝对不会因为“革命”而有什么实际性的损失，在革命风潮被镇压之后，可以简单抽身而毫发无损。而且在静修庵里，两个人封建腐朽思想，以及自私自利的面孔被表现无遗，两人相互争抢在皇帝龙牌前的一件古董，可见两人的目的并不在于革命，而是在于利用革命作为争取利益的工具而已。

吴妈是在《阿Q正传》当中出现两位女性形象之一，除了更加弱小的小尼姑之外，吴妈基本上与阿Q一样，同是穷苦下层平民，在赵太爷家作女仆，而且是个阿Q嘴里的“小孤孀”，是阿Q敢于鼓起勇气去调戏的对象。

吴妈是阿Q对女人疯狂幻想之后找准的发泄目标，但是当阿Q被欲望所驱使，提出了“我要跟你困觉”的话题时，吴妈却果断逃开，并且给阿Q的人生造成了另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被赵秀才棒打，定下了赔礼道歉的霸王条款，并且赔偿了对阿Q来说是一笔巨款的金钱。从这一点上来说，吴妈与小说当中的其他剥削者一样，也间接地剥削了阿Q，并且对于阿Q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在小说当中，吴妈的身份虽然也是值得同情的贫苦人民，但是更多的，吴妈这个人，却是不值得同情，甚至非常可恨的小人物。

在小说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吴妈的形象特点，主要是虚伪奸诈和冷漠自私。首先，吴妈与阿Q是处于同样阶级地位的普通农民，是受到赵家剥削劳动力的可怜人。但是吴妈与阿Q相比，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比较满意，所以总是愿意与他人聊天时聊到赵家的事情。在被阿Q求欢之后，吴妈也并不是处于惊吓和为自己的操守担忧，但是感觉受到了侮辱：同样是下人，但是吴妈却更加鄙视阿Q，潜意识间认为阿Q的求欢使拉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奔跑出去向赵家人求救。这种行为，实际上只是吴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非常狡诈地利用了阿Q。吴妈非常的冷漠自私，他对阿Q的处境毫不关心，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利用阿Q的单纯和笨拙，建立自己“清白贞洁”的声望。实际上，在受到阿Q的求欢之后，吴妈原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地奔跑出去，更不需要去告诉自己的“主人——赵家人”。如果吴妈有一点对阿Q的怜悯之心的话，完全可以仅仅拒绝阿Q，狠狠打阿Q一个耳光让他清醒过来，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但是吴妈却跑去找赵府的人告状，使阿Q挨打遭罚，而且被赶出赵府失去了工作。同样是作为穷苦之人，吴妈不给阿Q留下一点退路，可以说非常冷漠自私，对他人毫无怜悯之情。

小D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当中出场的次数不多，有时候甚至只是鲁迅先生提到了小D，却没有让他正式出现，也没有描述其身家背景等资料，仅仅给了他一个非常不具体的名字——小D。这使小D与阿Q之间存在了许多相类似之处：首先，两人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之人，没地、没房、没钱、没亲人、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其次，小D与阿Q同样，都有典型的“阿Q精神”，即能够做到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地生活下去，比如阿Q曾经将自己的地位贬低为“虫豸”，而小D则同样说过这样的话，都是以主动降低自己身份和自尊，来换取别人的同情和谅解。虽然小D与阿Q在许多的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可以说小D是阿Q精神的延续，是在阿Q死之后，代替了阿Q一般的存在，但是小D与阿Q相比，还是存在独立的个性和特点，至少他应该比阿Q这里典型的小人物形象，更加具有改造性，应该说，鲁迅先生在创造小D这一形象的时候，是希望小D能够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的人。

《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批判精神胜利法。

“人民性”、“民族性”显然不是“国民性”，均应该有“进步”与“落后”两个方面。国民性，它不科学，按字面讲，那就是中国国民都有的性，这是不可能的。鲁迅所讲，是指“国民劣根性”，某些国民的落后性，不是指的进步思想。

《阿Q正传》是鲁迅对旧中国病态国民性的一次集中展示和系统的大清算。精神胜利法贯穿阿Q的一生，阿Q要被杀头了，也还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用鲁迅的话解释精神胜利法：“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精神胜利法的主要功能：是维系奴隶的心理平衡，用自欺、瞒自己、骗自己的方式使自己麻木。阿Q的精神胜利法纯然是奴隶们在失败面前闭上眼睛，用瞒和骗制造胜利的幻觉麻醉自己，把奴隶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变成精神上的自满自足，从而使自己麻木不仁、安安心心地做奴隶。阿Q好赌，但总是输，然而有一回却福星高照，终于赌赢了，他居然“赢了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他兴高采烈”，可惜的是，“不知道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阿Q也挨了几拳几脚，到头来“他的一堆洋钱不见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不见了”。然而，阿Q毕竟是阿Q，他还是能拿出与众不同的解除痛苦的办法来。阿Q忽然“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便心平气和起来，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于是，又觉得“心满意足得胜”了。鲁迅用近乎漫画的夸张的手法，将精神胜利的荒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在阿Q们的灵魂里有着四千多年积淀下来的沉重的奴隶意识，这也是鲁迅对旧中国国人灵魂的一个重大发现。所有的中国人，上自宰相、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一律都得跪下来称臣。王公贵族、大官小吏、乡绅地主，他们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皇帝的奴仆，又是他们以下的百姓、仆役的主人。只有最下层的平民百姓，他们“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板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们世世代代做奴隶，受的封建文化奴役最深，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也最沉重。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阿Q精神的麻木，是因为做了几千年的奴隶习惯。在等级制中，被强者欺凌似乎顺理成章，欺负弱者也似乎理所应当。鲁迅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显凶兽样。”阿Q头上的癫疮疤虽然是比他强的闲人们欺侮和取乐的材料，然而，阿Q还有又癫又胡的王胡可以嘲笑取乐。阿Q打不过王胡，但还有更弱的人向他求饶，他也得势不饶人。

鲁迅通过阿Q性格的塑造，突出地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1、批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2、指出了阿Q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与必然性；3、与此相联的是深刻地评价了辛亥革命。

鲁迅不仅从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方面对封建制度加以揭露，而且着重揭露了封建制度用其整个反动思想体系，给劳动人民套上的精神枷锁。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就是为了砸烂这个精神枷锁，使人民觉悟起来。吕俊华从“自尊心”分析出发，指出“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就有了自尊心”、“奴隶也要保持奴隶的尊严才能活下去”。阿Q的“自尊心很强，甚至达到自负自傲的程度”，因与实际相脱离，就变为“虚荣心”，即所谓“面子”。阿Q在一次次实际生活中所受的打击、凌辱中，在“自尊”无法维护的、屈辱的境遇中，只得求于“追求思想上的安慰”，阿Q就用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他的实际失败。精神胜利法使阿Q在挫折、屈辱中“转败为胜”，尽管是虚幻的，但也得到一些快慰的效应，所以就成了他“克敌制胜”的法宝。所以说精神胜利法是“自卫的反应”和“求生的本性”。可见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失败虽然是相反而实际都是为了保全自己，都是出于生物的本能。但是，虚幻的精神胜利究竟解决不了“生存要求”的实际问题。如阿Q的“恋爱悲剧”及其引起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进城谋食，尽管一度“中兴”，令未庄“侧目”。这就说明了“阿精神胜利法的失败”。阿Q的精神胜利是变态的反抗，是愚昧麻木的表现。阿Q的精神胜利是“被逼出来的”，也就是说阿Q的病态是旧社会造成的，是旧社会病态的反映。阿Q正是旧中国病态社会的产物，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主义的愚民政策、等级制度的产物。

《阿Q正传》充分反映了赵太爷一伙就是愚民政策的代表者、受益者，他们虽然也有阿Q精神，但他们并不是愚民，而是愚民的愚弄者、制造者。他们自发或自觉地、有意和无意地体现和实现着愚民政策，他们君临着、主宰着阿Q和未庄居民，他们垄断着做人的资格、权利而把阿Q置于非人的地位，他们不准阿Q姓赵，不准阿Q恋爱，不准阿Q革命。总之，不承认阿Q是个人，也决不允许阿Q企图争为人的地位。

阿Q性格、阿Q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条件下有如大石重压下的小草一样地扭曲生长、畸形萎黄、枯死。

《阿Q正传》通过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阿Q的塑造，揭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旧中国国民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支柱的种种精神劣根性，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失败的根本原因，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鲁迅对阿Q表现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乡村流浪汉阿Q。《阿Q正传》通过阿Q和他周围人的冷漠形象地揭示了中国农民的麻木和不觉悟，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也折射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致命弱点。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鲁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就是要揭露“国民的劣根性”，因此，阿Q的性格就是现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小说特通过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揭露了中国的民族劣根性，揭示了病态社会人们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阿Q时代属于过去，但阿Q性格包含的内容并未绝迹，所以阿Q是现代中国国民的灵魂。鲁迅对阿Q性格的揭露，意在对整个旧社会的批判，对整个旧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体现了鲁迅深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

（1）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这里的典型化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塑造人物的基本手法。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这部作品中的阿Q 形象，作者说采用了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将众多不同的人物的突出的特点综合起来，然后进行化合创造，从而创造出全新的形象。二是采用了现实主义文学基本创作方法。作品所塑造的阿Q这个形象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他不仅是阿Q这一个体，而同时也是“国民性”的浓缩体；他所生活的环境也具有高度的历史概括性，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状况，人性状况。

（2）叙述体的结构。对诸如《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的继承，但又加入了现代的精神分析的对人的精神的深度透视。作品中的“序”“优胜记略”“续优胜记略”“生计问题”等是众多故事/事迹的并行排列、堆积，各个故事之间缺乏有效的时间联系，因此都是空间性的叙事。只有到了“革命”和“不准革命”尤其到了结尾“大团圆”，才进入一种时间的流程，形成时间性叙事。

（3）犀利的幽默和讽刺。在小说的批判与讽刺特色方面，小说不仅有头尾两部分议论，而且其他诸多地方都穿插有议论，这些议论具有批判与讽刺特色，是突出主题和刻画人物形象的主要部分。例如，小说开头关于作品的名目和阿Q的性格、籍贯的探讨和借题发挥，一方面对儒家的“正名说”，旧社会的阔人和立言的人，以及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进行了讽刺。另一方面，又写出了阿Q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地位，因而与人物性格的刻画是密切相关的。

（4）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人物对话的性格化上。有时尽管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却能准确的表现人物的身份和突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其次，小说使用了不少古语，如“谁料博雅如此公”等，不仅简洁明了，而且给文章增加了诙谐的意味和讽刺性。第三，语言包含幽默感，好用反语，喜欢夸张，如“老Q”等；第四，使用了大量口语，如“儿子打老子”；最后，小说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富于表现力。

（5）游戏模仿的解构性。在这部作品中，鲁迅先生首先选择的颠覆对象是封建传统文学中的“史传”文体。中国传统文学中，“传”的种类很繁多，如本纪、列传、自传、外传、内传、大传和小传、家传，等等。这些所谓的“传”，不但等级森严，如皇帝用“本纪”体，大臣则用“列传”体，而且血缘意识浓厚，如家传、家谱专叙家族衍传家族行状，专为后代“寻宗问祖”服务；更有甚者，中国史家虽然都崇奉“秉笔直书”的修史之德，但这些“帝王将相的家谱”中却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传主的虚浮之词。另外，封建社会中，书写语言为地主知识分子所垄断，一般市民百姓本无缘入“传”，如阿Q就不但被剥夺了姓赵的权利，而且连名字也不甚了了。

《阿Q正传》是鲁迅的小说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受到震撼，在此沉思；它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影响到海内外，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阿Q正传》属于最早译介到英语世界的中国现代小说，共有5个英文译本；2009年企鹅出版社组织重译，并将之纳入“企鹅经典丛书”。

《阿Q正传》最大的成就是为读者塑造了阿Q这一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阿Q是清末民初中国农村中被剥削、被压迫、被凌辱而自身也是被扭曲的尚未觉醒的农民典型。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作者对病态国民性的全部感受，他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昏睡麻木国人的代表。

1957年香港长城与新新影业公司也曾将《阿Q正传》搬上银幕。

1981年岑范导演《阿Q正传》，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

话剧《阿Q正传》1981年分别由中央实验话剧团、江苏省话剧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采用同一剧本，分别按各自的理解、解释和立意，按各自所遵循的导表演二度创作的美学原则和不同的艺术风格，为人们提供了三台各有千秋的精彩演出。

《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讽刺是理智的文学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不尽是破坏。——中国作家周作人

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阿Q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一点也没有减退，反而日见其浓烈日显其尖锐，“未庄”的国情并无根本改观，“阿Q精神”仍然到处可见。《阿Q正传》就是一把解剖刀，通过“解剖自己”而剖析中国人的精神危机和国民性格。——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中国作家周扬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