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1-04 01:41
王府一家从京城北平回乡不久。王府老爷在京城做官时，与一同僚关系甚好，两家夫人同时怀孕，互相指腹为婚。果然一家生男，一家生女。故王家千金从小订婚。长大以后，对方少爷是个纨绔子弟,结伙嫖赌，不思上进。王府闻风，后悔莫及。王小姐死也不肯下嫁如此郎君。此时适逢满清皇帝退位，不少官员辞职返乡，王府乘机返回原籍，小姐也退了这桩婚事。
回乡后，王小姐已过佳龄，急于找婆家。听说刘家是大户,也急找媒婆。媒婆收了王家厚礼，虽然小姐年龄大些，隐瞒几岁，刘家也不知情。媒婆陪伴王家众人去刘家“相亲”,双方对彼此的门户都很满意，不久成婚。婚礼之日，十分隆重，王府的“十里红妆”,使多少年轻姑娘傻了眼。热闹而又繁琐的结婚仪式，使新郎新娘晕头转向，王小姐在蒙头的红巾里看不见场面，但从听到的热闹的喧笑声中知道排场很大，但也隐隐感到身旁的新郎脚步不稳，有点忐忑不安。好不容易进入新房，遵照母亲的教导，做好亲朋闹新房的思想准备。好奇怪，新房里很宁静。等了不知多长时间，新郎才掀了新娘的红面巾。新娘见到了新郎，只见新郎面目清秀，但无血色，骨瘦如柴。新娘这才知道，自己的夫君已经病入膏肓，悲哀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
导演：
张石川
郑正秋
编剧：
郑正秋
摄影：
依什尔
演员：
丁楚鹤（饰王小姐）
王病僧（饰刘公子）
《难夫难妻》诞生
虽然从1895年12月28日起，世界各国公认的电影时代正式开始了。但中国人自己拍摄电影，学界基本认定是从1905年才开始。这一年，北京丰泰照相馆主人任景丰因对拍电影感兴趣，便自购摄影机等器材，真正开始拍摄影片了。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其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是利用露天广场日光拍摄的。摄影师是该馆技师刘仲伦，摄制三天，共拍成影片三本。这部短片就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电影。
而中国人自己摄制的故事片却姗姗来迟，直到1913年秋，才由张石川、郑正秋等人组成的新民公司，由郑正秋执笔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编写了一个抨击社会现实的电影剧本，即《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郑正秋认为戏剧必须是改革社会，教化群众的工具。这个观点也体现在他编写的《难夫难妻》剧本之中，并选择以自己家乡广东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剧本故事从媒人撮合说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具体地说，就是按照当时盛行的文明新剧的结构形式编写，大致是五场戏；一、乾家的家长共同商量要为长大了的儿子髻令娶亲；二、乾家托媒人说亲，媒人接受委托；三、媒人花言巧语，劝说坤家的家长把女儿标梅嫁给乾家，坤家的家长表示同意；四、乾坤二家择吉日成亲，大喜之日，一对素不相识的少男少女，像傀儡一样，任人摆布，结拜天地，送入洞房；五、一对少年夫妻（髻令标梅）成婚之后，过起了他们“难夫难妻”的艰难生活。
影片中七个主要人物围绕“结亲”一事进行活动，构成了一个颇为完整的、饶有趣味的故事。它明显地区别于在此之前拍摄的《定军山》等戏曲短片，也有别于外国人在中国摄制的《西太后》等短纪录片。但《难夫难妻》也存在着早期影片明显的幼稚性和简单化。如影片演员都是来自新剧舞台，他们的动作和表情完全是夸张的，导演技术也极其幼稚。据导演之一张石川后来回忆拍《难夫难妻》时说：“我和正秋所担任的工作，商量下来，是由他指挥演员的表情动作，由我指挥摄影机位置的变化。——这工作，现在最没有常识的人也知道叫做导演，但那时却还无所谓‘导演’的名目。我还记得，好像一直到后来办明星电影学校的时候，《电影杂志》编者顾肯夫君将“director”一字翻译了过来，中国电影界才有了导演这一名称。”（按：“导演”一词，实为陆洁所译。）又说：“导演的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情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二百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当时还没发明四百尺和一千尺的胶片暗盒）。镜头的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有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由此可见当时拍戏的幼稚和缺乏经验。
据当年参加拍片的民鸣社剧团的演员钱化佛回忆说：“民国二年（1913年）的秋天开始拍摄，规定每天早晨八时起化妆，九时拍摄。化妆也只是脂粉，没有其他东西。还有道具、服装，完全由民鸣社剧团搬来应用，以省开支。布景简陋极了，墙壁当然是模板搭的，壁上的衣钩咧，自鸣钟咧，都是画出来的。甚至有些新式几椅，租价太大，便托纸扎店扎束。外景十有八九在郊区一带拍摄，所费不多……。”
据上海电影史料记载：“国产故事片《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在新新舞台放映，时为1913年9月29日至10月1日，片长30分钟。”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长的了，因为有故事性，通俗易懂，颇受观众欢迎。
由于历史局限，第一部故事短片质量欠佳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片。影片通过一对少男少女在封建买卖婚姻下的不幸命运，抨击了这种制度的不合理，这种主题是可贵的。郑正秋为中国电影片种、样式和创作方法开了个好头。这部影片是中国现代影片的开山之作。
郑正秋在这部影片摄制完成之后，因与张石川在艺术观点上不合，毅然离开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又把精力放到创办大华新剧活动上。直到十年之后的1922年，在张石川办电影遇到危机时，郑正秋才又应邀回到电影创作岗位上来。他从此为电影事业献身，成就辉煌，成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垦荒者之一。
“文明戏”与中国故事片之始
虽然中国的戏曲源源流长，但现代话剧的形成竟然也是与中国电影同步前行的。电影与话剧均为“舶来品”，中国人最早看到的电影是外国人带来放映的“西洋影戏”，中国话剧的初创也是受到当时日本兴盛的“新派剧”所感召，春秋社的发起人如曾孝公、李叔同等人均是一些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
当时，人们一般称这种刚刚输入的戏剧样式为“新剧”，取“新型的戏”之意，区别于旧戏，把“新剧”叫做“文明戏”。“文明戏”的“文明”二字则是热情的观众赠予的美称，表示“进步或先进”的意思。文明新戏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一个流行的名词。1911年至1912年是文明戏的全盛时期，辛亥革命成功后，宣传与鼓吹革命思想的文明新戏团因其与群众声气相投而受到普遍欢迎。
当时著名剧团有春秋社（曾孝公、李叔同）、新民社（郑正秋等）、民鸣社（经营三、张石川）等，后两家的主要成员都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骨干。新剧的演出剧目多半以赞美江湖豪侠、自由婚姻或揭露官场腐败等为内容。社会大变动时期，人们来到剧场，不只是为看戏，更为听到议论，知道新的事实。而政权更迭，使统治者一时无暇顾及新剧艺人们的活动，这就给予当时的新戏以较大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满足观众的要求，编演出一系列往日不敢演或不能演的新剧。即使有幼稚、粗糙或不妥的地方，也被看戏人原谅了。
到1917、1918两年，文明戏已趋于衰败，因为文明戏演出并不严格遵守剧本，后来甚至完全弃掷剧本不顾，只是简单地利用一点情节，在表演上，不排练、不试演，有时甚至演员上场后还不清楚情节，据说一出叫《秋瑾》的戏开幕前演员还突然大喊：“哎呀，这个秋瑾是男、是女啊？”那时候，“文明戏”这一称号则已经有蔑视、鄙夷、贬斥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