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

卢嘉川牺牲了，道静在怀念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那个要娶她的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不久，道静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充满敬慕。这时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

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终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

林道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

林道静的生命历程演绎着五四以来时代女性相似的命运和追求：林道静受过新的教育，接受了五四新思想的启蒙，这使她不再认同传统中国女性在父权制下屈从、依附的地位和无奈的历史宿命，而有了对个人自由和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她特殊的身世，使她憎恶道貌岸然却强占了佃农女儿的父亲，还有想把她当作摇钱树嫁给旧官僚的后母。封建家庭对她的冷漠和虐待使她形成了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在遭遇失学、逼婚后，林道静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在整个社会的黑暗中，她想寻求自由生活的幻想很快破灭。去北戴河投亲不遇，走投无路的她被小学校长余敬唐收留，却不曾想又落入了新的陷阱里。余敬唐看林道静容貌秀丽又年轻，密谋用她去讨好当地的权贵。绝望之中林道静想投海自杀，结果被已注意她多时的大学生余永泽所救。具有“诗人兼骑士”风度的余永泽，俘获了涉世不深的林道静的心，他们相爱并同居。但逐渐地余永泽的庸俗和自私让林道静感到失望，两人因为思想分歧和家庭矛盾多次发生冲突。林道静不愿过家庭妇女的生活，她想出去工作却一再受挫，因而心里极度苦闷。在邻居那里林道静接触到北大的一些爱国学生，心灵受到很大触动。之后，她遇到了共产党员卢嘉川，在他的指导下读进步书籍，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又在他的带领下去参加游行集会。卢嘉川的被捕，使她下决心离开了余永泽，选择了革命，并且在共产党人江华和林红的引导和影响下，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从此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余永泽——林道静的前任男友，地主少爷出身的北大学生

在回乡探亲时救起了投海自杀的林道静。回北平之前，余永泽通过关系，把林道静安排在杨庄教书。和林道静同居后，很快暴露出他的自私、卑微和庸俗的个性。余永泽反对林道静和进步青年来往，对林道静和卢嘉川的交往非常嫉妒，有意制造事端，使林道静感到难堪。二人终因政治的分歧，追求的不同，感情的破裂而痛苦地分手。

江华——抗日救亡运动的领袖人物

一位经常失业的印刷工人的儿子。生活贫困，十二三岁的江华被迫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跟随父亲当了印刷厂的学徒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进入党办中学读书，接学了革命教育。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策划组织了唐山五矿工人大罢工。察北抗日同盟军刚成立，他又被党派到那里当军事指挥员。同盟军遭失败后，江华转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周围几个县的县委书记。与林道静认识后，两个人在共同的战斗中增进了友谊，产生了爱情，结成了伴侣。江华身材高大，阅历丰富，举止敦厚，言谈质朴，待友细心关怀，工作严肃认真，是《青春之歌》这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郑瑾——女共产党人形象

真名林红，早年，郑瑾就被作为政治犯而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呆过三年。出狱后从上海调到北平工作，不幸叛徒告密，刚工作不久又被捕入狱。在狱中，郑瑾对因受重刑而生病的林道静关怀备至，又如亲姐姐一般鼓励被无辜抓进监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俞淑秀。共同的理想、事业、遭遇使她们很快成为亲姐妹似的朋友。她教育林道静，被捕不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长久斗争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同时希望林道静将斗争进行到底，做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郑瑾最后英勇就义。

卢嘉川——中国革命者的形象

一位小学教员的儿子，从小受李大钊同志的影响，思想十分活跃。早在中学时代，卢嘉川就参加革命活动，考入北大后，很快成为一位党组织负责人。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漂泊，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下，他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沉着一次次摆脱了敌人的盯梢。由于叛徒戴瑜的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卢嘉川受尽折磨，然而，他没有倒下，而是用残废的身躯，垂危的生命在狱中建立“狱中支部”，组织领导了绝食斗争，后牺牲。

1932年后，作者认识了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忍饥受冻，忘我地进行斗争。《青春之歌》中的江华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只不过姓名不同而已。他出身富农家庭，上了大学，很早就入了党。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党需要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去。他先在东北抚顺煤矿砸铁砂，推小车。这种沉重的露天劳动，使他又冻又饿，终于病倒了。后来，党又派他到唐山工人中去活动，被捕后跑出来。坐火车没钱，只好躲藏在煤车里逃到北京。衣衫破烂，冻饿不堪，像乞丐一样躺在北大附近的大树下等候同志。这个人革命需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管如何艰难困苦，都非常乐观，令人感佩。作者早就认识他，为了写小说，作者又找他谈过几次。江华就是以他为模特儿塑造出来的。又如，有位做公安工作的领导干部，原是保定二师的学生。他和其他几十个学生曾和上千的敌人坚持了二十多天的艰苦斗争。以后不少人伤亡了，他侥幸逃了出来。当工人，还苦学中医到农村去免费给贫农治病，做发动农民斗争的工作。他向作者谈了自己，也谈了许多其他共产党员的悲壮故事，给作者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一二·九”学生运动前的三四年中，作者是个失学青年，住在沙滩北京大学附近的小公寓里。那时候沙滩一带的小公寓很多，里面住了形形色色的青年人。有经常打牌嫖妓的阔少爷，也有成天钻故纸堆的老夫子。但更多的还是爱国或革命的青年，他们不一定都是北大学生，但可随便进出北大听课。当时，地下党也常在北大活动。那真是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天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进驻华北、北平，青年学生的抗日情绪高涨，热血沸腾。作者常听说有学生到装载着日本兵的火车前去卧轨，到南京国民政府去请愿。在这三四年中，作者常和北大学生来往，对他们的生活、思想情况和救亡活动比较了解。所以《青春之歌》中的许多人物、环境都选择了沙滩公寓和北大学生。这是由于作者比较熟悉这些人物和环境的缘故。以上可以说是作者写出《青春之歌》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也可以说是主要原因。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这使作者选择了林道静为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不是作者自己，但是有作者个人的生活在内。作者的家庭和林道静出生的封建大地主家庭差不多，作者的父亲也是像林道静父亲那样的人。作者年轻时接触一些革命同志受到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恨起自己家庭的黑暗腐朽。地主阶级的自私、残暴、虚伪、恶浊使作者无法容忍，读完中学后作者就和家庭决裂了。作者也到过北戴河，到处找不到职业，受尽失学失业的痛苦。走投无路，想过自杀，又拼命挣扎了过来。但是旧社会给一个想自食其力、个人奋斗的女青年安排的道路是异常险恶的。林道静参加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作者的经历，她参加革命后的经历，是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

1951年，杨沫正式开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的创作，到1952年底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初稿。其间，杨沫被调到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担任编剧，从事专业创作。而这时的她又一直处在病痛的折磨中。杨沫常常是躺在床上写作，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满意的留下，不行的撕掉再写，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重写，艰难地熬过了六年漫长的时日，杨沫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9年，小说拍成同名电影上映，影响了中国几代青年。《青春之歌》为杨沫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荣誉。盛名之下的杨沫继续吸收读者的一些意见，用时三个月，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并增加了十一章，全书累计达四十多万字，并于1960年再版。

革命成长

《青春之歌》通过女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和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小说着力叙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经历一个“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的过程，通过不断地向无产阶级学习，逐步克服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带来的弱点，才有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小说以爱国青年为先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为重点描写的事件，刻画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刻所经历的生活道路和他们的思想风貌。他们中间有忠于党的事业、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卢嘉川、林红、江华；有苦闷彷徨而又执著追求最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王晓燕、许宁等；有追求个人名利走整理国故道路的“老夫子”余永泽；也有走向时代反面的甘于沉沦的知识分子如叛变投敌的戴愉、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自灭的白莉萍等。这些成功的艺术形象丰富并深化了主题，给人以激励以警策。

爱情

《青春之歌》小说抓住“爱情”这一人类千古不变的主题，采用中国文学作品中“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两种古老模式演绎了林道静和三个男人不同寻常的爱情故事。林道静同余永泽的爱情，是典型的才子配佳人，“小姐落难，公子相救”，具有强烈的罗曼蒂克色彩。卢嘉川坚毅勇敢、英俊潇洒、谈吐不凡，集革命和才气于一身，他的出现打破了林道静爱情天平的平衡。他是革命英雄，她爱屋及乌也投身革命。相对于思想落后，立志靠读书谋个好职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的余永泽，以国家民族安危为已任的卢嘉川愈发显得神采飞题、形象高大。他同林道静完成了“英雄美人”的结合。卢嘉川被捕牺牲后，“英雄”的角色由江华来续演。江华更加成熟稳重，他不可遏制地爱着林道静，她也没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爱。如果说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是精神的结合，那么她与江华之间的爱情则更多地建立在革命和生活中相互扶持的基础之上。《青春之歌》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作者为美好的爱情披上了革命的面纱，将真切感人的爱情置于革命斗争的宏大背景之下，以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细腻向读者展示了主人公的爱情生活。

人物塑造

小说塑造了林道静、卢嘉川、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机钻营以求平步青云的统治阶级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以及自甘堕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

《青春之歌》丰满人物形象的塑造，得益于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首先是细腻的心理描写，比如林道静的赎罪意识，她一次次在内心告诉自己，她大地主阶级的父母家庭，对劳动人民犯下了滔天罪恶，她要以她的革命斗争来赎清。其次是运用对比反衬，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来刻画人物。对于革命，林道静最初是狂热的，而余永泽则沉浸于安逸甜蜜的爱情家庭生活，不愿卷入外面的混乱，就连教授家庭出身的好朋友王晓燕，最初也坚信读书救国，对革命报以冷漠的态度。如此相比之下，人物性格自然清晰明了。细节描写也是刻画人物的手法之一。在描写余永泽因嫉妒林道静和卢嘉川的热情会面时，作者写道：“他眼前闪过了那奕奕的神采、那潇洒不羁的风姿，同时闪过了道静望着卢嘉川时那闪烁着的快活的热情的大眼睛，他又忍不住被痛苦和忿恨攫住了。”而卢嘉川看着“余永泽那瘦骨峻峻的背影”。感觉他戴着呢帽的头“活像一个黑黑的大圆蘑菇”，身子“就像那细细的蘑菇柄”。这个细节把两个人物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正是这些手法的综合运用，避免了处理人物形象时的简单片面化，能够全面把握人物的多面性，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画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语言风格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以流畅、简练的叙述和热情的笔调行文，尤其是浓烈的抒情色彩。小说第二部第二十章对林红的描写，第二十五章林道静对刘大姐的片段感想、对卢嘉川的深情的缅怀等，写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既真挚委婉、诗情洋溢，又曲折入微、纤毫毕见。而对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那么细腻真切、楚楚动人，又全仗作者驾驭语言的功力。

《青春之歌》销售达四五百万册，并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周恩来、彭真、周扬、茅盾等都在不同场合称赞这部作品，共青团中央也号召全国青年学习这部作品。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2022年5月，入选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的在“讲话”精神的照耀下百部文艺作品榜单。

1959年，《青春之歌》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银幕。

1999年，该小说改编成同名电视剧《青春之歌》。

2009年5月1日，歌剧版《青春之歌》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首演。

2017年，浙江歌舞剧院又推出了民族歌剧版《青春之歌》。

该作品的续作《英华之歌》，接续上以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为主人公的故事，同时继承其中人物心理刻画细腻生动、形象较为饱满感人、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等艺术特征。

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茅盾：《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和我一起读名著 一口气读完百部中国名著》）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文学理论家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史》：《青春之歌》将作者自我的人生经验组织入宏大叙事而获得成功的作品，其艺术魅力……依赖于作者作为知识女性特有的坎坷多艰的个人经历与个人化的情感。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李扬《成长·政治·性对“十七年文学“经典作品〈青春之歌〉的一种阅读方式》：《青春之歌》将“‘超验’的政治叙事与世俗的情爱故事巧妙地缝合在一起，使女青年林道静的情爱历险与‘知识分子’和‘民族国家’的成长统一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一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奥秘及其美学变迁的一个视角》：林道静曾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梦”，这个梦使我认识到这部作品的意义，它的无法抹杀的“文学意义”与潜意识的精神深度，它蕴藏的非常丰富的潜文本的内容甚至是作者也无法“掩盖”的。

原吉林大学文学院广播电视艺术系主任王俊秋《从模式化到经典化——〈青春之歌〉的文学史意义》：《青春之歌》产生的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高扬的时代，从普通走向伟大，从平凡走向崇高，是一代人的普遍追求。林道静的道路非常及时地适应了广大青年人的这种精神需求，而且自传性的写实也使这种精神诉求增加了一种真实感和可模仿性。在那样一种时代精神的感召下，林道静不再是一种艺术形象而是一种生活的典范，满足了青年读者渴望崇高的心理欲求。因此说，《青春之歌》是一部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作品，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可深入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青春之歌》非常好，林道静的道路就是日本青年应该走的道路。”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湖南湘阴县人，出生于北京。1928年考入北平温泉女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1931年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先后当过小学老师、家庭教师和书店职员。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抗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1943年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1958年，杨沫代表作《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杨沫还创作了《东方欲晓》（后重写为《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长篇小说，以及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