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赏罚有度，不可苛责

4.进德修身齐家之本

5.夫唱妇随真和合

6.婚配嫁娶难得素对

7.圣经圣书谦恭相待

8.妖妄之事勿沾染

风操篇第六

1.言谈举止有礼有致

2.避讳不当贻笑大方

3.取名起字有讲究

4.嬉笑言谈不当招恶

5.待客之礼贵在真诚

6.北方颇具华夏遗风

7.闲聊之中慎谈家世

8.长幼内外宜法属辞严

9.离别未必涕泗交零

10.宗族礼节不可废

11.遭重丧三日必吊

12.告慰先人情真意切

13.成长礼俗富饶趣味

14.呼天抢地要当心

15.家族命运损荣相连

16.义结金兰须志均义敌

17.接待宾客恭谦有礼

慕贤篇第七

1.圣贤难遇随缘相惜

2.珍惜身边圣贤人

3.君子不窃人之美

4.不怨不嫉人之长

5.贤才关乎家兴国昌

勉学篇第八

1.官宦子弟也要学习

2.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3.学习无用是个谬论

4.万事万物皆为师表

5.学以致用是根本

6.以学自损不如无学

7.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8.治一经可弘圣人之道

9.尽信书不如无书

10.谈玄说妙不可取

11.勤奋好学方成大器

12.天下之大教育为本

13.独学无友易孤陋寡闻

14.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文章篇第九

1.文人轻薄多致祸

2.习文不要勉为其难

3.文理兼具才是上品

4.他人文章不妄加评论

5.细节决定文章的好坏

6.文人何必常相轻

名实篇第十

1.名不副实以为耻

2.唯至诚能胜至伪

3.寡欲淡泊方远致

涉务篇第十一

1.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2.书生戾气需警惕

3.萧墙之祸始于国风

省事篇第十二

1.谏言应有自知之明

2.君子当修德以待时

3.追名逐利必招祸

止足篇第十三

1.安然知足者最幸福

2.天道忌盈，业满招损

3.好兵弄武易招祸患

诫兵篇第十四

养生篇第十五

1.尽其在我，听其在天

2.养生以少虑祸为本

归心篇第十六

1.儒佛两家本为一体

2.不可以凡夫心测圣人智

3.凡事有因必有果

4.不以一眚掩大德

5.凡事不能责备求全

6.修道之事大矣哉

7.五常之道始于心

书证篇第十七

1.博士未必博识

2.音辞语调南北相异

音辞篇第十八

杂艺篇第十九

1.工整之风日渐萎靡

2.六艺精通未必是福

终制篇第二十

1.日月逝矣，岁不我延

2.奔波操劳只为祖孙计

3.终身修业以立世

颜之推不但日常深信因果、礼拜佛陀，还对奉佛及其所产生的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观点，在《颜氏家训·归心》篇里，他对此作了充分论说。

在颜之推看来，首先佛教高于儒教，儒学虽然知识渊深，教人仁、义、礼、智、信的修身之道，但不论从它知识的广博而言，还是就它所传导的从善内涵来说，它的精髓都已被包含在佛学之内，即佛教的知识和教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其次，佛教的济世情怀和救人功德远远超过儒教的治世功能。颜之推认为，儒学提倡的“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不过是“治家者欲一家之言，治国者欲一国之良”；而佛教虽是自我修行，却不仅能修炼自己、脱除自身罪孽，更能通过“修道”感化、影响更多的人从善，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进入福地，并使他们的家人、亲属等也脱除前世罪业。佛教有利于国家的治理，应积极提倡，而不能因为其存在某些不当的现象就予以否定。颜之推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如同世人对儒学的学习和践行一般，并不是读了《诗》、《书》、《礼》，并记住其内容就一定会那样去做，即使是朝廷上那些儒学优秀者也多是“略无全行者”，因而对于普通的僧侣而言，他们就是有一些过错，也没有必要去求全责备。而且在颜之推看来，“非法之寺，妨民稼穑；无业之僧，空国赋算，非大觉之本旨也。”即使有这种现象也是管理者没有尽到职责去很好控制的缘故，非是佛法传播之宗旨。

作为出身于世以儒学传承家族的士大夫，颜之推无法抹去儒家文化的浸润，所以在信仰佛教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故而论佛时他便不时援儒入佛，认为儒学、佛教都立足于劝人为善、济世益物，儒学的“五常”和佛教的“五禁”基本一致，所谓：“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认为儒、佛二者目的相同、所起到的社会功用相同，所谓：“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因此作为儒者的颜之推便能坦然奉佛，虔诚奉佛的他也能从容言儒。

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被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钦羡不已。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正由于颜之推“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他对南北社会风俗、政治得失、学风特点有透彻的了解。入隋以后，便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的宗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仍有借鉴意义。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他鄙视和讽刺南朝士族的腐化无能，认为那些贵游子弟大多没有学术，只会讲求衣履服饰，一旦遭了乱离，除转死沟壑，别无他路可走。对于北朝士族的腆颜媚敌，他也深致不满。且往往通过插叙自身见闻，寥寥数语，便将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特别是士族社会的谄媚风气，写得淋漓尽致。如《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语言朴实而生动，一时士大夫的心态跃然纸上。

《颜氏家训》中《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自成书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作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经久不衰。究其原由，主要是书中内容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儒士们教育子孙立身、处世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和主张，以及培养人才力主“治国有方、营家有道”之实用型新观念等，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以“明人伦”为宗旨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育思想。

正由于此，历代统治者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被后世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可见《颜氏家训》影响之大。

《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在它的《文章》篇中，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他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颜氏家训》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数十种家训，莫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所以，王三聘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从《颜氏家训》之多次重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更可见其影响深远。

首先，把读书做人作为家训的核心。颜之推把圣贤之书的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字；认为读书问学的目的，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读书学习，“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其次，选择正确的人生偶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北齐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他要求子女“慕贤”，将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并且“心醉魂迷”地向慕与仿效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

再次，确立家庭教育的各项准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要在践行“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等细小的生活礼仪中树立“士大夫风操”。持家要“去奢”“行俭”“不吝”。在婚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名，摒弃“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的行为，“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杜绝迷信，绝对不谈“巫觋祷请”之事，“勿为妖妄之费”。

《颜氏家训》的主要刊本有宋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库本，明万历甲戌（1574年）颜嗣慎刻本和程荣《汉魏丛书》本，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朱轼评点本、雍正二年（1724年）黄叔琳刻节钞本、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卢文弨刻《抱经堂丛书》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今人王利器撰有《颜氏家训集解》，并附各本序跋、颜氏传及其全部佚文，迄今为止，最为完备。

颜之推（531年—591年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年），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