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17 20:04
《驿站长》是俄国作家普希金创作的短篇小说，收录于小说集《别尔金小说集》中。
《驿站长》中作者以伊凡·披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叙述了驿站长萨姆松·维林辛酸悲惨的一生。其情节十分简单：通过别尔金的三次经过驿站的所见所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小人物”故事。“我”第一次在风雪中来到一个偏僻的驿站时，遇到了驿站长和他活泼美丽的女儿杜尼娅，父女俩相依为命的日子，单调但也其乐融融。当“我”第二次在风雪中来到该驿站时，驿站长变得衰老，絮絮叨叨的诉说他的女儿杜妮娅被一个骠骑兵骗走了的经过。而最后“我”经过此地时，驿站长已经死了。
作者站在驿站长的坟前，给了带路的小男孩几个钱。那小男孩说，几年前有一个官家少妇带着两个小少爷在这坟前哭了一场，给了带路的他好多钱。
19世纪30年代，俄国经历了1812年的卫国战争和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革命起义，卫国战争激发了俄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十二月党人革命起义促发了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此时俄国的社会体制极其落后，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沙皇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企图在思想上控制民众的反叛，比如尼古拉一世提出所谓的“正统国民精神论”，颂扬俄国“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企图用宗教来遏制人们的反叛倾向。但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先进制度还是不可遏制地冲击着俄国的传统体制和文化观念。普希金和19世纪的许多俄国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徘徊在西方先进文化和俄国的宗法制文明之间。他热爱人民和传统文化，也深知传统文化和宗教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但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西方启蒙文化对人们思想和思维习惯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于19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来说就像一把“双刃剑”，其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强烈的个体意识激励着人们追求个人幸福，但对个性和自我的过分追寻却导致人们私欲的膨胀，引发家庭和伦理的悲剧。在普希金看来，《驿站长》中杜尼亚对爱情的追求是时代的产物。
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人民生活不安定，因此应时代的特征，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而普希金的《驿站长》成为此类文学创作的开端。
维林
驿站长是个社会地位低微，下层贫苦的老人，他的生活充满着屈辱和苦难，他的唯一安慰和幸福就是有一个聪敏、活泼的女儿，他与女儿相依为命。老站长对女儿深深的爱远比一般的父爱要丰富的多，他的妻子死很早，仅留下这个人见人爱的女儿，又懂事、又伶俐，象她过世的母亲，老站长是那么地依赖自己的女儿。女儿杜尼娅是他孤独生命中的唯一慰藉，把杜尼娅带走了就等于带走了他的一切，带走了他的生命。
从性格上看，“小人物”维林是一个善良敦厚、待人和蔼的老头，忠于职守而又懦弱、凡事忍让的小官吏，仁爱慈祥的父亲。他为人温颁，安于命运的安排，他认为“灾难躲不了，命中注定的事难改”。这是“小人物”的控制局限。
他在明斯基面前带着眼泪向对方恳求：“大人，请行行好吧”，当明斯基粗暴地把他推出来后，他只有安于苦难，选择了放弃。另外，他爱自己的女儿，所以他放弃了要回自己的女儿，他用自己伟大父爱成全了女儿。即使归还了女儿，结果也只能造成女儿的不幸。女儿爱着明斯基，女儿回来也得不到幸福。当他看到女儿身穿盛装沉醉于爱情的幸福之中时，他惊呆了，作为一个为女儿着想的父亲，他不忍心去破坏自己女儿的幸福。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女儿要与上层社会的明斯基相爱就必须舍弃自己的父亲，在这种不公平的选择面前，他成全了女儿的选择。老站长伟大的父爱正体现了“小人物“身上真实的人性。
故事的结尾是一位漂亮的贵妇坐着六匹马拉的轿式马车，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个奶妈，还有一条黑色的哈巴狗来到老站长的坟地上，那位贵太大躺在坟上哭了。杜尼娅并没有像维林所担心的那样被抛弃和流浪街头，而是一直得到明斯基的宠爱成为一位贵妇人，这个结局是维林原来的担心显得多余，郁郁而死的悲剧似乎是自己虚构所致，他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活着，可是生活却跟他开了一个如此大的玩笑。这是一种“小人物”的逻辑，是“小人物”的生存法则，是“小人物”的必然悲剧。
杜尼娅
文章中的杜尼娅，美丽善良，善解人意，是爱与美的结合体，是主人公维林的幸福和希望。她勤劳能干，能把家里的事料理的井井有条，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能做到如此地步，着实体现了她的能干。同时，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听话，文章中表现在当明斯基自告奋勇顺道送她到教堂时，她不是很兴奋的立即答应，而是退疑未定的站着等待父亲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她对父亲的爱和依靠。当父亲答应后，才顺从的上了明斯基的马车。十四岁正值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少女没有反抗的随着明斯基一直往更远的地方走了。
明斯基
明斯基是一个骠骑兵军官，是个上层人。他不仅年轻、身姿挺拔，而且有着贵族青年都有的傲慢和冷漠。当他遇到杜妮娅时，他的傲慢和冷漠就被感情所消融。他狂热地爱上了杜妮娅，并轻而易举地从无处伸冤的小人物维林那儿，抢走了他的心爱的女儿，这是现实社会赋予明斯基的特权。但要那个社会承认一个贵族青年对于一个平民少女的爱情，却也不是易事。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抛弃自己的阶级限制，普希金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深深地为他们的悲惨命运而打动，这也是作者对以维林为代表的小人物形象的同情和怜悯，是作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如在“我”在省长的宴会上、受到了下人的冷落，这和驿站长在接待旅客时所受的侮辱一样，让作者觉得这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境地，因此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呼吁人们要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民有一颗同情之心，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变成一个安定和谐，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这里，所有人民都一样而没有地位、身份的差别，人格能够得到充分的肯定，百姓相互之间理解关爱而没有压迫。作者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在维林、杜尼娅，明斯基的悲剧里，他们每个人好像人都有过错，但是他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又都是他们所理所应当的，也是合乎情理之中的。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从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下去分析，这几个小人物的人生悲剧，不是他们个人所为，而是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环境里，典型人物所必须做的选择，那是人性的无奈，也是时代的无奈。年轻漂亮的杜尼娅，她也想念她多年不见的老父亲，但是她却不忍心放弃自己想要得到奢侈生活，而最终她还是没有用亲情改变自己的想法，离他的父亲而去，而父亲，想要保护女儿，不想让女儿受到任何伤害，但是他却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无能为力。
在小说中作者把描写的重点放在驿站长悲痛的境遇上，同时还让驿站长的女儿跟着明斯基走后仍然获得幸福。显然，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是超过他对当时社会罪恶的批判的。与此同时，小说还有另一层意思，这就是对当时迫使站长父女不能重聚的这样一个不人道的社会进行批评。
《驿站长》的结构是非常严整、简洁、紧凑的。社会性主题自然地通过个人的命运获得了鲜明的体现，使人感到干净利落，一气呵成。
《驿站长》中，一次次情节的突转表明：父女之爱，思女之情，难敌贵族老爷的歧视偏见和社会专制力量及特权的摆布。在这样的社会里老人小可能有美好幸福的命运，主人公命运的突转和悲剧性结局，既是社会制度使然，又是俄罗斯底层小人物命运的真实写照。
作品只用两大部分“重复”的艺术性议论来构成情节，第一部也是演讲式议论，普希金完全站在保护者的立场上替“小人物”鸣不平。第二部分紧接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转为个别性的具体形象论证，情节很简单，仅借“我”从三次造访驿站长维林的三个典型生活横断面，概括了维林苦难的一生，深挖了造成“小人物”悲剧的社会根源。作品中写“我”三次都是带着不祥的预感访问驿站的，这不仅是结构上的承上启下，更重要的是重申作家的立场观点。第一次访问，“我”在驿站看到的维林面色红润、精神矍砾；他的女儿杜尼娅聪明、伶俐，美貌惊人。这儿是“欲抑故纵”，以短暂的“幸福感”为悲剧效果埋下了伏笔。第二次访问，维林倒叙的父女生离死别的慑人心魄的故事把情节推向高潮。这次“我”来到驿站，没有见到杜尼娅，仅三四年时间维林就变成了一个脊背佝偻的衰朽老头，他声泪俱下地向“我”泣诉爱女被“浪子”明斯基拐骗走和自己四处寻女的遭遇。维林寻女三进明斯基公馆的情节涌到了高潮的顶点。一进，维林在公馆门口被明斯基用假言搪塞过去，茫然退到街上，怒而不发；二进，他怀着见女儿一面的“侈望”再次来到公馆时，明斯基紧锁厅门拒不见客，无奈而回；三进，他抱着最后的希望闯进明斯基家中，岂料“女儿相逢不相识”，惊叫一声昏死在地，明斯基连骂带推将他赶出门外，他忍气吞声回到驿站，从此万念俱灰，一撅不振。第三次寻访驿站时，维林已过世，驿站也被撤销了，“我”在村边找到了维林那荒凉的土坟。随着这重复结构的逐次展开，如层层剥笋，步步深入，对比度次次加大，把贵族地主阶级对“穷人”的残酷压迫和“小人物”逆来顺受、驯良忍耐的宗教愚昧揭示得淋漓尽致，好比诗人的“七弦琴”回环往复地奏出了维林由安乐到孤苦，终致忧郁而死的悲剧主调，一遍遍扣击着读者的心弦，“使作者对贫困不幸者的怜悯之情，深入心曲”，进而不能不激起对野蛮的农奴制和宗教神权的仇恨。
普希金在这部作品里第一次广泛、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初至30年代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描写了贵族文学不屑一顾的小市民、小官吏，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范围，使其更加面向生活。这是普希金世界观的进步性和民主倾向的表现。
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俄国诗人。生于莫斯科。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和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建者。他使俄罗斯文学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主要作品有长诗《叶普盖尼·奥涅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