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村两制，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

这是崖口独辟蹊径。不同于中国其他乡村之处。

1981年来，崖口坚持“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内部仍然保留大队，之下再分13个生产队。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最后分配粮食。

村里余庆祠堂门口的工分表，记录着每个参加集体劳动的农民一年的“收入”工分—从7000多分到15000分不等。

村民谭中祥就在村里参加集体劳动，上午秧插完，开始打扑克。以前的他在外务工，“打工不好找，在东莞搬沙很辛苦，月薪1000元。现经济危机，工厂破产。年初就报名参加村里劳动。”每天，他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公社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收购。生产队再把粮款和工分挂钩折算进行分配。按近两年的行情，估摸一个工分一块钱。”

一村两制

谭中祥50岁左右，他说在村里干农活的都是年纪偏大的人，或没读过书的人。“年轻人肯定出去打工，当农民会觉得没面子。”

“如果今年想参加集体劳动，年初就去报到，便于生产队统计人数，安排农耕。”村里法律顾问谭顺宁说。

崖口有1000多劳动力不参加集体劳作—认为做生意、外出打工更能致富，你大可自由选择。这是崖口公社不同于华西村、南街村的本质：自由选择。这意味着外部市场经济对大队内部的公社制度构成直接竞争。如果你能在市场经济中赚到丰厚的报酬，你就会离开大队，如果你毫无在市场上生存的技能，只有一把力气，那就要依靠大队劳作生活。

村民谭兆良家是两层小楼，院里一树繁花伸出墙外。家门口砌个小神龛，上书门口土地福神，摆三个小酒杯，再贡一炉香。这是个典型的崖口家庭，生活水平属中上：三代同堂、电器一应俱全、还有小轿车。走在村里，骑车的农民“铃铃铃”从身边穿过，刚从地里插秧回来，头发淋成一条一条。裤脚沾满黄泥。崖口的稻田，黄绿交错。偶尔有黑白燕子倏的从田间飞起飞落，静得能听到飞的声音。昨夜下过大雨，筷子长的稻苗被打歪，泡在泥水里。

空旷的田野上，弯腰劳作的30多岁的阿谭很显眼，别人都回家吃饭了，她刚给酒店洗完碗赶来。水珠从脸颊旁滑落，阿谭说是汗。

她说着勉强的国语，“如果不是一点书没有读过，我就出去打工，农活这么辛苦，谁想干啊。” 她说，家里有5个人要供养，丈夫在外打工。村里集体农田耕作，一年劳作6个月，能挣到相当4000元的工分。她今天把这亩地的秧苗补齐，能挣100工分。工分最终值多少钱，要到秋收才知。若是收成好，就有好价钱。收成不好，就是管饱肚皮。村里集体劳动完，她就去给酒店洗碗拖地。

她熟练地扶秧，插下，说她是崖口村外嫁来的，尚不属崖口村籍，本来无权参加大队劳动，分享秋收的粮食。她去找村支书陆汉满，“你看我找不到工，如果再不种田，怎么活？”尽管很多人反对让“外人”种田分粮，陆汉满还是给了她机会。

“让这些最弱势的人，最无助的人，过上吃饱穿暖的生活，是崖口走人民公社道路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也是陆汉满推行村庄公社的根本原因。

80岁的谭兆良，亲眼见证崖口30年来沧海桑田的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搞改革，村里人说，分田到户，孤儿寡母种不了田怎么办，天灾收成不好怎么办？大家还是愿意团结成集体对抗风险，就选择走公社的道路。

陆汉满也要面对令人尴尬的现实，单纯的集体经营农业，效率极其低下。谭中祥说，如果不是下雨，就能看到很多农民在田间地头打扑克。这是集体经济时期磨洋工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的制度弊端再写照。

“崖口农业亏本，可是滩涂租赁收入可补贴农业的亏本，”谭顺宁算了一笔村里的收支账，“现村里有2万亩滩涂，每年出租收入1000多万，补贴农业600万，其他用于支出福利和修桥整路。村民每月也可分得5亩地的出租收入。”谭顺宁说这些收入来自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你看到珠江入海口，就会相信这是事实：咸淡水混杂的生态适合各种淡水鱼和咸水鱼的生长，营养丰富的海滩，长满红树林，是鹤、鹳的天堂。

珠江经横门口在此汇入伶仃洋，裹挟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海岸线不断淤长，久而久之，滩涂向前推进，后方产生大片新的陆地。它似海非海、似陆非陆，是蚝和虾茁壮成长的摇篮。每天海水挟着淡水两涨两落，涨潮时，海水混合着珠江的淡水通过闸门涌入宽阔的养殖场，带来了虾苗和丰富的营养。虾苗在平静的养殖场安家落户，直至长大成虾需要产卵，才随退潮的海水游向大海。这时，养虾人只需要在海水中放一张网，一只只成熟的虾就尽入网中。

陆汉满当然知道海滩的价值，这些海水养殖场将在20年后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100年后完全变成肥沃的耕地。这是他一生的荣耀—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向大海要出两个新白云机场那么大的土地。

谭顺宁形象地解释围垦，“所有的滩涂，都会慢慢变成陆地，人工围海造堤，加速这一过程，海水越来越浅，从鱼能游到鹤能站立，再到能种蓢，最后筑堤。”据说，陆汉满上任村支书对上级提的条件就是，“能让崖口围垦海滩”。

陆汉满信奉的都是常识，“社稷，社指土地，稷指粮食，只要有这两样，什么都不怕。”

他深知“守土有责”，不到万不得已，从不轻易卖出土地，尽管这土地是诱人的馅饼。在给全村的《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土地？》的信中，有7条朴素的道理：

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最终，他力挽狂澜，“700年前，崖口人就生活于此，这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只要你愿耕种，就不愁没收获。只有守住这块土地，后辈才能用之不竭。”出租土地带来的收益，且不失一寸土地，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他已经69岁。从上任走着看围垦的土地，到骑自行车，再到要开丰田吉普。崖口村土地扩张的面积越来越大，远大于周遭的邻村。

曹正汉问过陆汉满，将来怎么走？陆汉满仍有忧虑，他说，崖口的未来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决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积累一些资源，保护好生存的环境，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些优势。他担心的是，这20多年来，其他村民早已习惯市场经济，适应了竞争。但崖口社员一直是依靠集体生活，不用自己冒险。一旦要把他们放到市场中去找饭吃，他们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