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

丁伯根1967年获埃拉斯穆斯奖金，还曾获得20余个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

丁伯根的主要著作有：《商业循环理论的统计检验》（1939年）、《1921——1933年美国的经济周期》（1939年）、《经济计量学》（1959年）、《经济政策论》（1952年）、《经济政策的集中和分散》（1954年）、《经济政策：原理和设计》（1959年）、《1870——1914年英国的经济周期》（1956年）、《论文选集》（1959年）、《改造世界经济》（1962年）、《经济增长数字模型》（与博斯合著，1962年）、《国际经济一体化》（1965年）、《发展计划》（1968年）、《收入分配》（1975年）等。

他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是197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经济计量学模型

1936年，丁伯根创立了一个具有24个联立方程式的荷兰经济模型。他相信，联立方程是反映大量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好手段。

丁伯根创建的模型包括与凯恩斯学派相一致的收入形成和消费支出方程式。模型中的消费是一个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并把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作为经济活动总水平的主要因素。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将货币流量分为价格和数量，并将滞后计入一些方程式中。这个早期模型还体现了工资性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个问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经菲利普斯曲线描绘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丁伯根在评价这个早期及后来的模型时曾经非常谨慎地指出，它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从实质上说，并不是纯新古典主义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国际联盟要求丁伯根创建当时各种经济周期理论的经验验证方法。当时，对经济活动的波动有很多解释，但是，对这些解释加以全面论证的可靠方法，一直没有被发明。这个项目的研究成就集中体现在丁伯根于1939年发表的《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一书中，此书共分两册。在第一册中，集中检验投资活动理论，丁伯根阐述了经验方法并提供了它的应用实例。丁伯根的分析采用了标准的多元回归分析，同时也运用已有方法去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第二册的基本意图是建立一个宏观经济模型，从而说明经济的周期。它是一个包括有48个联立方程的方程组，构成了应用于美国经济的一个完整的宏观模型。丁伯根不是着眼于每个单一的经济阶段，而是创立了一个统一的动态模型。他还进行了用于预测的数量分析。

宏观经济模型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直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它却使经济学界发生了革命。近几十年来，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尽管还不够可靠，但却越来越得到经济学家、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的高度评价。在经济计量学领域中，丁伯根对于动态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利用统计学对经济周期理论进行验证的尝试，尤为人所称道。他是最早应用方程式进行动态分析的，这个方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成为一种模式。丁伯根还因创建了说明单个市场周期的“蛛网理论”而受到赞誉。这个理论阐述了价格变化的反应有一年的滞后期，而需求的反应则是即时的。更广为人知的是，丁伯根最早创立了经济计量学模型，它保证了可靠的短期经济预测，并导致多种短期政策的选择，奠定了他的经济计量学理论重要创始人的地位。

经济政策分析

1945年，丁伯根担任了新成立的荷兰中央计划局局长。在这期间，他专注于经济政策制定的一般理论问题。为了系统地论述经济政策问题，丁伯根将政策变量划分为三类，即目标、数据和工具。他认为，只有工具变量至少与目标变量相等时，政策才会变得富有效率。这个观点成为进行全部政策分析的基本前提，但在当时，政策目标通常是被分开来考虑的。丁伯根把经济政策看做是由许多相关的政策目标组成的，而这些政策目标的实现又依赖于足够数量的政策手段。这是丁伯根的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丁伯根不是把经济政策看做是一个政策制订者享受绝对决策权力的状况，而是强调了更为复杂化的分散政策制定的状况。他考察了在特殊情况下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相比的优缺点。在分散决策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误解是，决策者往往受到其他决策人行为的影响，也就是类似的寡头状况下的决策方式。

丁伯根明确指出了分析问题和政策研究之间的区别。在分析问题中，政策手段是既定的，经济变量（例如，收入、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取决于有关模型，而政策研究则相反。丁伯根发展了一种“决策模型”，该模型不是一开始就给出一些政策和对其结果加以预测，而是把一些目标（例如，社会接受失业与通货膨胀水平）作为既定的，并推导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优政策。

丁伯根还发展了一个应用于政策分析的数量框架，并由此提出，最优方式是政策制定分散化与集中化的混合，从原则上讲，分散化是最优的，但是，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又要求更多一些集中决策。丁伯根对缺少超国家决策机构尤为关注，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因此这样的机构是必要的。

丁伯根的目的在于用数学表示经济政策决策中的各种问题。他强调经济观点的数学化具有精确性，但是，他又谨慎地说明，这些经济观点不可能独立于学术、法律、技术和心理因素之外。丁伯根的政策理论并不是抽象的福利经济学，而是直接涉及实际经济中的实际政策。他积极发展能够迅速地用于推进当前经济政策的设计与实施的理论。他在1956年发表的《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论述在实践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问题的系列著作中的一本。全部著作主要都是采用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丁伯根在他的著作中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他经历中的两个方面，即在中央计划局的工作以及与朋友们对经济政策多方面的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都得到了荷兰工党的认可。他的基本目标是将经常处于肤浅、盲目方式的争论引导到客观、科学的分析中去。

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是由丁伯根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关系的法则。

其基本内容是，为达到一个经济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一种有效的政策；为达到几个目标，政府至少要运用几个独立、有效的经济政策。所以丁伯根法则告诉我们：一种工具，实现一种政策目标最有效率，而如果试图用一种工具实现一种以上的政策目标时，便会因目标之间的冲突而降低效率，甚至会背离目标而出现更加失衡的状态,即一种政策工具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调节上的思想，与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内货币的紧缩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国内货币的紧缩对国内经济有紧缩作用，因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都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从而换取外部均衡的改善。这在古典主义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及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假设下，内部均衡将自动达到，政府根本就没有维持内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的外部均衡调节思想很难实行。这是因为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必须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政府在内外均衡的问题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国际金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货币分析法。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础性的工作由荷兰的经济学家丁伯根给出，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丁伯根法则”中。在此基础上，米德给出了丁伯根法则一个实际中的一个特例（“米德冲突”可以视为内外平衡矛盾的一个特例），从而将丁伯根法则运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冲突的实际中。

关注于发展中国家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丁伯根将注意力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与发展问题以及国际合作与一体化问题上。他对贫困国家的问题具有敏锐的直觉，同时也被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经济联盟的成立所激励。丁伯根在发展领域的成就，是他对人道主义活动的贡献和他的人类理想主义的观点的自然结果。他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弥补因殖民主义的压迫所造成的不幸。

1955年，丁伯根辞去中央计划局的职务，在荷兰经济学院任发展计划学科教授。他开始就发展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同时还担任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顾问。1966～1972年，他担任了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一个关于独立发展问题的专家顾问团体。丁伯根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中，并就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广泛的巡回讲演，他决心为缩小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而工作。

增进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丁伯根考虑的政策问题。在1965年的著作《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丁伯根论证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是自主国家之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他将政策建议与经济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一旦超越了这个界限，他总是认真地提醒读者。丁伯根认为国际合作应该更加计划化，并看到每个国家对短期利益的重视而引起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他主张减少进口限制、统一间接税、自由兑换货币等政策。这些措施将使其他的政策手段更为分散化。丁伯根对于经济一体化的纯理论讨论并不满意，并极力主张，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要多搞一些定量分析。

除了对国家之间关系给予关注以外，丁伯根还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发展做出了广泛的努力。 丁伯根的发展模型是利用这样的假定而设计的，即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的数据可以利用，计划者、管理者和从事发展计划的政治家们的技能是有限的。他设计了三种主要的模型。第一种是建立在三个计划阶段上的简单宏观模型。第一阶段，即宏观阶段，经济变量的总水平被作为目标，对全国的产量、储蓄、投资、资本和进出口规模制订计划。在第二阶段，经济将根据地理区域和产业或部门进行分类，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部门产出系数，总体活动水平将在各部门之间加以分摊。最后，在计划的微观阶段，对单个项目进行评价和规划。

相反，丁伯根所设计的第二类模型是以单个项目为出发点，制订了一个由许多微观计划组成的宏观计划。他还发展了与政策手段的联系更为密切的大型联立方程组。这些发展模型源于他对经济周期研究中的经济计量模型方法论。

丁伯根建议，在发达国家应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不发达国家应将目标定位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这将使这些国家的就业和收入机会最大化。他强调，政府应该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社会环境，使工商界及公众了解发展的潜力和优势，应该提供充足的基础投资并采取措施推动与鼓励私人投资。丁伯根认为，政府应该尊重人们的偏好，但是，他又主张，如果公众观点在某些方面缺乏远见，政府就须考虑这些方面。

与他一贯的观点相同，丁伯根的目标是将数量科学分析应用于发展问题。他认为，这些社会问题当离那些富有感情色彩的演讲尽可能远一些，并服从于严谨的分析。尽管如此，在《发展的设计》一书的结束语中，丁伯根还是谈到：“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科学知识和洞察力在发展政策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在长时间内都将仅仅是适当的。生活中相关的太多，而变化太大，以至于不可能离开对人类关系很强的直觉感而作出决策。”

《国际秩序的重构》

丁伯根对大范围研究方法的赞同可以在他的著作《国际秩序的重构》中找到证明，这是一篇提供给与他合作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它吸取了其他社会科学的精华。报告强调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国际秩序，来满足当前与未来的迫切需要，其目标是要铲除当前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不公平状况。

作者还主张：“创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就是承认社会有责任保证个人与集体满足和建立某些国际、国内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机会及获得这些机会的手段的分配要比现在更为公平。”他提出的三个最急迫的问题是军备竞赛、人口控制和食物供给。丁伯根对人类福利的深切关注以及他对经济状况研究的综合观点集中体现在这里。与许多当代经济学家不同，丁伯根一贯摒弃那些游离于社会联系之外的经济问题的狭窄概念。

发展中国家政府顾问（阿拉伯联合共合国，土耳其，委内瑞拉，苏里南，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以及其他国家）；

国组织顾问（欧洲煤钢联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联合国秘书处，以及其他专门和地区组织）；

荷兰皇家科学院和一些外国科学院院士，15个大学（主要是欧洲大学）的名誉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