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丁娇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新闻摄影总队副总队长。第二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他任副总编辑。1955年，被任命为新影厂副厂长兼总编辑，全面负责厂里的创作。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很强的事业心，干一行，钻一行。在新闻纪录电影战线工作的22个年头里，逐步使自己成为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

1959年在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的叛乱中，他又率领一支摄影队开赴了西藏高原。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士。在和藏族同胞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注意观察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摄影队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

1962年，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时，他带领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组成的联合摄影队奔赴福建前线。在前沿阵地，他身着军装，和指战员们在一起促膝谈心，及时向摄影师们提出拍摄的具体要求。

22年中，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新影的创作人员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卷的实干家。

在这一段时间里，丁峤除了注重在创作实践中指导创作外，还致力于新闻纪录电影创作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曾就新闻纪录电影的特性、真实性等问题，发表过一些专题研究文章，对总结新闻纪录电影的创作经验做过许多建设性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丁峤遭到迫害，特别是在1974年他被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以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和迫害。1975年，围绕着电影《海霞》的创作问题，“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党羽威逼他去整导演谢铁卵和摄影师钱江。他敏锐地感到他们的目的不是针对一部影片，而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于是，他和“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党羽做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坚定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丁峤就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电影创作、生产上。1977年，他组织一些同志复审了被“四人帮”禁固的解放后17年中拍摄的600多部影片。在这项工作中，他不辞辛苦，亲自做调查研究，审看影片，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推倒了“四人帮”对许多影片的巫茂不实之词，解放了几乎全部被封禁的各类影片，为影片和有关创作人员恢复了名誉。

在他分管的电影外事工作中，也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他曾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0年11月，跟随以王阑西为团长、张骏祥为副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过美国和日本，并担任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增进同各国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丁峤的工作担子较重，但他仍能注意研究电影理论界的新课题，曾就电影的创新和民族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发表了专题性的论文。

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和第四届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丁峤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1982年5月，丁峤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民族文化工作。

从1988年起，他从广播电影电视部主管电影的副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一直出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8年间，在电影主管部门以及广大电影创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以建国40周年、建党70周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等献礼片为标志，国家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非常尊重作者的劳动，每修改一次都十分谨慎地和作者、导演交谈，说服他们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修改意见。在这样的努力下，以丁峤为首的团队完成了《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周恩来》《百色起义》《秋收起义》《刘少奇同志的42天》《毛主席和他的儿子》《杨开慧》《七七事变》等一系列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

1995年8月11日，丁峤因病去世。

翻开1995年的日记，在8月12日那一天，只写下了这么几个字：“丁峤，你怎么就这样走了？一日少语。”

想起丁峤，总觉得他像一团火，发出的热，使人感到温暖和舒畅；发出的光，给人一种力量和希望。火突然熄灭了，他离开了这个世界。在震惊和悲痛之时，不由得又想起新影厂老一代领导者之中的总工程师官质斌、副厂长彭后蝶、老厂长钱筱障，也已先后辞世，心情更加沉重。他们和丁娇都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创造者。他们带领全厂同志，在几十年的风雨跋涉中，克业业奋战在时代前列，使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新影历史上的辉煌，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他们在事业上的建树，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功绩，会永远记在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和中国电影的史册上。

我（郝玉生）与丁峤相识相交已有40多年。在新影他任总编辑、艺术副厂长，我是摄影师、编导，一直是他的兵。他任电影局、文化部的领导主管电影工作时，我担任了新影的总编、厂长，依然是他的部下。在多年并肩战斗、一起摸爬滚打中，交往较多，相知也深。他比我年长两岁，而在组织工作能力、思想上、广泛团结同志等许多方面的长处都值得我学习。

丁峤在40多年的电影生涯中，在新影就工作了20多年，他把最光彩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新影厂，献给了党的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至今仍然记得，建国初期，党为了加强和发展新闻纪录电影事业，从全国各地调来一批干部参加工作。1952年，丁峤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加入到新闻纪录电影行列之中，任新闻摄影总队副队长。这位精干洒脱、穿戴整洁、平易近人的新领导，很快就与摄影队的小伙子们熟悉起来打成一片，尤其是他那条理清晰、没有套话的生动语言、幽默风趣的谈吐和做报告的本领，更受到大家的喜爱。没有多久，人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上“指导员”。指导员都是解放军连队的党代表，是善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可敬可亲的人。丁峤确实是个好指导员，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能把大家团结凝聚在一起，共同战斗。

在新影，我从事摄影、编导工作，与长期领导艺术创作的丁峤自然就接触较多。与他打交道时，心里觉得踏实、愉快。他不摆官架子，不唱高调，平等地进行艺术探讨，帮助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创作上的难题。

1959年，西藏平息了叛乱，开始了民主改革。丁峤带领我们摄制组赶赴拉萨，进行突击拍摄，厂里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用新闻纪录电影把西藏的情况、高原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

丁峤常亲自带领摄制组，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工作。邢台发生地震时他去了，福建沿海备战紧张时他去了。他带领摄制组奔赴西藏高原，是我与丁峤第一次在摄制组里一道工作，也是第一次领略他作为总编辑、作为领队和作为摄制组成员文武全能的本领。一到拉萨，他就展开外交联络工作，很快取得了当地党委和军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和我们一道采访和了解情况，同我们一道忍受着高原缺氧头昏脑涨的折磨，通宵达旦讨论拍摄提纲。在拍摄现场，他是导演的参谋、是摄影助理、又是一个大剧务，哪里缺人他就立即主动顶上去。有一次，摄影师正拍摄原西藏地方政府拉萨的地下牢房，忽然灵机一动想拍一个移动镜头，而此时根本没有移动轨，当时谁也没把这个想法当作一回事。

可是，不一会儿，丁峤却弄来了一辆自行车，让摄影师把机器绑在车把上，他屏住呼吸，推着车朝前走，就这样，拍下了这个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移动镜头。后来，这部《百万农奴站起来》影片，荣获1959年“最受观众欢迎的长纪录片奖”时，我上台领奖并受到观众欢迎，而在影片摄制过程中出力最多的丁娇，却躲到了幕后。我想，新影摄制的许多影片展现了祖国奔腾前进的历程，为后人留下了伟大时代生动形象的宝贵史料，谁又知道，这其中有丁娇的多少劳动和心血？可是，在电影职员表上却从来没有他的名字，那时如果像现在有“策划”“监制”之称，该有多好啊！我又想起了在“文革”初期，与丁娇共遭难的一段小插曲：那时，他是被打倒的新影第二号“走资派”，我是“现行反革命”，和20多个各色“牛鬼蛇神”被关在一起。每当天未亮打扫厂院和刷洗厕所时，我俩常常走到一起，趁周围无人时，一边劳动一边悄悄说上几句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讲的心里话。这是在逆境中一种珍贵的相互信任，是苦难之中的一丝慰籍。

丁峤调离新影以后，任务更重，工作更忙，我不愿打扰他，来往自然少了许多。他对新影依然有着深厚的感情，心中牵挂着新影。可以这样说，新影有事找他，则是召之即来，有时是不请自来。有的同志遇到了难题，或心情不好，还像过去找总编辑、找“指导员”一样向他倾诉，得到他的帮助。曾有过这么一件事，一个摄制组出国拍片的报批急件，必须在第二天一早送有关单位审批，但必须有丁娇的意见和签字，然而此时已是午夜，大家在焦急中，我想只有半夜敲门找他解决了。摄制组同志有些不忍，非常犹豫地去到他家，结果顺利办成。第二天，我在电话中对晚鲁葬之举向他表示歉意，他说，这是我的工作，是应该做的，你别忘了我还是新影的人。

在新闻纪录电影战线上奋战了20多年的丁峤，最为关注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纪录电影如何解决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拍摄出高质量的影片，发挥更大的作用。1983年，他写了一篇《在新的征途上奋勇前进》的文章，表达了他对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热切期望和火一般的赤诚之心。丁娇用生命之火发出的光和热，永远不会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