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书上篇中，作者以罗唐关系的发展演变为主轴，论述了从7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朝鲜半岛发生的事端对东亚政治格局产生的深远影响。例如，深入联系唐罗两国以及朝鲜半岛的具体情况，分析金春秋带使团赴唐请兵的请求，并剖析唐太宗的态度，得出唐“对新罗举讼百济只是爱莫能助表面应承而已”，“从此亦可看出罗唐双方各自需求的明显错位”。再如，关于罗唐联军攻伐百济的时间，中国旧的文献、金石史料，以及当时逗留在唐的日本遣唐使的记载均记载是显庆五年（660年）八月，韩国、日本两国的史料则主张事件结束于该年七月。双方记载的时间差刚好是一个月。作者从当时罗唐双方使用的历法及天文观测方面的情况切入，详细分析了戊寅历、麟德历在唐朝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受到的非难，得出戊寅历和麟德历在唐朝尚有较大的误差，传入新罗后，经天文学实力和观测工具相对较弱的当地天文学者的推演，其计算的误差当更大，这样必然形成虽然运用同一历法推算记载年月，但其所得结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结果。而这就是造成后来两国史书对同一件事情上的记载不同的可能原因。随后对新罗诸王的死亡月份在两国史书中记载的差异进行了排列考察分析，旁证了上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