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妻子患了严重的疾病。理由是“不可共粢盛”，是指不能一起参与祭祀，在传统中国，参与祖先祭祀是每个家族成员重要的职责，因此妻有恶疾所造成夫家的不便虽然必定不只是祭祀，但仍以此为主要的理由。

指妻子太多话或说别人闲话，喜欢嚼口舌、说是非，影响家庭和睦。理由是“离亲”，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女性尤其是辈分低的女性，被认为不应当多表示意见，而妻子作为一个从原本家族外进来的成员，多话就被认为有离间家族和睦的可能。

即偷东西。理由是“反义”，即不合乎应守的规矩。

七出内容与之类似，语出《仪礼。丧服》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整体来看，七出和七去的内容大多是以夫家整体家庭家族的利益为考量，凡是因为妻子的行为或身体状况，不能符合于这个考量，夫家或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相较而言，妻子要主动提出离婚的义绝，条件就严苛得多了,因此可以看为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压迫。

《白虎通疏证。铮谏》：“夫妻相为隐乎？《传》曰：“曾去妻，藜蒸不熟。问曰：‘妇有七出，不蒸亦预乎？’曰：‘吾闻之也，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此为隐之也。”

在汉代，虽然在礼制中已经有了“七去”的说法，也成为一般人休妻的重要准则，文献中记载的离婚例子，大多以七去为休妻的理由，但一直未成为具有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不按照七出原则而离婚的例子仍经常出现，例如著名的外交军事家班超，因为同僚说他沉溺于家室之乐，就愤而休妻。

一直到唐代的《唐律》之中，才把七出列入法律规定之中，规定不符合七出或其他离婚理由包括义绝、和离、违律成婚等而离婚者为违律必须受罚，而其中仅有七出属于是丈夫或夫家单方面要求的离婚。但唐代时，离婚的法律规定执行仍较不严格，私下有不甚合律的理由离婚也常不被干涉，法律主要是在离婚其中一方不服而兴诉讼时，才由地方官员按律来作审判。

到宋、元以后，离婚规定的实行逐渐变得更严格。宋代的士大夫，逐渐开始认为离婚对于家庭或个人来说，都是不名誉之事。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上仍延续唐律的规定，但实行上更加严格，婚姻契约（元代以后称作休书）的使用虽始见于唐代，但在宋代才开始普遍实行，书契上需附离异原因，而到元代更要求休书必须交官府审验，因此，七出的法律规定被切实地实行。这种制度延续到明清二代。

对于七出制度对女性不公的批判，较早期的有明代的宋濂、清中叶的俞正燮等人，但一直要到了清末民初，七出的制度才连同传统的婚姻制度一起受到许多知识分子们的广为批判。但清末1909年参照西方法律所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中，仍保留了相应于七出的相关规定法律，而这部刑律中关于离婚的部分也一直延用到民国初年。一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所制定颁行的民法亲属篇中，关于离婚的规定才真正比较明显脱离了传统的七出观念。

七出在古代中国，代表了一种在婚姻制度中 ，对于传统中国原本就处于弱势，难以独立生存于社会的妻子来说，七出的规定也最低限度地保障她不至于因丈夫个人的好恶喜好，而任意被抛弃。除此之外，在一些案例中，由于受到丈夫欺虐的妻子缺乏主动要求离婚的手段，同情妻子的地方官员，会以七出的法律来要求双方离婚，使妻子能脱离恶夫。

此外，在传统中国，七出这个规定有其限制，用以保障妻子不被轻易休弃，亦即《汉律》中所规定的三不去，也就是说在三种情形下，即使是妻子符合于七出的条件，丈夫也不能任意要求离婚，三不去是指妻子曾经帮舅姑服丧、娶妻时穷休妻时富有、以及“有所受无所归”（应是指妻子的父母家族散亡，被休后可能无家可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