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平琼法官全部财产由菲比、克利福德、赫普兹芭继承。原来，克利福德的三十年冤狱是伪善险恶、贪得无厌的平琼法官一手造成的，是他气死了叔父，伪造遗嘱，继承了叔父的财产，又把叔父的死嫁祸于克利福德。这时霍尔格雷渥说出了自己的身世，令所有的人都惊讶不已，原来他竟是莫尔家族的后代。他与菲比真诚相爱，终成眷属。末了，四人决定离开这座充满痛苦记忆的七角楼，搬到平琼法官的乡间别墅去住，开始新的生活。

故事说明前代人的罪孽必然会延续到后代，世仇的死结惟有“爱”才解得开。

作者在序言中声明这部作品是传奇而不是小说，并分别给“传奇”和“小说”下了定义，即前者涉及“真实”，后者涉及“事实”。但今天看来，本书无疑是一部小说，书中的故事也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纯粹是虚构出来的，而是与霍桑家族的历史有密切联系。霍桑出生于新英格兰一个清教望族，家族中有人积极参与了发生于十七世纪末的大规模“驱巫”活动。霍桑的曾祖任地方法官时曾以“女巫”罪迫害过一位妇女，受到其夫诅咒。这段家族史在作品中表现为莫尔预言上帝定会惩罚平琼。就连故事中菲比和霍尔格雷渥这对仇敌的后代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动人情节，在霍桑家族史上也确有其事。可以说这部小说的主题和主要情节得自于作者自己的家族史以及早年受到的家庭影响。

作者不愧是讲故事的能手，讲述得生动曲折，引人入胜，富有戏剧性和浪漫色彩。本书在写作风格上有几个特别醒目的特点：首先，描述十分细腻，尤其是人物心理描述，比如故事中的重要人物赫普兹芭出现时，作者首先对她进行了一番淋漓尽致的全方位描述，描写之细致，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唆，但看过之后，落魄老淑女赫普兹芭的立体形象便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其次，善用象征手法，七角楼、客厅里的镜子、莫尔泉、地契等等，无不具有象征意义。楼房上的七个尖角阁象征七宗罪，莫尔泉象征莫尔家土地的灵魂，地契象征前辈的恶行祸及子孙；第三，充满强烈的对照，如贫穷与富有，现在与从前，年轻与衰老，贪婪与无私，阴险与纯朴，傲慢与谦卑等等，这种对照手法贯穿于整个故事之中，成为作品的一大特色。作者的文字风格也极具特色，遣词造句严谨整饬，工细缜密，深沉饱满，极具典雅崇高之美，处处体现出鲜明的艺术个性。

然而，读者看到的毕竟不是作者的原作，而是译者的翻译，因此译文的质量对于读者理解与欣赏这部作品无疑是很重要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以再现原作风格为己任，在符合原意及汉语审美标准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保持原作风格上的一切特征，特别是风格赖以存在的语言形式上的特征，如语气、意象、修辞手法、用词习惯、巧妙用语、句子结构等等。即便是作者喜欢使用的长句，尽管在汉语文学语篇中较少见到，不到万不得已，译者也决不将其切断，因为这正是霍桑的一种风格特征。至于是否真正再现了原作的风格，惟望读者明鉴。

《七角楼》中出场人物不多，但由于自身或外界的种种原因，他们身陷孤独，被异化，难以找回自我或在家庭、社会中的角色，无一例外地忍受着与家族成员的疏离，与他人及周围环境的割裂，这多是由他们心理或人性中的缺陷造成的。使他们被疏离和异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由于自身的“恶”所引发的孤独和异化。在霍桑看来，孤独消蚀人心本身是一种罪过，因为它否定了人类的兄弟之爱。在《七角楼》中，赫普兹波和平钦法官的孤独便是由他们自身的“恶”引发的。

赫普兹波是七角楼现今的主人，她年过六旬，已在七角楼中隐居了三十年。她的日常生活是“孤独、寒冷、阴暗、死寂的”，这如七角楼的特征一样，虽然它距离主街道并不远，但是它“自成一户，所有的朝里的门都上了锁、插了销、挡了橡木门闩”。虽然拥有七角楼和其他遗产，但赫普兹波还是沦落到了赤贫的境地。对于一个视尊严为仅剩财产的老妇人而言，这是一个尊严丧失殆尽的悲剧。她开小店时的紧张和神经质说明她害怕拆除自己与外界间的屏障，此时迈出的每一步对她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她的孤独是她的傲慢和自大引发的。当第一个顾客霍林格雷夫来到小店并鼓励她以健康自然的方式与外界接触时，她却一再强调自己是个贵妇人。虽然开小店的举措为她和已经疏离的外界社会搭建了一座桥梁，但她仍然瞧不起下层人民，并且认为顾客对她说话的方式即使不粗野，也很放肆，侵犯了她“淑女式的情感”，也使她自己更加被疏离：“她隐居多年，从未像现在这般深感孤独。这房子似乎独立于荒漠，也可能中了魔咒，居住在周围的邻居和过往行人竟然对它视而不见……赫普兹波在悲哀和受伤的自尊中过日子，与朋友渐渐地疏远了；她主动抛弃了上帝赐予人类的相互之间的帮助。”傲慢自大使她变得孤僻古怪，并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小镇上的人不理解她，称她皱眉的表情为怒容并认为她是个坏脾气的老妇人，尽管她内心温顺敏感。

平钦是个富有而有名望的法官，但他自私贪婪，为夺取财产不惜诬告克利福德，使其家庭破碎，家庭成员处于疏远和隔离状态。他彻底扭曲的价值观也将自己置身于孤立的境地。他的孤独主要体现在他暴死于七角楼之际和之后，当时他唯一的亲人赫普兹波和克利福德因为惧怕已逃离了七角楼。平钦独自坐在祖先传下来的扶手椅上，整座房屋在暴风雨中更加沉寂阴冷。他在生活中自私贪婪，为了追求个人私利而与家人疏远：他在政界的交往都是以私利为导向，毫无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关爱可言。他临死之际和死后的落寂与他之前的“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更是对前者的一种嘲讽，突了他整个扭曲人生的真正的孤独。这种孤独是与前面提到的赫普兹波的孤独相映成趣的，丰富了作品中孤独的内涵。

其次，社会原因造成的孤独和异化。如果说精神上的孤独和扭曲主要来自内心，那么情感上的孤独则主要源自于外界，尤其是亲情的缺失，这种亲情的缺失使得他们的内心找不到归宿，忍受着内心与现实的残忍冲突的折磨，甚至丧失了自我。

克利福德的孤独和被异化是最为动人心弦的。他生性文雅，却在风华正茂时受到平钦法官的诬陷而在狱中度过了大半生，饱受孤独的煎熬。更为致命的是，这段与亲人和外界隔绝的日子使他再也无法找回自我，在出狱后难以融入正常生活中：“他已经没有或暂时没有能力应付陌生的事物，而且跟不上时间迅速变化的脚步。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产生衰老的悲哀感觉了。”此时的他已经衰弱得如“一只有裂痕的瓷花瓶”。遗传的脆弱和牢狱摧残使他变得无能，七角楼中的生活其实是他监狱生活的延续，因为此时的他已在社会上无有立足之地，他只是生活的旁观者而非参与者。从牢狱之灾开始他就陷于了孤独的泥潭，成了与现实脱离的怪异的人，以至于他身心变得衰老脆弱。他最大的乐趣只能是贪婪地享受感官愉悦，生命于他只是个无尽的陌生而孤独的梦境。如果说前面两位主人公在某种程度上仍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克利福德则完全被社会抛弃了，在孤独中度过了他的另类人生。

菲比前来投靠赫普兹波是因为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原有的家庭不复存在。尽管她自己乐观能干，但是当来到七角楼后了解NN-父的罪过，目睹了亲戚们的悲惨生活，受到这种压抑、孤独氛围的影响，他自己也陷入了孤独的怪圈。因为这里的人都孤僻，性情古怪，她得不到必要的、健康的精神交流。霍林格雷夫很早就开始独自谋生了。尽管只有二十二岁，他的经历却纷繁复杂，他已经习惯了孤身闯荡社会。对于新结识的平钦家族，霍林格雷夫也似乎有意融入其中，他鼓励赫普兹波，帮忙整理花园，甚至参加小型聚会，但以往的怨恨使他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正如菲比所说，霍林格雷夫只是七角楼中悲剧的一个旁观者，他自己也承认对赫普兹波和克利福德怀有善意和兴趣，但无意帮助他们，也不想妨碍他们。怨恨使他始终与平钦家族保持一定距离，在观察他们孤独的时候也将自己在内心深处与他们隔离，甘愿享受自己的孤独。

维纳伯伯是个年老的孤独的贫民，他没有亲人，靠给小镇上的人们干零活维持生计。他的孤独也令人心痛，习惯了孤独的他只想干不动活了去不体面的济贫院度余生：“有时，我真的希望同他们一起度过冬天的夜晚：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孤单的老人，除了一个密封的火炉外，别无其他陪伴，一连数小时只能自己打瞌睡，真是沉闷乏味。”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维纳伯伯一个人的无助和孤单，而是生活在济贫院里成千上万的孤单的、被社会疏离的人们。这无疑扩展了小说的孤独和被异化的群像主体。

这群围绕着七角楼唱独角戏的孤独的人，他们为自己孤独和被异化的境地悲哀，也为走出这种困惑作出了种种尝试与努力。但有的陷于其中永远难以自拔，有的则看到出逃的曙光。

为了生存，赫普兹波被迫排除自己通向外界的障碍，于是开小店成了她融入社会的首次尝试。然而，由于与外界隔绝太久，她对外界充满了恐惧。更糟糕的是，她还要极力保持自己的贵妇人派头。因此，这次尝试带给她的只有紧张和压抑，差点让他发疯。她的第二次尝试是在一个安息日的早晨，她和克利福德看到邻居们涌进教堂，他们备受感染，强烈地渴望“跪倒在人群中间，与上帝和人类重修旧好”。然而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了，即使他们已经穿戴上最好的老式服饰、走下台阶、打开前门，甚至迈出了门槛。突然间，他们觉得世人强烈而可怕的目光都聚集在他们身上。最后，两人又退缩回了阴暗腐朽的老屋。她的第三次尝试发生在平钦法官暴死于七角楼之后。出于恐惧和兴奋，克利福德鼓动她一起逃离七角楼。不同于克利福德的狂喜与兴奋，她对此次出行兴趣甚微，在火车上时窗外的景物飞速变换，赫普纭波看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七角楼的影子。七角楼已经转换成了一种无法摆脱和逾越的心理力量，牢牢禁锢着她，使她无法融入这平凡的，向前运动的生活。她与七角楼外的世界，与社会的鸿沟在多次努力后仍未能弥合。

同样未能摆脱孤独和被异化禁锢的还有克利福德。克利福德的恋旧是因为他生命的美好已遭摧残，而新事物全都陌生突兀。作为一个敏感的人，他不甘于自己无意义的、梦魇一样的生活。他强烈的生命意识激励、驱使着他摆脱孤独，融入正常生活，成为一个正常人。意大利艺人用音乐和木偶为克利福德展示了一个繁忙热闹的小社会，那里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上尽享生活的苦乐。接着，街上的政治游行彻底唤醒了他，激愤的人群在他看来是“一条伟大的生命之河。它的波浪和神秘的黑暗号召着人们投身其中，从它的深度中发现与自己的血肉联系”。这个与世隔绝、身心已分家的孤独者大受感染，他站上窗台，“觉得自己又是个人了”，只需纵身一跃，就可以实现。吓坏了的赫普兹波和菲比把他拽了回来，而他自己却未意识到危险，并认为“跳下窗子会使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无法忍受生活在无尽的梦境中，“他需要某种冲击，或者也许他需要深深地一头扎进人类生活的海洋。沉下去，被他的深沉所覆盖，然后浮上来。变得清醒而健壮，回归他的世界和自我”。克利福德的敏感和生命意识激励着他摆脱孤独，恢复与同类断绝的兄弟情谊，找到心灵的归宿，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为了做到这些，他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他试图和赫普兹波在安息日的早晨去教堂做祈祷的尝试也失败了，因为他们无法打开心牢的锁，所以最终未能迈出七角楼的门槛而走进教堂。最后一次，当酿成他人生悲剧的平钦法官暴死于七角楼时，他勇气十足地鼓动赫普兹波与他一起出逃。他们登上了一列火车，“在与纷纭的世事长期隔离之后，他们终于卷进了人生的巨流”。克利福德十分兴奋，甚至是狂喜，因为造成他孤独的元闪已经死去，他认为重获自由，可以融入人群，开始全新的生活。可惜他敏捷的才思和雄辩的口才并未能帮助他修复破坏已久的众人连接的纽带，反而让他显得更加病态狂乱，使同车的人局促不安。当他俩在一个小站下车之后，他们的世界随着远去的火车消失，生活的巨流还是抛弃了他们，因为他们并不适合这现实社会。克利福德的兴奋与狂喜随之消失殆尽，他仍旧是孤独无助的，是个被时间和社会抛弃了的人。

与前两者不同，乐观的天性使得远离了父母，生活在阴冷沉寂的七角楼中的菲比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她经常在劳作，有时在花园，有时在店铺，毫无寄人篱下的哀怨，也从不疑心亲人们的一言一行。她的年轻与活力给七角楼带来了生机，她的爱也缓解了亲人的孤独。总之，她对生活的热爱帮助她部分地摆脱了孤独，回归于自我。

霍林格雷夫对平钦家的人怀着不冷不热的感情，花园中与菲比的几次谈话使他为后者的温和与热情所吸引，进而爱上了她。最后，他证明了平钦法官的死因。并帮助克利福德洗清了罪名。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爱情使他抛却了过往仇怨的牵绊，得到了幸福的生活。

维纳伯伯勤劳热心，他自己虽年老孤独，但他却关心每一个人。他做零活维持生计，虽然害怕赫普兹波的怒容，却在他开店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建议，还去参加平钦花园中的小聚会。他的和善与开朗给克利福德带来一定的幸福，使他精神振奋。小说结尾，维纳伯伯赢得了平钦一家的友谊，并被邀去乡间别墅同住。这群被疏离和异化的人们走出了孤寂、阴暗的七角楼，但他们能否走出孤独和被异化的困境，仍然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