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以散漫的笔调叙事，叙事视角转换灵活而自由。全书多以全能视角叙事，但作者常转换叙述的角度。如在第一章“万历皇帝”一章中，作者以万历皇帝的角度，描述了身为君主的种种限制与无奈，从深层角度分析了其消极怠政的原因及其逐渐消极反抗的过程。作者从万历皇帝的角度展开分析，剖析其怠政的原因，站在万历皇帝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不一样的皇帝，使读者对万历皇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得万历皇帝这一形象生动而丰满，更对其昏庸的印象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

该书英文版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获得美国书卷奖1982年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中文版入选《新周刊》和《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截至2022年5月，《万历十五年》在国内整整出版40年，创下了史学读物很难企及的近600万册的销售纪录，成为历久弥新的一个奇特出版现象。

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

中国当代学者王小波：我说《万历十五年》是本好书，但又这样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找它的毛病。这是因为此书不会因我的歪批而贬值，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古时候的读书人，或者叫作儒生们——是怎样做人做事的。古往今来的读书人，从经典里学到了一些粗浅的原则，觉得自己懂了春秋大义，站出来管理国家，妄断天下的是非曲直，结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团槽。大明帝国是他们交的学费，大清帝国同样是他们交的学费。老百姓说：罐子里养王八，养也养不大。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万历十五年是今日之鉴，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之鉴，我希望他们读过此书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气，在书斋里发现粗浅原则的热情会有所降低，把这些原则套在国家头上的热情也会降低。少一些造罐子的人，大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了。

中国当代作家王朔：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

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本书相当于一纸诉状。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在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陈梧桐：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后，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买来一读，却觉得虽然视角比较独特，写法比较新颖，但史料的处理极不严谨，得出的结论也难令人苟同。我查过《万历十五年》的脚注，并非完整引用，多是掐头去尾，是在搞“六经注我”——对我有用的材料才用，没用的直接去掉。还有一些脚注根本找不到原文。此书虽然在总设计上属于“大历史”的范畴，但主要的研究方法却是“以论带史”的老套路，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总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由于作者错误的明史观，加之违反史学研究的规范，对史料采用各取所需甚至歪曲、篡改的手段，对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并非全部真实、可靠，得出的结论也失之于偏颇、片面，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作为大众读物传播的是错误的明史知识，实在不值得肯定和热捧。

黄仁宇（1918年—2000年) ，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和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美籍华人。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在家乡生活，在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后，1936年入读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抗战爆发，黄仁宇决定辍学，加入国军。抗战结束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后又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年—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1979年他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先后出版了《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