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战之初，还在复旦大学学习的万景光，作为两广同学抗敌后援会的骨干，就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为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向抗日武装输送募捐款和各类物资奔走呼唤，跟国民党、三青团中的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景光奉命转移到苏（州）常（熟）太（仓）游击根据地，继续为党工作。

万景光是爱国工商业者、广东商会会长冯少山的女婿。民进成立后不久，中共上海局派万景光、冯修蕙(冯少山女儿)夫妇前往香港，担任上海局香港联络站站长。当时，他们夫妇在香港摩利臣山道(铜锣湾附近)开办了“荣记”商行，并以此作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中共上海局领导刘晓、钱瑛、刘长胜、张执一、沙文汉等曾先后到香港联络站指导工作。1948年至1949年，在万景光的实际操办下，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开办十余期培训班，为解放上海培训了百余名干部及骨干。当时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局领导对于如何开展此次学习培训讨论研究了多次，并反复斟酌学习的地点、形式和内容。由于坚持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长期从事秘密地下斗争，几乎很少看到党的书面指示和学习资料，在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他们也根本得不到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稳定的环境进行系统的学习，刘晓觉得，如果此次还是采用临时集会口头传达的方式学习，恐怕学习效果不会很好。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上海局领导决定把培训班的地点选在香港，时间相对长一些。有此考虑，一方面，香港在港英当局管治下，虽有国民党特务频繁活动破坏，但只要不触及港英当局的根本利益，一般我党的活动他们不过问，从环境来看比较安全可靠。另一方面,1947年初，万景光已经在香港铜锣湾设立了秘密联络点，目的是考虑一旦上海局领导在蒋管区形势恶化后可以转移至香港，现在正好这些联络点可以为学习培训提供场地。1948年2月至1949年初，由中共上海局组织安排去香港培训的学员，有十余期、百余名。他们主要是来自上海工委、职委、学委、教委、警委、科技系统的党员干部，还包括南京、武汉、西南及台湾等地部分党员。刘晓等上海局领导，非常重视学习班的工作，亲自主持参与了其中多期，钱瑛、方方、许涤新等也来作过报告。学习班成员白天一起学习文件、讨论解放及接管等诸多问题。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如何配合解放大军解放上海、如何接管上海，已成为上海局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同时，趁此难得的安定环境，各委负责人还对各系统的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利用晚上的间隙，写成书面报告。1949年1月中旬，在港参加培训来自各条线的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结束了学习，先后回沪，领导全市人民投入迎接解放的斗争。通过在香港的集中学习，他们认清了形势，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统一战线及其他党的重大政策的任务要求，为里应外合，迎接解放，接管上海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而在这其中万景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