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的万柳堂见《长安客话》。作者蒋一葵认为是在钓鱼台附近，文如前引，并进一步说明，“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万柳堂在明代时早已不复存在，而且也把周围环境描述为:“元人别墅，万柳堂外有匏瓜亭、南野亭、玩芳亭、玉渊亭，今俱废。”作者断定在钓鱼台，相比邻的玉渊潭、玉渊亭为元代丁氏修建，自不必说。另几个亭有元人王恽的《匏瓜亭》诗:“君家匏瓜尽罇彝，金玉虽良适用斋。为报主人多酿酒，葫芦从此大家提。”虞集的《南野亭》诗:“门外烟尘接帝扃，坐中春色自幽亭。云横北极知天近，目转东华觉地灵。前涧鱼游留客钓，上林莺啭把杯听。莫嗟韦曲花无赖，留擅终南雨后青。”王士熙的《玩芳亭》诗:“每忆城南路，曾来好画亭。阑花经雨白，野竹入云青。波影浮春砌，山光扑画扃。褰衣对萝薜，凉月照人醒。”诗以亭名，可以断定，万柳堂的周围确曾有过这些名亭。很明显，两人各执一词，却都认为是元代右丞相廉希宪的别墅，而且描述万柳堂的周围环境也相似。这就麻烦了:主人是一个，地点却不同。只能断定，后两个万柳堂是同一个，不会在两地。选择《帝京景物略》与《长安客话》很有代表性，这两本志书共同之处:两个作者都生活在明代，都是当时的大文人，都好考证，且都有各自的依据。这就为后人的质疑和猜测留下可能。谁的对？

《日下旧闻考》

两人相比，刘侗离清代近，对后世的影响较大。清代的大量志书中，《日下旧闻考》是重头著作。作者于敏中是对《日下旧闻》作考证。其作者并没肯定在丰台。朱彝尊在《万柳堂记》中说，万柳堂“故老相传在今丰台左右”，只是听说而已。于敏中在编者按中说:“玩芳亭，朱彝尊原书入存疑条下。今按刘侗帝京景物略移入郊南，而旧迹已失其处矣。”看来，《日下旧闻考》中《帝京景物略》观点的延续，认为在丰台。

《宸垣识略》

吴长元的《宸垣识略》也同此意，把万柳堂放在了“郊坰”卷的右安门外草桥附近记述:“野云廉公希宪，于都城外创造园亭，名花几万本，京师号为第一。”在后面的记述中又载:“丰台在右安门外十八里，居民向以艺花为业。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园亭皆在于此。”书中也无确切的依据，却引出京城西南一带，多有私人的宅院或别墅。孙承泽的《天府广记》说得也是模糊:“万柳园，元廉希宪别墅，在城西南为最胜之地。”接着又写，“匏爪亭，赵参谋别墅”，“玩芳亭，元栗院使别墅。亭多花草，一时文人骚客来游赏者，多有题咏。”他只说，万柳堂在城西南一带，采取了泛指的方法。很遗憾，后人对前人留下的存疑，并没有考证清楚，只是相互转引。也难怪，时代的久远，万柳堂至清代已无痕迹。

《游万柳堂有感而作》

古代的诗文不妨拿来参考。《宸坦识略》中引用了汤右曾的《自黄村归经草桥》诗:“按鹰台北接春郊，信马闲行未觉遥。尺五城南好光景，到天烟色柳条条。右安门外旧池亭，别墅参谋堂右丞。今日草桥清浅水，还留一缕照衰兴。”此诗非常明确指明了右安门外有廉希宪等人的别墅。很巧，《长安客话》则引王嘉谟《游万柳堂有感而作》诗:“城西胜迹已尘埃，池水东流何日回？荒树远迷白马寺，寒云还复钓鱼台。绮罗积翠留春草，文采风流托酒杯。满目山川自愁思，千秋雅抱恨难裁。”此诗又指明了万柳堂就在城西的钓鱼台。文人诗作，各有主观描述，也难做定论。

古人修建别墅一般都选择在内城之外。这里的地方广阔，可以随心所欲地修建成主人喜欢的有特点的园子。山水花木，颐养心性。明清时，更是兴起了修建私人花园的风气。比如虎坊桥的梁家园，什刹海的刘茂才园，泡子河的方家园、张家园以及米万钟的勺园、梁梦龙的梦园、杨文敏的杏园等。为什么达官贵人要在城外建私人别墅呢？朱彝尊曾有过一个诠释。掌管国政的大臣，重任在身，耗费心力，需要有调整心力的良好环境，以“缓其心，葆其力，以应事机之无穷”。

廉希宪是何许人也？他是元代的朝廷重臣，文武全才，尤好读经史，手不释卷。他19岁时，一天正读《孟子》，元世祖召见，来不及放下，携书进见。忽必烈很赏识，送给“廉孟子”的雅号。他曾多年出镇关中，任京兆、四川道宣抚使，为忽必烈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生中在中央和京兆、山东、北京、江陵等地任职，显示了廉希宪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其间成绩卓著，而升任为平章政事、中书平章政事等要职。廉希宪为人正直，作风清廉，多次力荐元世祖要远小人，用贤臣。廉希宪五十岁去世，追封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文正”，这是对大臣功绩的最高评价。因此得到后人，以至像清初冯溥大学士的追念和效法。卓著的政绩让廉希宪多次得到元世祖的嘉奖。《元史·廉希宪》记载，他三十岁时，平定陇蜀回京，元世祖曾称赞:“希宪真男子也。”提升为平章政事，并“赐宅一区”。再后来，荆南战事告急，元世祖鉴于廉希宪在那里的威望，委以重任后，“赐田以养居者，马五十以给从者”。至于宅在哪里，田在何处，并没指明，所以无法确定是否与万柳堂有关。却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元世祖两次赐给廉希宪地产。

历史上，西郊的钓鱼台有四处:南钓鱼台、东钓鱼台、西钓鱼台、玉渊潭的钓鱼台。东钓鱼台在药王庙村以东、三里河村以南；西钓鱼台在马神庙的西南；玉渊潭钓鱼台就是非常熟悉的国宾馆；南钓鱼台，就在白云观以西的会城门村，紧邻金代会城门的护城河，这里离丰台已经不远，若按《天府广记》“钓鱼台在阜成门外南十里花园村”的记述也很接近了。这几个钓鱼台都曾有达官贵人修建住宅的历史。其中有的花园修建的时间相离较近，所以西三环外现有西钓鱼台的地名。从西山向东而来的这一条河道多有别墅、花园。

再来仔细分析两个作者。前文所引蒋一葵《长安客话》的记述是“万柳堂今废，曲池残树，遗迹依然”，而刘侗《帝京景物略》的记述是“万柳堂……无址无基，莫详其处。”蒋一葵是明万历时代的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刊行于明末崇祯年间。两书相隔几十年之遥。蒋一葵离元代更近些，所以还能看见万柳堂的遗迹。后人就没这个“眼福”了。

《长安客话》还记载了一段故事:“野云廉公于都城外万柳堂张筵，邀疏斋、松雪两学士。歌姬刘，名解语花，左手折荷花持献，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之曲。松雪喜而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州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咫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思。’”诗中可以得知，万柳堂种有大片荷花，且离京城近在咫尺。对于明代的城墙来说，钓鱼台的距离比较合适。

也有另一种可能。如前文所引《长安客话》，对万柳堂在钓鱼台文字记叙的同时，另行提到一个概念:“野云廉公未老休致，其城南别墅，当时称曰廉园，花园村之名起此。内有‘清露堂’匾。”文中还描述了时人的游宴情景。可见，廉希宪还有一处别墅称廉园，地点在城南，对于看到过万柳堂遗址的蒋一葵来说，方位不会搞错。《日下旧闻考》在记述万柳堂时，引用的只是这段文字，从而认定在城南。

海淀的万柳堂，以荷花见长；丰台的廉园，以百花居多。后人的诗作中也有描写:“梁园千顷牡丹红，不及廉园花万丛。未老先归贤相国，肯将花事媚东宫。”花事之多，有如花乡。草桥附近确实有花园村之地。后人把两个别墅混同一起，也有可能。万柳堂究竟在丰台还是海淀，古人不好确定，时至今日就更难考证。笔者分析，万柳堂至少绿水环绕，柳树成行，景色宜人，果真有一个，还应是玉渊潭钓鱼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