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5-30 08:01
三元悖论（Mundellian Trilemma），也称三难选择（The Impossible Trinity），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一说蒙代尔）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所提出的，其含义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但是，该理论是高度抽象的，只考虑了极端的情况，即完全的货币政策独立、完全的固定汇率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论及中间情况。正如弗兰克尔指出的，“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现一半的汇率稳定和一半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不能不说是“三元悖论”理论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分析方面的局限。但是实证分析均指出存在三元悖论。
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例如，在1944年至1971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永恒的三角形”的妙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地划分国际经济体系各形态的方法。
根据“三元悖论”原则，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的组合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这一组合在现实中有效的前提是在假设一国外汇储备无上限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实际上，现实中一国的外汇储备不可能无上限，一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再巨大，与规模庞大的国际游资相比也是力量薄弱的，一旦中央银行耗尽外汇储备仍无力扭转国际投资者的贬值预期，则其在外汇市场上将无法继续托市，固定汇率制也将彻底崩溃。因此，一国即使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巨大的国际游资压力下，往往也很难保证固定汇率制度能够得以继续。
三元悖论理论最早可以溯源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1953），他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即“米德冲突”。其中，在保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支出增减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不能共存的，这与后来提出的“三元悖论”理论之间有着理论传承关系。蒙代尔（1963）提出了著名的M-F模型，为后来“三元悖论”理论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亚洲金融危机后，克鲁格曼（Krugman，1999）在“O Canada: A neglected nation gets its Nobel”一文中说到：“The point is that you can't have it all: A country must pick two out of three. It can fix its exchange rate without emasculating its central bank, but only by maintaining controls on capital flows (like China today); it can leave capital movement free but retain monetary autonomy, but only by l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e (like Britain--or Canada); or it can choose to leave capital free and stabilize the currency, but only by abandoning any ability to adjust interest rates to fight inflation or recession (like Argentina today, or for that matter most of Europe).”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后来，保罗·克鲁格曼又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论述，使得该原则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原则指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三元悖论”原则可以用图1来直观表示。“三元悖论”是指图中心位置的灰色三角形，即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如果实行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没有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如果要维护货币政策的完全独立，则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要使得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同时兼得，则必须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在灰色三角形中，三个角点只能三选二。
“不可能三角”（见图2）则形象地说明了“三元悖论”，即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1）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必须牺牲汇率的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是由于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频繁出入的国内外资金带来了国际收支状况的不稳定，如果本国的货币当局不进行干预，亦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本币汇率必然会随着资金供求的变化而频繁的波动。利用汇率调节将汇率调整到真实反映经济现实的水平，可以改善进出口收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汇率调节本身具有缺陷，但实行汇率浮动确实较好的解决了“三难选择”。但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信心危机的存在会大大削弱汇率调节的作用，甚至起到恶化危机的作用。当汇率调节不能奏效时，为了稳定局势，政府的最后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
（2）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在汇率贬值无效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实行资本管制，实际上是政府以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来维护汇率的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比如中国，就是实行的这种政策组合。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对外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监管能力较弱，无法对自由流动的资本进行有效的管理。
（3）维持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必须放弃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资本完全流动时，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本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都将被所引致的资本流动的变化而抵消其效果，本国货币丧失自主性。在这种情况下，本国或者参加货币联盟，或者更为严格地实行货币局制度，基本上很难根据本国经济情况来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最多是在发生投机冲击时，短期内被动地调整本国利率以维护固定汇率。可见，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本国经济将会付出放弃货币政策的巨大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对固定汇率制提出异议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1950年发表的《浮动汇率论》一文中指出，固定汇率制会传递通货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接着，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1951年写成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第一卷《国际收支》一书中也提出，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是矛盾的。他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制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控制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该理论被称为米德“二元冲突”或“米德难题”。
罗伯特·蒙代尔（Roberta Mundell）在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国际经济情况以后，提出了支持固定汇率制度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J. Marcus Fleming）提出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对开放经济下的IS-LM模型进行了分析，堪称固定汇率制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该模型指出，在没有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动汇率下则更为有效；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整个调整结构与政策效应与没有资本流动时基本一样；而在资本完全可流动情况下，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时在影响与改变一国的收入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在浮动汇率下，则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在这个三角形中，a顶点表示选择货币政策自主权，b顶点表示选择固定汇率，c顶点表示资本自由流动。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也就是实现三角形一边的两个目标就必然远离另外一个顶点。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
Fisher（2001）提出高资本流动性使中间汇率制度变得不可行，开放经济体要么实行固定汇率，要么实行浮动汇率，最终三元悖论被简化为货币政策与汇率稳定性之间的权衡。
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得到实现，但“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汇率稳定”不复存在。日本1985年之前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稳定的汇率，限制资本的充分流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则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充分流动，放弃汇率稳定。香港、新加坡则是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获取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稳定。
后期陆续都有类似的金融危机案例：像是在1994–1995时期的墨西哥Peso危机，1997-1998年的亚州金融危机和2001-2002的阿根廷金融崩溃。
其中，尤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被认为是由于三种政策并施，违反三元悖论的规则，而导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东亚国家实际上采取的汇率政策是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促进自由资本流动，又同时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首先，由于事实上与美元挂钩，外国投资者在亚洲国家投资，却又不必担心汇率波动的风险。其次，资本自由流动使得外国投资者们可以无障碍地投资。再者，在1990-1999年间，东亚国家的短期利率高于美国的短期利率。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外国投资者将巨额资金投入亚洲国家，获得巨额利益。当东亚国家贸易平衡有利可图，投资正向发展，但当东亚国家的贸易平衡转变，投资者们迅速地撤回资金，引发亚洲金融危机。最终一些国家如泰国美元储备告罄，不得不实施浮动汇率制度而贬值。由于许多短期债务以美元结算，债务膨胀导致许多国家倒闭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三元悖论”的时期，同时控制汇率并实行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如果中国仍然将汇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内，那么代价就是不得不“输入”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
对于愈演愈烈的通胀率，外部因素——如美联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是造成通胀的一大推手；但另一方面，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导致货币体系内流动性增加，这才是导致通胀的主要推动力。
“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明确分解出什么因素在导致通胀是非常困难的。从定义上来说，通胀是一个总体的现象，整体的价格水平如何，很难将其分解。”他认为，一部分是外部因素带来输入型通胀。我们在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大宗商品价格和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所以这是一个种全球性的现象。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食品和能源在价格篮子中的比重更大，所以进一步推高了通货膨胀。
人们应该认识到，所有的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很难明确地划一条线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是因为美国，那件事情是因为中国。
即使是外部因素——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中国经济增长本身。“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非常迅速，并且在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所以如果将大宗商品价格看做外部因素，那么一部分原因也来自中国本身的内部增长。”
中国的货币政策正进入一个“三元悖论”的时期。三元悖论是指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存在。
“中国的资本账户并不可自由兑换，但也不是完全封闭，而且正随着中国经济扩张和金融改革深入而处在不断开放的过程当中，资本的进出正逐渐变得容易。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制定者想要同时控制汇率并实行独立的国内货币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难。”
这一情况事实上意味着最后变成了两大宽松的货币环境。“只要中国还想要限制汇率波动在目标范围内，而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那就必须通过干预市场来阻止货币升值。这意味着一旦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中国就不得不‘输入’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那么中国货币整体的情况将更加宽松，所以继而会推高国内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