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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国号来源于曹操所建的魏王国。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魏公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太尉、大将军等百官。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邑三万户,位在诸侯王上,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以天子旒冕、车服、旌旗、礼乐郊祀天地,出入得称警跸,宗庙、祖、腊皆如汉制,国都邺城,王子皆为列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十月,汉献帝又赐予曹操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
蜀汉政权自称“汉”,不称“蜀”。《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蜀”代称刘备建立的“汉”国,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如:《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诏策曰: “惟君体资文武,明叡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獉,参伊、周之巨勋。”刘禅在诏策中说诸葛亮将建特殊的功劳在“季汉”,“季汉”上承“西汉”“东汉”,即指“汉”政权。除皇帝在诏书策令中自称“汉”外,大臣也多言之。《魏志》中记载多称为“蜀”,以地名贬称,丑化敌国。后人评价多采用魏国的方法,即称“汉”为“蜀汉”,采取地域加国号的方法,部分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是“汉”。
魏黄初二年(221年),曹丕称帝后,孙权遣使请求成为魏的藩属,八月,曹丕赐孙权九锡,册封其为吴王。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
三国时期开始的时间一般分成狭义及广义。狭义是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建国曹魏,东汉灭亡开始,广义是184年黄巾起义开始。历史学家多注重三国鼎立的形成与过程,自184年东汉开始失去政权实体及群雄割据,形成了三国雏型至曹魏代汉为止,所以往往将184年到220年的时间纳入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天灾不断,却又赋税繁重,人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恤”。
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太平道首领张角及兄弟张梁和张宝率信徒发起民变,史称黄巾起义,迅速发展到数百万追随者,引起全国性的战乱。从此也开始了近一百年的战乱时代。汉灵帝派皇甫嵩、卢植及朱隽等率中央军压制,又令地方州郡政府和豪强地主招募军队协助。最后黄巾军的主力虽然很快被击溃,不过余部仍然散布各地。随着各地山贼土匪陆续出现,汉朝的中央军精疲力竭。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外戚、宦官在内斗中失去权柄。
188年汉灵帝采纳刘焉的建议,将负责监察各郡的刺史赋予兼有地方军政权力,以加强对各郡的控管,并且将部分刺史升为州牧,由刘姓宗室或重臣担任。这一措施使得州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虽有利于镇压各地叛乱,但当朝廷发生内乱后,掌握地方权力的州牧及刺史纷纷割据一方,不再受朝廷节制。例如益州牧刘焉割据巴蜀,借由五斗米道首领张鲁占领汉中,切断与朝廷的关系。东汉为解决黄巾之乱而制定的州牧制度,在朝廷不断衰弱下,反而开启群雄割据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驾崩,戚宦之争又起。宦官蹇硕等意图杀害外戚大将军何进,改立太子刘辩弟陈留王刘协。汉少帝刘辩顺利继立后,何进又与袁绍等士大夫企图去除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及其他宦官。何进还令凉州董卓、并州丁原带兵增援。宦官们先发制人,在董卓军到达洛阳前杀死何进。而袁绍则以为何进报仇为名率军入宫,杀死十常侍等宦官二千人。虽然困扰东汉上百年的外戚与宦官之争就此终结,却也方便了率军入都城的董卓顺势夺取朝政大权。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最后被司徒王允和部下吕布等合谋刺杀。讨伐董卓之战结束后,各地方军阀不再理会东汉中央政权的号令,转而发展各自的势力。原董卓部下张济因军中缺粮,途径荆州南阳掠夺,在攻打穰城时战死。其军队由侄子张绣继承后,反被荆州牧刘表安置在宛城,联手抵御曹操。
黄巾起义时,孙坚率一千五百余人随朱儁到中原镇压黄巾,后转战于凉州和荆州江南诸郡。董卓之乱时,孙坚参加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在洛阳意外得到玉玺。隶属于袁术。在奉命进攻荆州刺史刘表之时,在岘山被刘表部下黄祖射杀。孙坚死后,其子孙策统领部众,约于兴平元年(194年)向袁术献玉玺后借三千兵马离开袁术,带领孙坚旧部开始向江东发展,得周瑜等人相助,于196年到199年间在江东四处征战逐刘繇,降王朗,杀许贡。196年献帝迁许都以后,孙策拒袁术而联曹操,受封为吴侯。最后孙策独领江东,与刘表对峙,并等待时机北上中原。199年,孙策击破庐江太守刘勋,吞并其部,并取得豫章郡地。200年孙策出游打猎,被许贡门客刺杀。孙策死,其弟孙权统众霸江东。
194年,益州牧刘焉病死,其子刘璋接任,与汉中的张鲁决裂,两方对峙。马腾、韩遂等人则于凉州、雍州一带各自发展势力。公孙瓒击败刘虞后雄踞幽州,最后被袁绍灭亡。东迁的吕布先是夺取曹操的兖州,被击败后先附刘备,接着夺其领地徐州,最后被曹操于下邳抓获处死。刘备继任病故的陶谦成为徐州牧,但先后因吕布及曹操而失去徐州,不得不依附河北袁绍,后又逃到汝南试图建立势力。
此时期各势力中成绩最突出的是袁绍与曹操,袁绍先用计占据韩馥的冀州,继而打败田楷、臧洪、公孙瓒等人,掌握青、冀、幽、并四州,雄霸河北,气势强劲。曹操四处征战,收编黄巾军余部男女老少约十万人,择其精锐组成了著名的“青州军”,几经转折,控制了兖州。曹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奉立东逃的献帝于许昌后,借由朝廷名义来讨伐各地群雄;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先后破袁术、灭吕布、降张绣、逐刘备。势力发展成兖、豫、徐三州、部分司隶、雍州等中原地区。由于袁曹双方的势力持续壮大,最后发生了决战。
建安五年(200年),在官渡之战中,接受许攸的建议,曹操亲自率兵火烧袁绍的军粮,以少胜多,击败了河北强大的割据势力袁绍。曹操又通过几年时间,消灭了袁绍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的势力。在白狼山之战中,派遣大将张辽率领先锋部队大破乌桓并斩杀乌桓单于蹋顿,随后又平定辽东,最终统一了北方。
随着曹操对北方的统一和屯田制、租调制的施行,北方社会趋于稳定,生产力逐渐恢复。政府修整道路,兴建水利,便利了交通和槽运。恢复的冶铁业中,水排得到推广,丝织业也兴盛起来。商品交换渐有起色,魏明帝时重新颁用钱币。洛阳、邺城、睢阳都日趋繁华。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租调制。
188年,汉宗室刘焉出任益州牧。兴平元年(194年),刘焉死,子刘璋继任。刘焉、刘璋相继镇压了当地豪强的反抗。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邀诸葛亮为辅佐,提出“隆中对”战略思想。
曹操统一北方后,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乘刘表病亡、荆州不稳之时,率大军南下征荆州,刘琮束手投降,寄身荆州的刘备离开新野,南下江陵,途中被曹军击败,逃至夏口。曹操对江东虎视眈眈。在刘备谋士诸葛亮与孙权谋臣鲁肃的共同推动下,孙刘结盟,共抗曹军,周瑜以火攻之计大破曹操,孙刘联军以少胜多,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曹操被迫退回北方。
赤壁之战后曹军退回北方后,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击破关中马超、韩遂等部,又命夏侯渊西征,消灭了韩遂、宋建等割据势力,将凉州纳入“魏”的势力范围之内,统一北方,促使三国鼎立形成。孙权主要军事活动在淮南。赤壁之战后,曹操军屡攻濡须地区,双方互有胜负。此后曹操数次南下,孙权亦曾数次北上,双方均未获得大的进展。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璋邀请刘备率部进入益州,使击保据汉中的张鲁。逐步占据了原来刘璋的地盘。
建安十九年(214年), 曹操称魏公,十月汉献帝与伏后密谋除曹操,事泄,曹操诛杀众人。刘璋投降刘备,刘备自领益州牧。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称魏王,建都于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势力达到了极盛,自称汉中王。曹操大军前来欲夺回汉中,不成,于是从汉中退向长安。
孙权、刘备双方也开始各自争夺荆州。210年,孙权吞并交趾士夑,取得东南半壁。211年,徙治秣陵,次年(212年),改秣陵为建业。刘备也乘势占据荆州五郡,成功逼降荆南四郡;周瑜夺取荆州重要战略要地南郡。
刘备大将关羽北攻樊,吕蒙上疏孙权说:“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吕蒙遂假称病重,孙权也明令召吕蒙回建业治病。关羽信以为真,把留在江陵、公安的军队调出一部分赴襄阳。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占领荆州六郡大部,隔三峡与汉军相持,限制了蜀汉出峡发展。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同年十月,曹丕篡汉称帝,建都洛阳,国号“魏”,建元黄初,史称“曹魏”。因为汉朝灭亡,三国时代也就从此正式开始。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了延续汉朝、兴复汉室,于成都称帝为大汉皇帝,国号“汉”,建元章武,史称“蜀汉”。汉置益州,自秦岭至于南中。有户二十八万,人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刘备为报孙权夺荆州、杀关羽之仇,在称帝后不久,就率数万大军东讨孙权。221年,张飞被杀,刘备出兵与吴军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益州,刘备不久便驾崩于白帝城。蜀汉实力大损,成为三国中最弱小的一国。之后不久,在诸葛亮、孙权的努力下,蜀汉和东吴恢复结盟关系,共抗曹魏。
孙权于222年被魏文帝曹丕封为吴王,229年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国号“吴”,改元黄龙元年,史称“东吴”。后又迁都建业,有扬、荆、交三州。有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至此,三国鼎立局面正式形成。南北之间虽然还常有战事发生,有时规模还比较大,但是总的说来,力量大体平衡,鼎足之势维持了四十余年之久。
刘备病死后,刘禅继位为帝,诸葛亮辅佐刘禅,此时蜀汉国内处境十分困难:西南夷接连叛乱;益州郡豪强雍闿执太守,求附于吴;牂柯太守朱褒、越嶲太守高定都响应雍闿,南中地区动乱扩大。225年,诸葛亮南征,此时孟获已代雍闿据南中。当年秋天,诸葛亮打败孟获,南中平定。诸葛亮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把南中青羌编为军队。
228年,诸葛亮开始北伐曹魏。以后三年,诸葛亮又屡次北伐,都由于军粮不济,没有成功。234年第五次北伐,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蜀汉北伐停顿。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等人相继为相,因循守成。258年以后,宦官黄皓等人擅权,政治腐败。蜀汉大将姜维继续北伐,受到朝廷和宦官掣肘,致使屡次劳而无功。
司马氏趁时立功,当反抗力量都被消灭以后,于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分兵三路南下进攻蜀汉,魏蜀两军发生拉锯战,钟会带领的魏军主力部队被姜维挡于剑阁前,邓艾避开姜维的锋芒,领兵抄阴平小路直取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投降,姜维假装投降,欲借钟会之手复兴汉室,然而最终计策失败,邓艾、钟会、姜维尽皆被杀,刘禅被司马昭封为安乐公,蜀汉灭亡。
蜀汉传二帝,国祚共四十三年。
魏帝曹芳在位时,发生了辅政的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的权力之争。曹爽重用名士“台中三狗”及李胜、毕轨等人,排斥司马懿。司马氏是东汉以来的世家大族,司马懿本人又富于谋略,屡建军功。238年,他率军平定公孙渊之叛,使辽东重新归入魏版图。
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又乘曹爽奉曹芳出洛阳城谒高平陵的机会发动政变,处死曹爽及其党羽,独揽朝政大权,史称高平陵事变。后来,司马懿及子司马师、司马昭陆续镇压了起自淮南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人军事叛乱和其他曹氏忠臣的反抗,巩固了司马氏对曹魏的统治。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一批玄学名士对司马氏持消极反抗态度,其中的嵇康被司马氏以非毁名教和欲助毌丘俭为乱之罪名杀害。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晋初都陆续归服于司马氏。
东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氏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像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东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孙权死后,东吴日趋衰弱,而曹魏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逐步强大。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篡魏后又忙于新朝定制,东吴政权暂时得以延续。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昭去世,十二月丙寅日(266年2月8日),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强迫曹魏皇帝曹奂禅让而称帝,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仍定都洛阳,曹魏灭亡。从此,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晋朝时代,史称西晋。司马炎称帝后开始筹备伐吴,派王濬于益州大造船舰,以羊祜镇守襄阳与镇守江陵的吴将陆抗对峙。在264年,孙皓即位后,交州(约今广西省及越南北部)向曹魏投降。两年后吴军意图夺回但被晋将毛炅击败。
269年,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同年孙皓以虞汜、陶璜及李勖等人分陆海两路会师合浦,至271年方夺回交州。279年,修允部属郭马于广州(约今广东省及广西省东部)叛变,孙皓先后派滕循、陶浚、陶璜等多方围剿方平定。同年晋军率大军南征,东吴岌岌可危。
东吴重臣陆凯及陆抗相继去世后,晋将羊祜提议伐吴,但遭贾充反对而作罢。
279年,西北之乱始平,王濬、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贾充、荀勖等认为西北未定而反对。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十一月大举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他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濬唐彬军、中游杜预胡奋王戎军、下游王浑司马伷军多路并进。
280年,二月孙皓急任丞相张悌率沈莹、孙震渡江抵御王浑军,但皆战败而亡。而王濬军沿长江配合其他晋军攻下西陵、江陵、武昌及寻阳等地,杜预也夺下荆州南部。三月壬寅日(5月1日)孙皓见晋军已包围建业,认为大势已去而投降。孙吴灭亡,西晋统一天下,至此,三家归晋。
三国官制、兵制和东汉官制、兵制比较相似。曹魏的中央军,分中军和外军。“‘中军’是对‘外军’而来的,中外军的区别形成于汉建安时代(196-220),到黄初年间(220-226)都督制成立,中外军的区分及中外军的名称也就正式成立。建安以前,曹操集团只是割据的群雄之一。曹操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尤其是在官渡之战打败袁绍取得冀、并、青诸州以后,他的统治区才渐具国家的规模。这时局面大了,再不能象过去一样,带领一支军队到处征战,因之便产生了留屯的办法。平定一个地方,留部分军队驻防,并由一人任统帅统摄辖区内诸军。这种留屯制,实即魏晋以下盛行的军事上分区的都督诸军制的滥觞。这种情形,发生于曹操打败袁绍占有冀、并诸州之后,到赤壁战后,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渐渐固定为一种制度,而且发展为后来的都督制。国家的军队既在事实上分了内外,内外的名称自然也跟着形成,留屯在外的将军及都督所领的兵,就称为外军;中央直辖的军队,就称为中军。”
《历代兵制》叙述了魏中军的发展:“初,曹公自置武卫营于相府,以领军主之。及文帝增置中营,于是有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武卫营是曹魏集团最亲近的宿卫禁兵,其设置时间,《补三国兵志》说在建安十三年(208)。那时曹操刚做相国,便在相府自置武卫营。当时汉帝的禁兵为数已不多,且在曹操控制之下,武卫营一成立,有所疏漏。“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也是不确的。事实上,曹魏先后置武卫、中垒、中坚、骁骑、游击等新五营,归中领军统帅;东汉以来北军的屯骑、步兵、射声、越骑、长水五营,曹魏时期依然存在,但兵员已少的可怜,五校地位已不如武卫将军等,已无可能去统帅武卫、中垒等新营。
留屯各地的外军,开始编制很不一致,统帅往往临时由中央委派和更换。到魏文帝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历代兵制》:“黄初三年,特置都督诸州军事,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位太尉上。”曹魏的都督诸州军事,是代表中央分驻各地的军事长官,所领是不同于州郡兵的中央军队。所谓四征四镇,是指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西将军、征北将军与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西将军、镇北将军等称号,此外还有所谓四安四平将军的称号,这些都不是固定军职,而是临时赠封的称号。从这些称号也可以知道,那些都督诸州军事的将军,是代表中央去行征伐镇压之权。中外诸军即中军与外军,“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则是以大将军统帅全国中央军,大将军成为曹魏最高军事统帅。曹魏政权是取代东汉王朝而建立的,开始仍以太尉为最高军政长官,置大将军后,太尉最重要的权力被分割,所以陈傅良说大将军“位太尉上”。
综上所述,曹魏中央军的系统是:
中央军-大将军——|
|——外军-都督诸州军事
除中军与外军,曹魏还有作为地方兵的州郡兵。东汉光武帝罢兵募士,郡国兵力十分薄弱。到东汉末年,一些州郡守割据称雄,兵力转强,多数州郡的军队则逐一消灭或兼并。曹操统一北方,大大小小的割据武装或被消灭,或被收编,北方各州郡往往只有留屯的中央军,而没有地方武装了。当时丞相主簿司马朗建议令州郡都建立地方武装,以“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历代兵制》:“自纳司马朗之言,复令州郡典兵,但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却借此大大膨胀起来。所以《历代兵制》认为,曹魏政权的“兵权外聚于州牧,内归于大将军及太尉”。因此后来有人上疏魏明帝,要求解除缘边州郡刺史、太守的领兵权,另外派遣大将去镇守,以免刺史、太守领了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而不能“独修务本之业”。
曹魏兵制,还有屯田兵值得一提,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兵屯两种,是汉代官田出租办法及边郡屯田的推广。民屯的管理方式是:由大司农掌管全国的民屯,典农中郎将负责一州郡的民屯,典农都尉负责一县级单位的民屯,屯司马负责一生产单位——一屯。每一屯有屯田客五十人。民屯的任务是种植稻、粟、桑、麻,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获上缴政府。屯田客不服兵役,但实行军法部勒式管理,应该纳入兵制研究的范围。建安初年开始的屯田,本是为了束缚流民于土地和为政府提供大量租入以充军需;到魏末晋初,统治者为了世家大族的利益,经常分割屯田,瓜分屯田客,屯田制度遭到毁灭性破坏。兵屯的开始晚于民屯,一般是保持原有的军事编制,设立在与吴蜀两国对峙的边境,让士兵且佃且守。东吴也有与曹魏大体相似的兵屯。
大致和魏相同,但又有其特点。蜀汉的中央军,《历代兵制》说:“蜀置五军。其左、右将军、督、护一人,其中师、监、护、典、参军各一人,其前师、将军、监、护、督军各一人,其后督、将军、兼一人。其将校略如汉。”五军即前、后、左、右、中军。中军与曹魏一样同时又是宿卫部队;前、后、左、右四军略等于曹魏的外军。蜀汉中央军置军师将军一至二人,为全国最高军事统帅。五军的组织系统不完全一样,中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都护、领军、典军各一人;前、后军有护军、监军、军师、领军、典军各一人;左、右军有护军、监军、都护各一人。史书记载,前、后、左、右军的统帅分别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只有中军统帅是护军;而据王平、刘敏、姜维等传,前、后、左、右四军又常以护军或监军为各自的统帅。因此,前将军等官号,究竟是护军的另称还是进称,或者是不同时候的职官,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蜀汉的基层军队,有许多不同的称号。《历代兵制》:“兵有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盖不全用蜀人也。”这里所举的尚不完全,据王欣夫《补三国兵志》统计,蜀汉有以下称号的基层军队:曲长则蜀汉往往有专门的前锋队。无前可能为一支精勇的队伍。虎步,精勇的步兵队伍。虎骑,精勇的骑兵队伍,还有散骑、武骑等骑兵队。此外还有诸葛亮征南中后归附的夷兵,白毦,由以白羽毛为饰的夷人组成。飞军,以青羌为主。賨叟,由賨人组成。从这些称号可以看出,蜀汉政权不仅只有汉人军士,而且有招募归附的夷兵。
孙权在称帝前,曾以讨虏、骠骑、车骑将军的名号开府置僚佐,为当时的霸府之一。孙权为军队首脑,府中的僚佐,参照汉制,设军师、长史和诸曹,分掌众务。统兵将领有护军、领军、典军等,另置荡寇、虎威等杂号将军,实则不一定统兵。遇有战争,临时拜帅,任命一些军事将领为左、右都督或大都督,充当统帅或主将,战争结束则罢去。
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此后,皇帝为最高的军事统帅,其下,由丞相或官阶较高的大将军等加“领中外诸军事”或“督中外诸军”,以负责统领指挥全国的军队。
东吴的中央直辖军,也称中军,以宿卫军为主,有羽林、武卫、虎骑等营,其成员大多由孙氏的故将所领部曲组成,统率宿卫军的将领,称为督或将军,多由孙氏家族的子弟担任。宿卫军中,还保留了汉代的五营兵,其将军为五营督或五校督。东吴的统军将领中,以骠骑、车骑和卫将军的官阶较高,征、镇、安、平将军次之。其次,吴国领兵将领的官职多以督命名,督的名称很多,统领中军宿卫军以外各部者,有京下督、无难督、水军督、骑督、前督、左部督、右部督、升城督等。统领外军者,一般将所在地的地名,冠于督前,如西陵督、公安督、巴丘督、濡须督等。地方州郡,也实行双轨制建制,地方官兼有军职者,其所统领的中央军,称外军。另外还有地方军。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地方官不论是否兼领军事,都保留有自己的部曲兵,可以世代承袭。
东吴的军队,由水、陆军组成,以水军为主,陆军为辅。陆军之中,又含步、骑两个兵种。全国的兵力,约20万左右,舰船共有5000余艘。从基本的国策出发,东吴的作战方针以战略防御为主,凭借长江为天然屏障。为了对付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东吴经过长期经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布置在长江一线。为了武装水师,在侯官(今福建闽侯)设有规模宏大的造船厂,造船技术很高超,所造的运输船,大者长达20余丈,载重量可达万斛。所造的战船,有上下五层,可载士卒3000人。东吴在濡须口(今安徽巢县东南)和西陵(今湖北宜昌)建立了水军基地,以重兵防守。水军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曹魏、蜀汉的水军均非其敌手。在东吴同魏、蜀两国所进行的几次大战中,都是依靠这支强大的水军取胜的。曹操死后,魏文帝和魏明帝都企图渡过长江向南扩展,但面对长江天堑和吴国的强大水师,或望而却步,或无功而返。
由于战争的需要,攻城略地的战略战术以及攻防器械和兵器制造,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攻防器械方面,官渡之战中,曹操下令制造发石车,摧毁了袁军的楼车,于是曹军转危为安。这种发石车被袁军称为“霹雳车”。
在兵器制造方面,蒲元擅长锻链铁器,他在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为诸葛亮制刀。其刀能劈开装满铁珠的竹筒,誉为神刀。
东汉末期,因为天灾战乱,社会受到破坏,使得经济衰退,大量农地荒废。部份豪强世族纷纷率领族人,建立坞堡以自卫。在其周围从事生产活动后,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庄园制度。坞堡和庄园制度都影响后来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模式。
三国当中,以曹魏人口最多,垦荒的面积最广,这正是当时三国中以曹魏实力最强的原因。曹魏推行屯田制,组织流民耕种官田。这使得恢复社会秩序,增强曹魏实力。曹魏重视农业的另一实证是其大兴水利,其工程的规模和数量在三国中首屈一指。如233年,关中一带辟建渠道,兴修水库,一举改造了三千多顷盐碱地,所获使国库大为充实。再如曹魏在河南的水利工程,其成果使粮食产量倍增,但《三国食货志》也指出这些水利工程许多缺乏规划,仅能收短期效果。马钧擅长机械应用,提升生产量,制作出水转百戏和失传的指南车,荣获“天下之名巧”的美誉。他改良汉代的织绫机,使织出花纹具立体感,能与蜀锦相媲美。改良汉末毕岚的龙骨车,发明出龙骨水车来灌溉较高位的农田。部分梯田仍在使用。他还将发石车改造成轮转式发石车,提升抛击量与速度。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也较中原为轻。诸葛亮又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
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然而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和劳动力。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发展。
由于东汉朝廷的崩溃,无人重铸磨损不堪的铜钱,加上大量私钱出现。到三国鼎立后,新发行的铜钱未能广泛通行,只好正式以布帛谷栗等实物为主要货币。
曹魏一直无法摆脱实物交易的经济模式,少数几次的货币改革尝试都以失败收场,这可能与其国土内缺乏大规模的铜矿矿山作为基础有关。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混乱,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解决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终三国一代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跟通行蜀钱。
孙吴在建安郡(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孙吴的商业都市以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吴郡(江苏省苏州市)、番禺(广东省广州市附近)为主,其中番禺以国外贸易为主。
曹魏建置大型官营手工业作坊,发展手工业生产。邺(今河北邯郸临漳县)、洛阳等贸易城市,商业经济发达,和海外有贸易往来。此外造船业、陶瓷业、丝织业、制盐业等等也都十分发达。
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在纺织业方面上,孙吴在江南以产麻布出名,豫章郡(治所在江西省南昌市)的鸡鸣布名传千里。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湖北省鄂州市)为最发达,孙权曾在开采铜矿,打造兵器。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盐业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造船技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孙吴政权建立不久,就拥有船舰五千余艘,并不断派出较大规模的船队,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其中大船上下五层,可载三千人。晋在作灭吴准备时发明将许多小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这种大船称为“连舫”。
黄巾之乱后,中原地区发生天灾饥荒,例如:“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等纪录。董卓掌权后,放纵士兵淫略妇女,剽虏资物。在面对关东军联合讨伐下,竟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以至于民怨载道,人口数大减。曹操征徐州时,“凡坑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李傕等在关中,“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益州的刘焉、刘璋及荆州的刘表镇压叛乱,扬州因为孙策等人的战争,使得人口数都减少。
当时的人民朝三个方向流动:由关中西迁至凉州或是南迁至益州、沿汉水迁移至荆州,各约十万户。由中原地区往东北迁移至冀州或幽州,再迁至辽东。鲜卑和乌桓也因为这波流民而壮大。最后也是最大一股,是由中原地区迁移至徐州彭城,再南迁至江南地区。当时“是时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孙吴立国的基础即建立在此上。例如:鲁肃、诸葛瑾、吕蒙、张昭及徐盛等人就是此次南渡的中原士族之一。
自三国鼎立局势渐渐形成后,人民转而因统治者或战争而被迫迁移。曹操攻击张鲁时及攻下后,共迁部份的川东汉中居民入关中。曹丕建都洛阳后,迁冀州五万户士家以实河南。魏灭蜀后迁蜀人三万家至洛阳和关中。刘备领有益州,多次迁民于成都平原。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也迁陇西居民以实汉中。孙权在早期即击败江夏太守黄祖,虏掠男女数万口。他建国后为了提升人口数,平定山越并以其“羸者充户,强者补兵”,并且骚扰淮南来获得人口。
根据史料记载,263年,蜀国有1082000人;魏国有4432881人;280年,吴国有2562000人,总计郡县编户人口为7672881人。现代学者考虑到被世家门阀荫庇的佃客、部曲还有屯户、兵户、吏户、逃户、漏户、隐户以及居于汉地的少数民族等等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群,故认为三国末期约有3000万人,而东汉末年自曹操统一北方后,魏蜀吴三方势力的战争限于局部,如魏蜀交界的祁山、秦岭一带及魏吴相交的江淮之间,不再有波及全国并持续多年的战争,魏蜀吴又纷纷在其统治境内推行屯田、兴修水利、招徕流民等措施以此恢复社会经济,人口逐渐开始恢复,至三国初年约有2224万~2361万人左右,仅有东汉人口峰值的40%。
汉晋之际的学术思想发生剧烈的变动,主要受传统思想的变化与政治斗争有关,前者成份居大。由尚交游、重品藻,反动而变为循名责实,归于申韩。因尚名务虚伪反动而为自然、率直,归于老庄。
由于东汉晚期政治败坏,局势混乱。曹操与诸葛亮采用名家或法家的思想来恢复社会秩序。曹操提倡信赏必罚,主张法治。提出“用人唯才”的观念打破以门第或名教的标准。诸葛亮也提倡法治观念,入蜀后修明法制,执法公平。提出“治国之要,务在举贤”的主张以任才适用。他也重视军法,如街亭之战马谡违反军令而被斩,他也自贬三等。汉末魏初的名法思想为此后魏晋玄学思潮提供了基础,使名士基于政治黑暗将焦点由名法的具体问题转向玄学的抽象思辨。
经学方面,汉末郑玄之经学已甚受推崇。然而在魏晋之世,王肃继承父学而注经,其对经学的见解与郑玄不同,遂有郑、王两派互相驳难。曹魏末年,司马氏篡魏为晋。当时政治黑暗,知识份子之思想趋向反动、消沉而无出路。倾向曹氏者多是失势士子,采取清谈方式批评政治,主张自然。倾向司马氏者,则主张维持名教,使儒家作风渐起分化。因晋武帝为王肃外孙,遂被立为官学,一时黜郑申王,使王学成为宗主。
魏晋时期最突出的思想为玄学。玄学属于儒家发展的新型态,其基本教义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佛教般若学具有较高的思辨,它的思想被文人学士所吸收和改造利用,在经学向玄学的过渡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玄学家好谈玄理,不谈俗事,称为清谈,流行于魏晋时期。在240-248年的酝酿期,以何晏和王弼为代表。玄学家认为一件事情需要理解其背后原理的“本”方能了解平常所见的表象“末”,进而提倡“以本统末”的理论。又视“本”为“道”,类比为没有形体的“无”(原理、趋势),视“末”为实际现象的“有”,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之后到司马炎篡魏建晋为止。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他们把焦点由思想理论转移到人生问题上。当时政治黑暗,司马氏压抑士大夫,并以崇尚名教自饰。阮籍及嵇康等人遂主张礼法压抑人性且虚伪,强调人性的解放与自然真诚。他们带头实现这个理论,形成一股解放个性的风气。到了西晋之后,清谈之风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裴頠对“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
三国文学中以曹魏文学最盛,分为前期的建安文学及后期正始文学,其中建安文学反对靡弱诗风,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这是因为自曹操等人热爱文学,各地文士纷纷吸附。建安文学代表人物为“三曹”及“建安七子”。其他的文学家还有邯郸淳、蔡琰、繁钦、路粹、丁仪、杨修、荀纬等。曹操具有沉雄豪迈的气概,古朴苍凉的风格,著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让县自明本志令》等文。曹丕及曹植才华洋溢,曹丕著有文学评论《典论》,导致文学开始自觉发展。曹植具浪漫气质,著有《洛神赋》等文。建安七子与蔡琰、杨修等人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汉末以来的社会变故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例如蔡琰的《胡笳十八拍》。
正始文学时期,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受司马氏操控,文人备受压抑,难以直接面对现实。当代的作家有竹林七贤及何晏、夏侯玄、王弼等“正始名士”。正始作家大都通老庄,好玄学,对于社会现实,不如建安作家那样执着,持比较冲淡的态度。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尚继承“建安风骨”,敢于面对司马氏政权,其文学都有鲜明的特色。《文心雕龙》提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说明了阮籍和嵇康皆为正始文学的代表诗人。
东吴作家有张纮、薛综、华覈、韦昭等。张纮为孙权长史,与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陈琳等友善。薛综为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华覈则是孙吴末年作家。蜀汉作家有诸葛亮、郤正、秦宓、陈寿等。诸葛亮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的作品有《出师表》等。其文彩虽不如他人艳丽,然而内容浅易,情意真切,感人肺腑,表露出他北伐的决心。秦宓所写的五言诗《远游》,是蜀汉流传下来唯一可靠的诗篇。蜀中亦多有学者为书作注的人,如:许慈、孟光、尹默、李撰等,蜀汉后期有谯周、郤正都醉心于文学,谯周更写下了《仇国论》讨论过度征战的缺点,及郤正以依照先代的儒士,借文表达意见的《释讥》。东汉末年亦有研究纤图、术数的学者,如:任安、周舒,之后出现了周群、杜琼等人。
本时期为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时期。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人民纷纷寻求宗教慰藉心灵,使得能够逐渐发展。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三国时期,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翻译。昙柯迦罗译出《僧祇戒心》,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始祖。魏明帝曾大起浮屠,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孙权拜支谦为博士,辅导东宫。支谦的翻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其中重要的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太子瑞应本起经》等。康僧会得舍利,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康僧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等。旧录载蜀国译有《首楞严》及《普曜经》。中土沙门也开始西行求法,朱士行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发前往于阗,写得《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送回洛阳,后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
在佛教的影响下,方士把阴阳五行、服食炼养、导引行气、辟谷延年、神仙长生、鬼神祭祀、图谶符箓、巫术迷信等互相杂糅,并同《老子》牵合,构成原始道教。张角建立的太平道和张道陵建立的五斗米道,都是道教的雏型,到西晋时则称为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又称《太平青领书》。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其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张角拥有广大教众后,于东汉末期率其弟张梁、张宝与部属张曼成发起“黄巾之乱”,最后被东汉朝廷击败而渐渐式微。张道陵于汉顺帝时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建五斗米道。一说五斗米道真正创始人是张修,张鲁杀张修夺取教权后托名张陵创教。该教可能是黄老之学与当地宗教的融合,符文大多源自巴蜀巫术。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老子想尔注》反映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三国在艺术方面,东吴有八位擅长各种艺术的名士,时人称为八绝。有吴范、刘惇、赵达、严武、皇象、曹不兴、宋寿和郑妪等人。例如严武擅下围棋,同辈中无人能胜,有“棋圣”之称。至于曹不兴则擅绘画、皇象则擅书法。
东汉末期动乱不堪,许多画作被破坏或遗失,造成损失。佛教的发展,开始出现以佛教为题材的绘画。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三国之前,绘画主要属于“百工之苑”的技术性职业,尚未艺术化,在本时期开始出现现实题材的内容,亦是由礼教宣传过祖”,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等。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当时有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吴王赵夫人,其他擅长绘画的有桓范、杨修、魏帝曹髦、诸葛瞻等人。孙吴曹不兴,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运笔而成。其作品富有立体感,世人有“曹衣出水”之称,号“曹家样”。孙吴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山水绘画,时人誉为“针绝”。她为孙权绘各国山川地形图,实开山水画之首。汉末杨修相传有《西京图》等画。曹魏桓范擅长丹青,魏帝曹髦绘画人物史实。蜀汉诸葛瞻亦工书画。
书法艺术兴起于东汉末期。从三国到西晋,隶书仍是官方通行的书体,当时的碑刻大都用隶书写成。曹魏碑文书体方正、气度庄严,少有生趣。孙吴的著名碑刻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谷朗碑》等。其中《天发神谶碑》以圆驭方,势险局宽,气势雄伟奇恣。本时期主要的书法家有张芝、张昶、韦诞、钟繇及皇象等人。张芝擅章草,并创新出今草。出名的作品有《冠军帖》、《今欲归帖》等。张昶为张芝季弟,擅长章草与隶书。韦诞总结书法经验,著有《笔经》。其中“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他的名言。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等作品为楷书经典之作。皇象擅小篆、隶书,尤精章草。流传作品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及《天发神谶碑》等。
三国时,蜀汉在与曹魏的战争中,由于山道运粮困难,运输工具亟待解决。这时,诸葛亮设计了一种独轮车“木牛”,由其属下西曹掾蒲元制作,“廉仰双辕,人行六尺, 牛(指木牛)行四步,人载一岁之粮也”。这种独轮车适用于在崎岖小道上行走,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广泛使用。
刘徽为三国时期的数学家,他自幼对数学有兴趣,学习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典《九章算术》。年长后于曹魏景元四年(263)著有《九章算术注》,借由自己的注解,使其容易了解。之后刘徽又著作《九章算术注》的第十卷,即《重差》(后称《海岛算经》),这使中国测量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天文学方面,有先后担任孙吴与西晋太史令的陈卓。他收集各派资讯,完善中国星官体制,并绘制星图,为后世所沿用。
华佗医术全面,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外科尤为擅长。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他曾用“麻沸散”使病人麻醉后施行剖腹手术,是世界医学史上应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治疗的最早记载。又仿虎、鹿、熊、猿、鸟等禽兽的动态创作名为“五禽戏”的体操,教导人们强身健体。后因不服曹操征召被杀,所著医书《青囊书》已佚。
三国时期各国多与外族互动。东北方面,有高句丽、沃沮、夫余及三韩、百济。魏晋以来天山以北及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有乌孙、坚昆、敕勒、丁零、呼揭、匈奴、鲜卑及乌桓等族。
202年南匈奴归附曹操后,曹操将南匈奴分成五部,每部立帅长,并派汉人监督。乌桓族长蹋顿与袁绍结盟,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鲜卑在东汉末期由檀石槐统一,屡次入侵边郡,他死后鲜卑分裂为东部、中部及西部鲜卑。西部鲜卑轲比能重整鲜卑后两度入侵曹魏,并响应诸葛亮攻魏。
西部方面,当时河西诸羌和武都、阴平的羌族分别归附曹魏及蜀汉。这两国相互攻伐时都征召羌族参加作战。西南方面,225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平定南中之乱,降伏南蛮族长孟获,并设置庲降总督管辖。往后虽有叛变发生,但皆不大。
孙权也展开海上的发展,他派使臣朱应、康泰泛海到夷洲、亶洲补充人口、到辽东、朝鲜半岛、林邑(今越南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和南洋群岛等地沟通联系,这些都扩大孙吴在海外的影响力。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吴都建业。
孙权尚存的困难,一是对付山越的不宁,一是在巢湖地区抗拒曹魏的压力。东南州郡山区的山越人,阻险割据,甚至北联曹魏,反对孙权势力向南方内地扩张。孙权与山越进行过多次战争,屡获胜利,234年,诸葛恪率军进攻丹阳山越,经三年围困,山越十万人出山投降,其中四万丁壮补兵,余下的成为编户。孙权统治的几十年中,山越人大体与汉人趋于融合。
(表格参考资料)
无论是陈寿的《三国志》,还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称魏、蜀、吴三分天下。实际上,在辽东,有一个与魏、蜀、吴三国性质相同的国家──燕国,该国从190年初成规模,到238年被司马懿所灭,立国48年,比刘备创立的蜀汉还要长6年。燕国鲜为人知的开国之主公孙度,也是一个堪比曹操、刘备和孙权的乱世枭雄。
公孙度和董卓部将徐荣是同乡,在徐荣的力荐下,公孙度得以出任辽东太守。190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此时中原混乱不堪,而辽东郡偏居东北,所受影响较小,得以借机振兴。不久,公孙度把辽东郡分为辽西、中辽两郡,各置太守,他还按照皇家规制设坛于襄平城郊,行郊礼天地之礼,无论车驾、仪仗、服饰都同大汉天子一般无二。
在保境安民的政策指引下,燕国成为乱世中难得的“世外桃源”。200年官渡大战之时,公孙度拒绝了曹操的拉拢,打算在曹袁两败俱伤后进军许昌。不料天不假年,他于204年去世。此后,其后代公孙渊周旋于曹魏和东吴之间。
曹魏一直图谋一统中国。237年,魏明帝曹叡派幽州刺史毌丘俭进攻燕国,大败而归。238年六月,曹魏太尉司马懿率大军进入辽东,公孙渊调数万步骑兵防守辽隧。然而,司马懿佯攻辽隧,很快便转军袭击燕国都城襄平城。燕王公孙渊和全城军民被围困城中,八月弹尽粮绝,将军杨祚开城投降。公孙渊突围途中被魏军斩杀,燕国诸郡全部归降。至此,燕国成为四国中首个灭亡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