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最担心的事，即搞不搞三峡省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搞三峡省，对人大、政协都交待不过去，对上三峡工程反而不利。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一事，应由中央发一个文件。我们商定，就是下决心上三峡工程，也不一定要搞三峡省。”

曾经备受海内外关注的“三峡省”，是共和国正式筹建而又最终撤销的省份。

紧锣密鼓筹建之中的“三峡省”，为何突然被撤销？这始终是海内外人士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当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设进入第10个年头的前后，我先后在北京、成都、武汉、重庆、宜昌等地，采访了当年负责筹建“三峡省”的李伯宁、王汉章、张忠民等，从而获得了“三峡省”筹建与撤销的鲜为人知的内幕。

从“三峡行政特区”“三峡特区”到“三峡行政区”“三峡省”，历时一年左右，四次改名，中南海的决策者最终拍板定案

谋划“三峡省”的最高层决策会议，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0年7月盛夏，邓小平同志亲赴三峡考察，使争论了几十年的三峡工程加速了论证进程。

水利工程移民搬迁，历来被国际上公认为“世界级难题”。不容置疑的是，与建国以来所有的水利工程甚至与世界各国的水利枢纽相比，三峡水库移民搬迁安置的难度堪称“举世无双”。在三峡工程论证中，争论时间最长、国内外舆论焦点最多的还是移民。

组建什么样的机构来组织领导三峡工程建设和百万移民的搬迁安置？这个重大课题也提到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者们的议事日程上。

1984年2月1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题研究三峡工程的重要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由水利部提出的《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

会议一开始，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最先讲的就是“移民问题”。他说，“可以把淹没移民区和安置区划成一个特区，有关地区统统划出来由中央直接管，这样移民经费可以直接到移民手中。否则，钱没少花，还搞不好。”

三峡大坝究竟建多高？与会者各抒己见。有人赞同“185米中坝方案”，有人主张“175米低坝”，也有人建议“先把水库正常蓄水位降到150米”。讨论的结果是，同意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的方案。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为了便于做好移民工作，可将三峡工程涉及移民的有关地、市、县，统一划为一个三峡行政特区，直接管理。”

此次会议之后，李鹏、宋平、杜星垣和钱正英争分夺秒对三峡工程建设筹备工作中的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反复地协商。3月15日，李鹏等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开展三峡工程建设的筹备工作的报告》。

李鹏等在这份《报告》中建议：“可考虑建立三峡特区的建制，成立特区人民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享受省、市（区）一级政府的待遇。”

究竟是否需要成立三峡特区？李鹏建议“由三峡工程筹备小组进行调查研究，并商两省后，提出方案报国务院决定。”

大约20多天之后也就是1984年4月5日，国务院转发了由李鹏、宋平、杜星垣、钱正英提出的这份《报告》，原则批准《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4年4月24日，李鹏首次以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的身份，在京主持召开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传达中办、国办转发的《关于开展三峡工程筹备工作的报告》，宣布正式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

两个多月之后的1984年7月31日，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召开了第147次会议。这次会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了由国家水利部党组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的关于将“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的建议，并形成了一致意见。这次会议形成的《纪要》称：“为加快三峡电站的建设，妥善解决三峡库区的移民问题，决定成立三峡特区，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均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10月26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持召开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再次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就三峡的管理机构名称问题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海南特区”等沿海经济特区的性质不一样，但把“三峡”冠以“特区”的名称，似乎容易造成混淆。最后，他委婉地建议：“三峡特区”还是改个名字为好。

这个领导机构到底该叫什么名称？赵紫阳再次征求意见：“如果这个名称不行，我看是不是就叫三峡行政区？行政区政府的机构，可在宜昌地委的基础上适当加以充实，不要像省政府那样搞得很大。”然后，与会者具体讨论了“三峡行政区“的范围，并议定成立“三峡行政区筹备小组”。

此次会议结束之后，李鹏于11月13日在宜昌召集川鄂两省及涪陵、万县、宜昌地委和宜昌市委负责人开会，主要目的是传达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精神，促进三峡行政区的筹备进程。

这时，又有人研究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上面没有设省一级的行政区建制的规定。有人还列举了一个事例：“海南虽然设了行政区，但不属省一级的建制，是省辖的。”

为稳妥起见，中央最后委托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项淳一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三峡行政区的名称、区划和建制问题。这个小组经过深入研究后认为：“作为一个省一级的建制，只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所以，建议将三峡行政区改为三峡省，这样比较符合现行宪法。”

崔乃夫、顾明等还提出了一个构想：“我国的省都很大，搞一个比较小的省，也是一种尝试，一种创造。”

从“三峡行政特区”“三峡特区”到“三峡行政区”“三峡省”，一年左右，上上下下，四次更改。

“三峡省筹备组”在北京成立，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

1985年的早春二月，首都京城里虽然是北风呼啸，异常寒冷，但对于论证、争论了几十个春秋的三峡工程而言，此时可谓进入温暖如春的“黄金季节”。

2月8日，备受海内外人士关注的“三峡省筹备组”，终于在中南海国务院第四会议室宣告成立。

“三峡省”究竟用多长时间筹建？在这个会上，李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这样一个“时间表”：“要打算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进行筹备工作。”按照李鹏公布的“时间表”，中央计划在1986年春天正式建立三峡省。“用一年的时间筹备三峡省”这个时间概念，仍深深地烙在当年参与筹建“三峡省”的那些人的脑子里。

当年的3月5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置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国务院认为有建立三峡省的必要。”

“三峡省筹备组”肩负着何种神圣使命？

中央“4号文件”为此明确规定了“五项任务”：“第一，研究制定三峡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开发这一地区的有关政策。第二，制定开发性的移民安置规划。第三，做好安置移民的试点工作。第四，研究制订三峡省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进行建立三峡省的筹备工作。三峡省级领导班子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考核配备。第五，与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两省协商安排一些适合放在三峡省的工程项目。”

中央决定，“三峡省”的“省会”定在湖北宜昌市。

“三峡省筹备组”即将在宜昌运行，谁去挂帅呢？

中南海的决策者曾经为此几次酝酿过人选。最终选择了李伯宁。

为什么选择李伯宁？中央当时的主要考虑是：筹建三峡省，主要是为了三峡工程建设和三峡库区移民。李伯宁恰恰在这方面有独特优势。他1949年就到了水利部，从副司长、司长到副部长，在水利战线干了35年，对水电建设和移民搬迁都比较熟悉。

对于许多人而言，67岁已是迟暮之年。然而，李伯宁却在这一年离别京城，离别亲人，奔赴千余公里之外的湖北宜昌市安营扎寨，当上了“三峡省筹备组”的党组书记和组长。

在“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之前，三峡工程施工的前期准备施工也在悄然推进。1984年5月1日，当年为承建“万里长江第一坝”而立下赫赫功勋的葛洲坝工程局，又在宜昌正式组建了三峡前期施工准备指挥部和临时党委。

仅仅过了8天，葛洲坝工程局“三峡前指”指挥长胡金明就率领一千人马，开着运载车挖掘机，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地开进一片荒芜的三峡坝区。他们在峡江两岸的三斗坪、乐天溪的山峦间安营扎寨，神奇般地拉开了三峡工程前期施工的序幕。

三峡坝区与北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这里的一举一动，国家水电部长钱正英却了如指掌。5月22日，钱正英收到葛洲坝工程局编印的第一期《三峡简报》。当得知三峡工程前期准备施工拉开序幕的时候，她在这期简报上挥笔写道：“动作迅速，希望抓紧工作，今年就做出成效，不辜负中央的希望。”

当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三峡总公司筹建处在宜昌成立。这个筹建处的挂牌，使得挺进三峡的建设者和痴情三峡的人们备受鼓舞。

未来的“三峡省”，从“块头”上看是个“小省”，从“家底”上看是个“穷省”。一部原汁原味的《穷山在呼吁》的电视片，在下至三峡上至中南海引起了轰动效应……

海内外关注的“三峡省”，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我在三峡库区采访时，从当年参与筹建“三峡省”的一位老同志那里获取的两件“宝贝”，解答了某些疑团。

由国家测绘局绘制的《三峡省略图》，是第一件“宝贝”。在这张彩色的比例为1：2113000的地图上看到，“三峡省”位于长江中上流域暨大巴山和武陵山之间，地处四川省东部（现为重庆市东部）、湖北省西部，南与湘、黔毗邻，北与陕西接壤，地形基本属云贵高原和大巴山脉的延伸部分。长江横贯其间，流经15个县市，流程769公里。

“三峡省”行政区划范围为“三地一市”和30个县（市），它们是：四川涪陵地区的涪陵、南川、垫江、丰都、武隆县、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四川万县地区的万县市、万县、开县（现重庆开州区）、梁平、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湖北宜昌地区（现为宜昌市）的宜昌县、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湖北宜昌市（已与宜昌地区合并为宜昌市）；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巴东县。

上述30个县（市），共辖340个区（镇）、1825个乡（镇）。

这就是《三峡省略图》传递的主要信息。

一件“宝贝”是“三峡省筹备组”办公室1985年6月9日编印的一份《筹建中的三峡省简况》，它对“三峡省”的主要“省情”作了粗略的描述。

“三峡省”的幅员总面积为84093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908万亩（人均耕地1.08亩），大体上为“八山半水一分半田”。总人口为17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583万人，辖区有土家、苗、蒙、回、藏、夷、壮、布依、朝鲜那你就叫、当时究竟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处于何种地位呢？这份“简况”也作了比较客观地分析。根据1984年国家有关统计资料分析，在除台湾省之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三峡省”自身在内）中，“三峡省”所占的大体位置是：面积名列第26位，排在宁夏、北京、天津、上海之前；人口名列第24位，排在新疆、上海、北京、青海、天津、西藏之前；“三峡省”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89.82亿元，人平511元，比全国同期人均1026元低50.2%，名列第28位，仅仅高于贵州和西藏。

这些数据表明，从“块头”上看，“三峡省”是一个“小省”，从“家底”上讲，“三峡省”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穷省”。***

为了让中央领导和更多的人士了解三峡地区的真实状况，也为了赢得上上下下对三峡地区脱贫致富的理解与支持，李伯宁指示刘海清等在川东的峡江两岸跋山涉水，拍摄了一部真实反映三峡地区人民贫病交加情景的电视片《穷山在呼吁》。

受命之后，刘海清等身背摄像机，驾着越野车，顶风冒雪出发了。按照计划，他们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和农户。

位于川东南的黔江深山，气候恶劣，山大人稀。由于地下的煤、水被元素氟污染，氟骨症在当地流行肆虐，轻者满口牙齿脱落，关节僵直，腰弯背驼，丧失劳力。重者卧床不起，终身残废，生活不能自理。氟骨症不仅摧残了成人的健康，连少儿也难幸免。刘海清等来到临鄂乡中心小学，发现一个班的40多个学生全都感染了氟斑牙。这些孩子如不及时治疗，继续感染，不到成年就满口脱牙，丧失劳力……

彭水等地还流行着严重摧残山区人民健康的丝虫病。受蚊子感染的患者，成了橡皮腿，严重的溃烂，久不愈合。丝虫还严重侵害男女生殖器官，特别是妇女感染后，大阴唇肿大，行走不便，患病妇女，忍着苦痛，羞向人言……

这个摄制组在三峡腹地奔波中，还感受到了深山老林里的惊人贫穷。

来到酉阳苦草乡，刘海清等见到了两个光棍兄弟，哥哥32岁，弟弟27岁。兄弟俩虽然都是强壮劳力，勤扒苦做，还是穷得一贫如洗，连媳妇都娶不到。他俩最大的愿望就是娶个媳妇传宗接代。然而，人类这种最基本的愿望与需要，对这兄弟俩却成了天方夜谭。无可奈何之中，他俩只得把心目中最美丽的女人画在大门口，画在墙壁上，画在床旁边……古人是“画饼充饥”，他们俩却是“画女充妻”。在彭水县福尔乡公路边的一个小村子的20多户人家中，竟有19个青壮年男子没有娶媳妇，小的27岁，大的54岁，都没有结过婚。

这一个又一个贫苦不堪的情景，被一一摄入电视镜头。

谁也未曾料到，这部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修饰的原汁原味的约50分钟的电视片，会在下至三峡上至中南海引起轰动效应。

这一年的12月5日至21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会议。

当时，“包”字进入千家万户，确实给广大农村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参加云贵川小组讨论的李伯宁却在讨论中如实讲述了三峡地区触目惊心的贫病现状。他甚至大声疾呼：“我在山区跑了不少地方，有的群众反映，打倒了国民党，我们从政治上翻了身，但经济上还是受穷啊！”

李伯宁建议：“我组织人马拍了部电视片，能不能让出席会议的省委书记、省长们看看这部片子？”对此，田纪云点头赞同。

就这样，与会者奉命观看了《穷山在呼吁》这部电视片。与此同时，李伯宁又将80余盘《穷山在呼吁》的电视片，送给中央领导人和一批部长。

巨大的反响，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

国家副主席王震从电视片上看到三峡人民贫穷落后的情形，震惊不已，掩面而泣：“建国36年了，想不到这个地方还是这么贫穷！”他拍案而起：“我要坚决支持上三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观看此片后，更是感慨万端：“这些典型，哪怕是极个别的，也足以引起我们党的高度重视。”

看了此片，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梨在司局长会议上拍着桌子说：“下面的情况这么糟糕，我们不知道啊！这不是官僚主义又是什么？”他迅速派出两位司长和3位专家教授赶赴三峡地区调查，研究防病治病的具体措施。1987年，国家就在黔江投资建起了地方病防治医院。

解放军总参、总政的领导看了这部片子，特意拨出200辆汽车和大量衣被救济三峡地区贫困山民。

国家水利部也迅速拿出专款，为三峡地区打井改灶，解决人畜饮水困难。

此次会议结束后，国务委员陈俊生奉命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专题研究了三峡地区扶贫和开发性移民试点问题。到1992年止，国家仅此一项就为三峡库区投入4.7亿多元。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迅速成立。从此，全国扶贫工作作为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列入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重要议事日程……

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三峡省筹备组撤销，大部分人员“从哪里来仍回哪里去”。李伯宁被委任为“三经办”主任，负责指导和协助川鄂两省进行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和三峡库区移民试点工作。“三峡省”正式宣告流产。

对于三峡省被撤销的原因，李鹏在《三峡日记》里有一段论述，应该说客观反映了当时高层的真实想法。原文如下：“由于论证还要两年时间，三峡省不宜建，筹备组也不能成为行政实体，施工准备也不能进行。因为这样做对工程本身只有小利，但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1986年4月27日日记）

在前一天的日记里，也有类似的论述：“看来，我最担心的事，即搞不搞三峡省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搞三峡省，对人大、政协都交待不过去，对上三峡工程反而不利。撤销三峡省筹备组一事，应由中央发一个文件。”“我们商定，就是下决心上三峡工程，也不一定要搞三峡省。”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时距离1984年决定筹备三峡工程已经整整过去了10年。早在这年秋天，中央就成立了特别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论证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可能性，为避免“三峡省事件”再次发生，此次调研完全秘密进行。

今天的重庆市，区划上隐约还能窥见当年“三峡省”的影子。

国务院总理李鹏曾就三峡省的行政区划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特区的管辖范围，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小一点，由宜昌市开始到涪陵市的沿长江两岸水库淹没区的县市都进来，由特区政府统一管理将来的移民事宜和工农业生产。另一个是特区的范围划得再大一点，把一些比较富庶的地区划进来，使特区经济上有比较大的回旋余地。国家计委有的同志不同意建立行政特区，建议只成立移民局，移民工作由四川和湖北两省分别负责。这个方案的好处是移民局任务单一，责任明确，缺点是移民局权威性不够，难以解决两省之间的关系，移民局和地方政府之间可能发生难以克服的矛盾。”

——李鹏

最终，规划中的三峡省下辖“三地一市”和30个县，“三地一市”是四川省涪陵地区、万县地区和湖北省宜昌地区、宜昌市，30个县分别是：涪陵市（现为重庆市涪陵区）、南川、垫江、丰都、武隆县、秀山、酉阳、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现为重庆市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县市（现为重庆市万州区）、万县、开县（现重庆开州区）、梁平、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城口、宜昌县（现为宜昌市夷陵区）、宜都、枝江、当阳、远安、兴山、秭归、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巴东县。这“三地一市”和30个县下辖340个区和1825个乡镇。

在筹划建省之中，统计部门在1985年统计了三峡省的各项数据，这些数据都被编入《筹建中的三峡省简况》一书中。据统计，三峡省建省后将有人口17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共计1583万人，人口中有土家族、苗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满族、侗族、白族、黎族、高山族、纳西族、拉祜族、锡伯族、羌族等20多个少数民族，共计193万人，占三峡省总人口的9%。

三峡省辖区面积8万余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908万亩，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08亩。176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高达1583万人，城市化严重不足，1984年的GDP仅为89.82亿元人民币，人均511元，远远低于当时中国的平均线，中国导演李伯宁就曾赶赴三峡拍摄反应三峡地区人民生活贫困的一部名为《穷山在呼吁》的纪录片。

据统计，三峡地区在1985年至少有5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除此之外，该地区还有饮水困难问题、医疗设施问题，一些当地人民患病后得不到良好的治疗，久而久之丧失了劳动能力。纪录片起初遭到了一些阻挠，被认为是“给大好农村形势抹黑”，但一些国家领导观看了纪录片后感慨颇深，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看完此片后感叹到“建国36年了，想不到这个地方还是这么贫穷！”。三峡地区的重度贫困使得中央领导重新考虑了三峡建省问题。

在三峡省的行政区划规划中，包含了湖北省的当阳县、枝江县、宜都县和五峰县。这4个县都是经济比较好的富裕县，而湖北省不愿意划出这4个富裕县。除去这4个富裕县以外，三峡省剩余的27个县皆为贫困县。李鹏曾派钱正英到湖北省和四川省传达中央决定建三峡省的决议，四川省对此决议没有异议，但湖北省委表示不愿划出这4个富裕县。最后李鹏亲自赶赴湖北，才说服了湖北省委同意划出4县。

1983年5月，以国家计委名义召开的三峡可行性报告审议会上，多数人同意按低坝方案建三峡工程，即水库蓄水正常水位为150米、坝顶高程165米。

曾经的“三峡省”规划中，并不包含重庆。1984年，为了配合三峡工程，筹建三峡省提上日程。按照规划，川鄂两省凡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省政府管辖。当时三峡工程设定的水位线是150米，不涉及重庆。因此，三峡省省会预定为宜昌市，重庆仍然由四川省管辖。

时任重庆市长的肖秧，立即找到中央有关领导陈述。“在解放后的二三十年里，为了未来的三峡建设，重庆市一退再退，建设不能重点投入，盖房子也得往200米的未来水库线以上盖。重庆1000万人民牺牲了二三十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机遇，就等着三峡工程带来新的发展希望。”

就在三峡省即将“临产”的时候，重庆突然建议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由150米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以由武汉直达重庆，使长江真正成为连接华南和华中、华东的黄金水道。这一变化，使重庆由“局外”变为“局内”，让这座本与三峡库区移民不太相干的城市最终成为西南行政区划变动中的主角。

重庆人提出的180米的“中方案”，得到了多数专家的赞同，认为这个方案兼顾了重庆利益，同时对在三峡工程建成后所能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表示乐观，更为重要的是180米正常蓄水可完全控制长江中下游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灾害。而这样的蓄水量可使年发电装机量增至2000万千瓦。但是“中方案”也有不利的一面：移民要增加到100多万，万县至宜昌段的所有县城都将被淹没，涪陵市也有三分之二要淹掉，整个工程的投资有很大增加。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同年秋季，中央政府组织了特别小组，研讨重庆直辖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三峡省筹而废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此次研讨完全在秘密的环境下进行。为避免重蹈三峡省过于贫困的覆辙，因而靠让三峡地区并入大城市重庆来带动整个三峡地区经济，由于担心重庆市政府和群众对于强行搭配贫困区县的不配合与反对，此消息直到1997年才为大众所知。

设立重庆直辖市，大部分人（包括四川）是赞成的。1995年12月9日，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和省长肖秧联名向江泽民、李鹏写报告，明确表示赞成四川一分为二，同意设立重庆直辖市。报告指出，由于四川地广人多，历史上由四川、西康两省和重庆市合并而成，大体相当于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时了解情况，掌握进度，实属不易。他们建议中央将四川省一分为二，这样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新的四川省可以着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库区的移民。就整体而言，对于加强四川的全面发展是有好处的。

为汲取“三峡省”的教训，重庆设立直辖市的调研筹备一直在高度保密中进行。经过一年半调研，前后共设计了4套方案。

最初的设计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设立一个一级政区，把湖北宜昌、四川万县（今万州）等沿江城市整合在一起。后来一商量，觉得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中间管理层次没有解决，未走出原“三峡省”的思路，不符合精简、效能的原则，只好放弃。

第二个方案，是在原来重庆计划单列市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一个直辖市。“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也不会触动各方利益。”但这个方案不仅解决不了四川人口过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三峡移民问题。

第三个方案，在现在重庆直辖市的格局上，再加上四川的达县（今达州）、广安。

第四个方案，就是现行的重庆市区划，只包括重庆、万县（今万州）、涪陵和黔江。

1996年6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通过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6月26日，国务院决定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小组。9月5日，中央批复四川省委委托重庆代管涪陵、万县和黔江的请示，明确自代管之日起，两市一地党政工作和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三峡库区移民等，均由重庆市直辖筹备小组代四川省行使管理职能。9月15日，重庆市直辖筹备小组正式代四川省行使对两市一地党政经济社会发展及三峡库区移民工作的管理职能。

四川财政也很拮据，在分设过程中从大局出发做了力所能及的让步，对万县、涪陵、黔江两市一地，各给了2000万元扶持资金，土话说是“嫁妆费”，一家给了2000万元。一些市、县欠省里的账，最后就算了。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四川代表团进行思想动员，讲政治、讲纪律，听从中央指挥，四川代表都要投赞成票。

1997年3月1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进入最后一天。下午3时50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宣布，开始投票表决《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3时54分，会场大屏幕显示出投票结果：2720人出席，其中2403票赞成，148票反对，133票弃权，36人未按键。乔石宣布：“通过。”

1997年6月18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