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敏公之子巩28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29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呜呼休30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31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32。呜呼休哉！”

天道是一定的吗？可是贤德的人不一定显贵，仁善的人不一定长寿。天道不是一定的吗？可仁善的人却必然后继有人。这两种说法取哪种才算恰当呢？我听申包胥说：“人要是下了决心就能打破天道，天道要是确定了也能胜过人为的努力。”世上谈论天道的人，不等天道落定便去要求它的灵验，所以认为天道茫茫，难于预测。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放肆。像从前盗跖的长寿，孔子、颜回的困厄。这都是天道尚未落定啊。松柏生在山林当中，开始的时候，它们困厄在蓬蒿野草当中，遭到牛羊的踢踏蹂躏；可是到了最后，它们能四季常青，经历千年而青翠如初，这就是因为天道已然落定。善恶的报应，将会一直延续到子孙后代，由此看来天道的落定是一件长久的事情。我以所见所闻来考察其中的规律，发现天道落定的必然之势是十分清楚明白的。

一个国家将要兴起，就一定有德惠遍施于世人的大臣尽力贡献而不求报答，然后他的子孙才能与恪守成法、保有太平盛世的君主一同享受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达于后汉、后周的时候，曾经接连侍奉过太祖、太宗两位皇帝，能文能武，亦孝亦忠，天下人都盼望他能担任宰相之职，然而王公终究因为为人耿直而不能与时世相融合。他曾经在自己的庭院中栽下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有位列三公的人。”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担任了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的宰相，正逢上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无事的好时候，他享有福禄荣名共十八年。

如果今天托物给别人，明天就往回要，那么可能能要回来，也可能要不回来。而晋公修养自身的德行，向上天求取报答，那么必是数十年之后才能得到报答，那时候就好像是拿着契约两联中的一联，亲手与上天进行交割一样。我是因为这些才知道天道的灵验果真是必然的。

我没有赶上亲眼看到魏公，只是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懿敏公以敢于直言迸谏来侍奉仁宗皇帝，在朝廷中出入侍奉皇帝、外出统兵打仗有三十多年了，他的官位并没有与他的功德相称。这是上天想要让王氏复兴吗？为什么王氏的子孙有如此多的贤良之才呢？世上的人有把晋公比作李栖筠的，论雄才伟略、为人正直等方面，他们真是不相上下。李栖筠的儿子吉甫、孙子德裕，享受的功名富贵与王氏一族差不多，但是若说到忠诚宽厚、仁善朴实等方面，却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一族的福分，还没有到达鼎盛的时候啊！

懿敏公的儿子巩与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且文方卓越，以此来继承他家的传统。我因此把这些铭记了下来。铭文说：

“多么美好啊！魏公的丰功伟业，与槐树一起萌芽成长。勤劳地添土栽植，必然要经过一代的时间才能成长起来。他成为真宗皇帝的宰相后，天下四方因此而平安无事。回来后看到自己的家园，已经是槐荫满庭了。我辈小人，等不到清晨变成黄昏，就忙着寻找时机，追求名利，哪有时间去顾及自己的品德？只是希望能够凭着侥幸，不劳而获罢了。如果没有你们这样的君子，又怎能使国家得到治理？都城的东面，有晋公的居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就象征着晋公一家的贤德。多么美好啊！”

这篇文章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在湖州上任时为学生王巩家中的“三槐堂”题写的铭词。苏轼在徐州期间，王巩曾与其一起郊游吟诗。苏轼来湖州上任，王巩也赶来相会，并请其为自家“三槐堂”题铭，苏轼便应邀作《三槐堂铭》。

全文由叙（序）和铭两部分组成。叙是记叙性文体，讲写这篇铭的由来；铭，是本文正体，实际是歌功颂德的四言诗。而该文的叙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从“天可必乎？”到“二者将安取衷哉”，用疑问句开头：天一定讲道理吗？那为什么贤能之士不一定显贵，仁德之人不一定长寿？天一定不讲道理吗？那为什么仁德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呢？在天有道、无道之间将采取哪一种才合适呢？在天君合一、天道与君权合一的封建社会，文章的一开头竟然对天道的有无提出了诘难，令读者心惊。这种文章开头的方法，很有吸引读者的力量。

第二段从“吾闻之申包胥曰”到“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用事实来证明是有天道的，从而回答了文章开头的诘难。第二段的一开头引用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子胥的话：集众人的力量可以战胜天，天的不可违抗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战胜人。下文就按“天定”和“天未定”来展开论述。不过，文中的“天定”，实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代词；“天未定”是“善不得善报，恶不得恶报”的代词，苏轼是认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苏轼的“一切都报”的思想在文章中就是： “天定”，天有道。苏轼认为：世上谈论天道的人，都不等天道按其客观规律行事时来研究它，就以为天道是虚无缥缈，不可探求的。善良的人因天无道不得善报而变得懒惰无所作为，邪恶的人因天无道不得恶报而更加肆无忌惮起来。古代的大盗跖有长寿，古代的圣贤孔子、颜回却贫困而遭受厄运，这都是天道还没有按其客观规律行事的缘故。譬如松柏长在山林，在它们很弱小还是幼苗的时候，会被蓬蒿这类杂草遮掩围困，会遭受牛羊的践踏，等到松柏长大，经四季而长青，历千年而依然苍劲挺拔的原因，是因为天道已经按照客观规律行事了。文章由远而近、由道理而例证以后，就顺利地过渡到讲当今的人了。苏轼认为，像松柏的生长中当时不报、而后再报的现象一样，人的善恶之报在当世没有体现，而兑现在他子孙身上的事早就存在。他甚至认为，拿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来验证，这种天道的善有善报是确定无疑的。从而回答了文章开头的诘难。

这种回答因空洞而缺乏说服人的力量。所以下文就进入正题，用当今名臣王祜及其子孙的事来肯定天有道，从而高度赞颂王祜及其子孙的贤德。

文章进入正题并不直接就事论事，而是先虚后实，先总括一句，笼盖下文。“国之将兴”，暗指当今宋朝，“厚施而不食其报”指天未定之时的晋国公王祜，“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指天定之时子孙得报。下文就具体说王祜“厚施”于太祖太宗两代皇帝，却因说话过于直率而不为当时所容，并交代了三槐堂的由来。接着就说王祜的厚施在他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身上得到厚报的事实。文章至此，来了一个跌宕曲折，批评现实社会中有的人今天行善积德，明天就想从别人身上得到回报，当然有的人能得到回报，有的人就得不到。这种眼光短浅的行为同晋国公王王祜不同。王祜自身修德，像把债券给天一样，数十年以后才取还，一手交债券，一手得行善积德的回报。这种批评、对照，目的仍在赞颂王祜、王旦父子。这段的最后一句话是小结，十分明确地指出：天道一定是存在的。前面说“其可必也审”，这里说“天之果可必也”，它们之间的层递关系和最后语句的肯定十分明显。

第三段从“吾不及见魏公”到“吾是以录之”，讲晋国公的“厚施”回报到他的孙子懿敏公王素，赞颂王氏之福方兴未艾。由于王祜、王旦、王素祖孙三代都非常显贵，有人就把他们和唐朝的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相比。苏轼认为李栖筠的雄才大略、刚直正气同王祜不相上下，李氏三代和王氏三代的功名富贵也差不多，但从忠恕仁厚上讲，李栖筠父子却不如王祜父子。拉李氏三代作陪以显王氏三代，极赞王氏忠厚传家，恩泽子孙。最后一句既交代了写铭的原因，又增添了王素的儿子王巩一代，他也是好修德行而善文章，呵以继其家世，以呼应上文的“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

文章的第二部分是铭文，用四言韵语来赞颂王氏的三槐。值得提出的是，铭文不仅仅是对王氏歌功颂德，而且对现世的小人进行了针砭：像我辈一类的小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去攫取利益，并无时间担忧过自己的德行。只企求能够侥幸不种而获，不劳而取；没有真正贤德的君子，那么国将不国。苏轼忧国忧民之心，在为人写的铭文中也赫然可见。与叙文相比，铭文则写得直率而动情。内容上也有所突破，以自己的“不种而获”沐浴国恩，归之于“不有君子，其何能国”，说明王氏父子的功业不仅泽及子孙，且泽及世人。这又提高了叙文的思想境界。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清代学者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先生全集录》：可以明天人之际。

清代文论家李扶九《古文笔法百篇》：凡铭多有叙于前，是文叙中以“天”字为骨，铭中以“德”字为骨。叙中铺扬功德世系极其盛矣。铭中“吾侪小人”六句，有规勉其子孙意，乃为得体。若一味夸张，纵然切合，非名笔也。王氏勋业、世德，得此名笔益显，乃见文人之笔，尤光于史。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曾任凤翔府签判、密州知州、湖州知州、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宋孝宗时追谥文忠。

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为豪放词代表，并称“苏辛”。诗文合集有《苏东坡集》，文集有《苏轼文集》，诗集有《苏轼诗集》，词集有《东坡乐府》。《全宋词》收其词约350首。《全宋词补辑》录其词1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