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日，下官王安石谨再拜奉书于转运使学士阁下：王某愚钝，不懂得事物的变迁，在阁下麾节之下担任属官，身在阁下的监察之下，凡事情应该改建休整，绝对不敢因循敷衍苟且度日，以辜负大君子推荐奖拔之心，也是自己的职分所在。

鄞县地域，面临大江大海，水有散去之处，所以这里的人民没有洪水的忧患。但深山长谷里的水，四面八方奔涌而出，沟渠河流，彼此相通。当地长者说吴越钱氏时期曾经设置过营田吏卒，每年疏导开挖进行治理，人民也没有干旱的担忧，就靠这些得到好的收成。营田吏卒被废止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十年了，当官的因循苟且，靠百姓自身的能力又不能自行解决，以往的沟渠河流，渐渐都被淤塞了，山谷里的水，转而流向大海而无法截留储蓄。有幸雨水应时，田地里的水还是不够用，夏季里如果十来天不下雨，则河流中的水很快干涸，田地却需要立即灌溉。所以当今鄞县之民最怕干旱，偏偏又赶上近年连连干旱。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力没有解决，并非年成不好的罪过。

王某在此地担任知县，万幸的是近年风调雨顺，收成很好。下官认为应该趁着百姓生活丰裕，等到农闲之时，大力开展修治河渠的工作，使水有所积蓄，可以改变水源不足的忧患。不论男女老少，也都以近年连连干旱为教训，而近年又遇到丰年没有饥馑之苦，听到这个消息后欣然前往，大家都彼此劝励，没有人敢偷懒惜力。自古小民可以与他们共享成功，很难和他们协力创业，果真有大的利益时，还得强迫他们才行，何况他们出于自愿呢？下官私下认为他们有这样的热情也是阁下最愿意听到的。

转运使阁下聪明辨智，天下之事，小到可以无毫发之间，大到无穷无尽，都已经宣讲明白了，而又能趋利以避害，反复教导唯恐没有讲清楚。这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县官最应该感激的，所以立即写成文书呈报到州衙，知州大人也写成文书呈报了阁下。只是具体如何动工，恐怕阁下还不得其详，故而再逐项写明以呈报阁下。唯望阁下闲来多多指教。如有不妥之处，还希望有所指教幸勿责罚，才是下官之大幸。

宋仁宗庆历（1047年）春，作者调任鄞县（治今浙江宁波）知县。到任后，他对水利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进而提出“浚治川渠”，即题中所说的“开河”的具体建议。《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就是作者在呈送“开河”方案时写给上级杜学士的一封信。

在这封写给地方上级领导的请示信里，作者深入剖析了鄞县致旱的原因和当地人民的心理、愿望，积极提出了组织人民兴修水利的意见。作者到鄞县上任后，曾连续十三天，夜以继日，爬山涉水，跑完十四个乡，对全县水利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见作者确是一个渴望有所建树，“不敢因循苟简”的地方官。所以这信的开头一段，作者不仅表示了对上级的谦恭和感激，更主要的是表明自己要尽其职宜，施设政事的为官态度，这乃是下文提出兴修水利的出发点。

信的第二段详细分析了鄞县致旱的原因，说明开河蓄水的紧迫性。首先，作者从鄞县的特殊地理形势入手，指出这里因跨江临海，沟渠纵横、雨水难积，因而不怕水涝、独畏旱灾的地理特点。其次分析鄞县治水的历史，把致旱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人力有所不至”。文章援引史实说，五代十国时吴越王设专人管理种田事务，每年组织人们疏浚河渠蓄水，鄞县因此而丰足。可是现今的鄞县，渠川浅塞、无法蓄水，十天不雨，旱情立见。这样，通过鄞县今昔灾丰的鲜明对比，自然得出了旱灾连年，其罪过不在天公、地理，而在于人力有所不施的结论。这种强调人事、不信天命的态度，体现了作者朴素的唯物论思想。这一结论不仅恰当地收束了上文，而且为下文提出劝民开河的主张扫除了认识上的障碍。作者借长老之言，举出钱氏治旱成功的历史经验，一方面暗示自己调查研究之深入，开河意见之可信，另一方面也为下面论证开河的可行性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根据。

于是，文章的第三段就正面提出了“浚治川渠，使有所潴”的开河主张。作者详陈了开河的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大穰之后，人民衣食丰足，财力有余。二是正值十月农闲，人民体力有余。三是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尤其深受大旱之苦，人民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很高，对于劳役的心理承受力较强。作者用神采飞扬的笔调，浓重地渲染了鄞县乡民兴修水利的高度热情。“老壮稚少”，“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简直没有人不欣然投入开河工作了。作者认为农民这样主动兴办公益事业的精神最为难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立即因势利导，率民开河，所以他急切地希望上级允准并支持他的开河计划。“小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这种笼统的说法，显然缺乏分析，带有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偏见。但中国的农民一般都缺少长远的眼光，只顾目前的利益，却也是历史的事实，封建中国农民的这个严重缺点是无须讳言的。不过在此文中，作者只是把这句话当作一个既有的观念来运用，目的是反衬乡民开河积极性之高，并非鄙视百姓。鄞县农民主动要求兴修水利，这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在一切时候所有农民都是“难以虑始”的。

从逻辑上讲，文章在谈了开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后，就应该谈开河的方法之类了。但文章毕竟是书信，不宜写得过长，所以作者就把开河的具体措施等略去了，而另外具纸附上。不过对于开河的意义，开河的紧迫性以及开河的有利条件、成功的可能性等，这封信已经说得十分透彻明白了。杜学士了解这些后，对于开河的理论认识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但作者还要从感情上缚住对方，于是极力颂扬杜学士聪明智慧，天下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道理都能明白，对于兴利除害的事情总是积极去办的，让他在悦耳动听的赞歌声中不知不觉欣然点头，同意开河。这样，文章的目的也就最后达到了。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结构严谨，说理透辟，前后照应，行文周密。从整体构思上看，全文紧紧抓住“人力’’问题做文章。作者首先表示在上级的领导下，他不敢因循守旧，而要尽其“职宜”，也就是要尽自己的“人力”。下文所言欲率民开河一事，正是他作为知县尽其“职宜”、“人力”的打算。接下先说开河的必要性、紧迫性，再说开河的可能性、可行性，皆从“人力”二字着眼。古代浚治川渠，官民尽了人力、故能丰足；今天吏民因循，不修水利，故旱灾连年。一正一反的经验教训，所突出的就是必须尽“人力”。而现在农民极愿尽人力了，那么能否开河治旱就取决于官吏们的愿否为民导利除害尽人力了，文章又回到官员的“职宜”上来作结。如此，则“人力”二字乃为一篇之骨，全篇精神及文字皆从这二字生发出来。因而，文章的首尾呼应不仅体现在书信的格式、套语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逻辑内容上。

此外，文章各部分乃至语句文词之间也时有呼应。前说水“无所潴”，“田犹不足于永”，后则说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前有长老之言，后便有“老壮稚少”之举；前有“最独畏旱”，后才能“闻之翕然皆劝趋之”。如此左盘右旋，前呼后应，针线细密，文气流畅。其语句以四言为主，读来短促浏亮，富有生气和力度。其描写则简洁传神，如写雨水流失之快是“众川之涸，可立而须”，写村民开河的踊跃景象是“老壮稚少”，“闻之翕然皆趋劝之，无敢爱力”，争先恐后的热闹场景如在目前。可见作者作文虽不追求藻饰，但却思精语微，神韵生动。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八十四：行文婉而曲，论利害处简而悉。

王安石（1021—1068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主张改革政治。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积极推行新法，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由于保守派的反对，熙宁七年罢相。熙宁八年再相，次年被迫辞职。后退居金陵，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他的文章议论宏大，言筒意赅，条理分明，形成锋利峭拔的艺术风格。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临川先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