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1 02:59
《上梅直讲书》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写给梅尧臣的一封书信。书信援引史实，把周公和孔子相互比较，由此说明只有同道知己才能相乐的道理。苏轼又以孔子与其弟子来比拟欧、梅与自己的关系，热烈地推崇他们，充分地表达了士遇知己的快乐以及自己内心高远的抱负。整封信围绕着知己相乐的论点，层层铺展，文章谈古论今，前后呼应，表达了作者对欧、梅的敬仰之情。
上梅直讲书1
轼每读《诗》至《鸱鸮》2，读《书》至《君奭》3，常窃悲周公之不遇4。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5，而弦歌之声不绝6，颜渊、仲由之徒7，相与问答。夫子曰：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8，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9？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10：“回，使尔多财11，吾为尔宰12。”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13，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14？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15，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16。而又有梅公者17，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18，求斗升之禄19，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20。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21，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22。轼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23，非亲旧为之请属24，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25，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26，亦不可以徒贫贱27。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侥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 传曰28：“不怨天，不尤人29。”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30”。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我每次读到《诗经》的《鸱枭》篇，读到《尚书》的《君奭》篇，经常暗自感叹周公不被世人理解。后来我读了《史记》，看到孔子在陈国和蔡国遭遇困厄，然而弹琴唱歌的声音却没有断绝的记述。颜渊、仲由等弟子和孔子相互问答。孔子说： “‘并非犀牛，并非老虎，却奔逃于荒野之上。’难道我推行的道义不正确吗？为何我会落到这般田地？”颜渊说： “老师您推行的道义太宏大，所以天下没有人可以接受。即使这样，道义不被接受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被接受，才更能显出您是君子。”孔子轻松地笑道： “颜回，假如你有很多财富，我就会做你的管家。”天下人虽然不能接受孔子的道义，但他和弟子们居然能够感到满足，彼此相处快乐。
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富贵比不上孔子的贫贱。凭借召公的贤明，管叔、蔡叔的亲近，还不能理解周公的心思，那么周公与谁共享那富贵的欢乐呢？而与孔子共同过着贫贱生活的人，都是天下的贤能之士，这就足够快乐了！
我七八岁的时候，才知道读书。听说当今天下有位欧阳公，他为人像古时的孟轲、韩愈那类人。又有一位梅公，和欧阳公交游往来，而且与他相互讨论文章，或发挥或商榷。后来我长大几岁，才能够阅读先生们的文章，想像先生们的为人，觉得他们应当能够摆脱世俗的乐趣而自得其乐。
当时我正在学习讲究对偶声律的诗文，想谋得一些微薄的俸禄，自认为没有什么资格拜见诸位先生前辈，所以来到京城一年多，不曾登门拜访过。今年春天，天下的读书人汇集于礼部，您与欧阳公亲自主持考试。不料，我居然高中第二名。不久我又听说，您喜爱我的文章，认为有孟轲的文风，而欧阳公也因为我不做流于世俗的文章而录取我。所以，我得以位于及第之列，既不是先生的手下举荐我，也不是亲朋好友为我请托，之前十几年只听过名声而不得相见的人，朝夕之间居然成为了我的知己。
回来后我思量这件事，认为人不能苟且于富贵之中，但也不应徒劳于贫贱的生活。有大贤人在此而能成为他的门生，也足够使人找到依靠了。倘若一时侥幸做了大官，让数十个乘着车马的侍从跟随着，让乡里闾巷的百姓围观称赞，也不能代替这种与大贤人相知相遇的快乐啊！《论语》说： “不抱怨老天，不埋怨他人”，因为“悠然自得，可以尽享天年”。您名满天下，而官衔不过五品，神态温和而没有怒色，文章宽厚淳朴而没有怨言，这一定有乐于此道的原因，我希望能够听到您的高见。
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应试，当时的主考官为欧阳修，参评官为梅尧臣，他们对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颇为赞赏，录取为第二名，苏轼及第后非常感激，于是写了这封信给梅尧臣。
苏轼一向非常重视文章的立意构思，善于对所写内容进行深入提炼，发掘出事物的必然之理，摆脱固定的套式，自出新意，独运匠心。他所悟得的事理，既表现出超越常人的卓荦见识，又往往反映出高远的情志，给人以启迪和教益。《上梅直讲书》便是这样的杰作佳构。
这篇文章作者没有直接倾诉胸臆，却是凌空而起，开头叹惜周公之不遇，接着引述孔子师徒厄于陈蔡而弦歌不绝，相得甚欢之事，而后以“乃今知”领起下文，兼收上两层文意，感慨周公虽富贵而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疑虑，不如孔子虽贫贱而得天下贤才，其乐无穷。这段文字，劣周公，优孔子，以周公来反衬孔子，出人意外，立意警奇，乍看似乎无关题意，实际上立足点高而自处亦高，是暗以孔子比欧梅，以孔门弟子自况，说明富贵不足重，而师徒以道相乐才是人间最高的乐趣，一扫通常干谒文字浮夸阿谀的风气，表达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尚情怀和人生追求。而且先以孔子师徒相乐立案，是为了给全文树立主脑，以交游贤才、遭遇知己之乐笼盖全文，提领整篇，使文章具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文章这样构思，完全打破了书信的常格，是颇有艺术独创性的。
“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以下开始折入正题，直叙蒙受识拔、遭遇知己之乐。自述年少时即闻欧梅之令名，稍壮又能读其文想象其人，且设想两公能“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这既显出仰慕之情由来已久，又对欧梅之乐虚点一笔。接着写来京逾年无缘一见，而会试礼部意外地受到识拔，荣幸地获得奖许，十年仰慕无由见，一朝相逢成知己，得意快慰之情可想而知。这一层叙述被识拔的经过，娓娓而谈，感情真挚，文势跌宕，笔墨淋漓。“退而思之”以下，自然地转入议论，表示人之一生既不能够以不光明的手段获取富贵，也不应该庸庸碌碌地甘居贫贱，有大贤人在此而能做他的弟子，也就足以有靠托而值得引为自豪了。这既反映出自己一举中第的内心快慰，又抒写出遭遇欧梅知遇的喜悦之情，同时又回应了上文周公富贵而有烦恼和孔子贫贱而足乐，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反映出作者高尚的志趣和磊落的襟怀，且再用侥幸荣获富贵、车骑雍容、市民围观的世俗之乐来作一反衬，愈加突出了东坡自乐其乐的精诚和真趣。
“《传》曰”以下引述经典，并结合对方的声誉、风采和文章，写梅公虽官非显通却自处坦然，从而颂扬梅公必有乐乎超凡拔俗的明达之道，最后收结到以聆听对方的教诲为请。这既表明二人的志趣完全投合，将彼此的高情雅怀融会为一，意气极为空灵飘洒，同时又承应上文，含蓄委婉地表达出请求谒见的心情，口吻亦十分得体。
综观全文，通篇以“乐”字为纲，用“乐”字呼应。由孔子师徒的相知之乐，写到欧梅的“自乐其乐”，转到自身受知遇之乐，拍合到梅氏必“乐乎斯道”，下笔处处不离“乐”字。作者写乐，一扫中第释褐脱离布衣地位便踌躇满志的浅薄识见，摆脱了乐富贵、忧贫贱的庸俗世风，而升华到超越外物的高雅精神境界，专从遭遇知已、师友以道相乐的角度立论，使文情超拔卓异，洒脱不俗，既表现了对梅尧臣的仰慕推尊，又蕴涵着个人的高自期许，真是高怀雅论，足以大破俗肠。作者写来文势开拓而荡漾，为赞孔子贫贱之乐，先悲周公富贵之不遇，为写欧梅知遇之隆，先叙无缘进谒之久，起伏跌宕，舒卷自然，且语言飘洒而爽畅，文笔摇曳而生姿。
明代文学家杨慎：“此书叙士遇知己之乐，遂首援周公有蔡、管之流言，召公之不悦，乃不能相知，以形容其乐，而自比于圣门之徒。”（《三苏文范》卷十三引）
明代藏书家茅坤：“文潇洒而入思少吃紧。”（《唐宋八大家文钞·东坡文钞》卷一百二十五）
清代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空中忽然纵臆而谈，劣周公，优孔子，岂不大奇？文态如天际白云，飘然从风，自成卷舒。人固不知其胡为而然，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
清代文人储欣：“先将圣贤师友相乐立案，因说己遇知梅公之乐，且欲闻梅公之所以乐乎其道者，最占地步，最有文情。”（《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九）
清代文人吴楚材、吴调侯：“长公之推尊梅公，与阴自负意，亦极高矣。细看此文，是何等气象，何等采色！其议论真足破千古来俗肥。绝妙。”（《古文观止》卷十一）
清代诗人沈德潜：“见富贵不足重，而师友之道相乐，乃人间之至乐也。周公、孔、颜，凭定发论；以下层次照应，空灵飘洒。东坡文之以韵胜者。”（《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三）
苏轼（1036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中，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著有《东坡文集》110卷。《宋史》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