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渐渐黯淡了，渐渐消失了她俩的影子。

五年之后，雍的爱友的父亲死了，她母亲带她到上海去依靠她的姨母，她俩就在热烈的依恋中流泪离别了。

在繁华的生活中又过了几年，她渐渐的大了，像一朵盛开的玫瑰一样。她在高中毕了业，过着奢华的生活。城市的繁荣，使她脑中的雍姊，和海中的游泳，渐渐的模糊了。

她二十一岁，她母亲已经衰老，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侉子弟！她烧起愤怒烦恨的心曲，毅然的拒绝她，并且怒气冲冲的数说了她一顿，把母亲气得晕了过去。她是一个孤傲自由的人，所以她要求自立——打破腐败的积习——她要维持一生的快乐，只能咬紧了牙齿，忍住了泪痕，悄悄地离开了她的母亲。

飘泊了几年，由故友口中知道母亲死了。在彷徨中，忽然接到了童时伴侣雍姊的消息，惹她流了许多感激、伤心、欣喜的眼泪。雍姊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商界服务了几年，便和一个旧友结了婚，现在已有了一个美丽活泼的女孩子，正和她十年前一样，在海滨度着快乐的生活。

几度通信后，雍姊明嘹了她的环境，便邀她来暂住。她想了一下，就写信去答允了。

她急急的乘船回来，见着了儿时的故乡，天光海色，心里蕴蓄已久的悲愁喜乐，都涌上来。一阵辛酸，溶化在热泪里，流了出来。和雍姊别久了，初见时竟不知是悲是喜。雍姊倒依然是那种镇静柔和的态度，只略憔悴些。

“你真瘦了！”这是雍姊的低语。

她心里突突地跳着，瞧见雍姊的丈夫和女儿的和蔼的招待，总觉怔怔忡忡的难过。

一星期过去，她忽然秘密地走了。留着了个纸条给雍姊写着：

“我不忍看了你的快乐，更形成我的凄清！

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

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碧海，呆呆地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的！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

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那从前的歌声呢！

圣玛利亚女校时的张爱玲是个忧郁的少女。那时，她很少回父亲和继母的家。偶尔回去，看到和自己处境完全一样，但却无处可逃的弟弟受到虐待，会同情得哭起来。遭到继母的嘲笑，无处述说的张爱玲，在镜子中面对自己哭泣的脸，咬着牙发誓“有一天我要报仇。”

没有母亲的“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即使张爱玲从这充满“鸦片的云雾”的房间逃出去，寄住在学校，也无法逃出继母的阴影。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统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张爱玲在学校最快乐的事，大约便是自己的文才得以发挥并受到好评。

要考察张爱玲的女性意识，就必须从她的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说起。《不幸的她》作为张爱玲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张爱玲在小说中呈现女性意识的开端。在这部小说中，“她”原来和她的“雍姐”一样是个活泼的女孩子，生命极为美丽，“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渐渐长大，“她二十一岁，她母亲已经衰老，忽然昏悖地将她许聘给一个纨绔子弟！”

从此“她”开始走向漂泊，只能“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这篇于1932年发表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第12期上的仅一千四百多字的小说虽然还很稚嫩，但是足以让我们感觉到张爱玲女性一直的最初现。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策略，简单而又深刻地展现了女性生命的历程，而这样的历程恰恰就是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灭的过程。“她”在孩童年代拥有快乐和幸福，一旦迈入成年便开始成为牺牲品，要被母亲许聘给纨绔子弟。为了自由，为了“打破腐败的积习”，“她”离开了母亲，而离开母亲的结果便是没有了“奢华的生活”，只能漂泊。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爱玲对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虽然这样的追求还是建立在女性反抗“腐败的积习”的基础上的，还仅仅是女性对婚姻自由的渴望，还没有深入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它毕竟张爱玲在其小说中首次流露出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而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起点。

如果说《不幸的她》还仅仅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起点的话，那么这样的起点自然是那么的不成熟。在《不幸的她》中，作者还仅仅把导致女性的悲剧性生命历程的原因归结于“腐败的积习”，归结于母亲由于衰老而变得“昏悖”。这种对女性悲剧性命运根源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是可以克服和谅解的。并且，作者在这里只是把女性的悲剧性生命历程作为新生生命成长必然要遭受曲折、痛苦来对待，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以外，“她”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幸的她》仅仅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不自觉的流露。

《不幸的她》描述的是女性的悲剧生命历程，《牛》是控诉男性强权对女性的压迫和凌辱，而《霸王别姬》则是女性对自身男性附庸地位的自省。从这三篇张爱玲的少作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不幸的她》中“她”还没有清晰的女性性别特征，“她”只是一个简单而又模糊的符号，小说对“她”的抒写充其量代表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偶露峥嵘。面对悲剧性的命运，“她”只能逃离，在漂泊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到了《牛》，禄兴娘子有了反抗男性强权的意识和勇气，开始向男性权威发出挑战，小说的女性意识由原来的模糊逐渐变得清晰。但是，禄兴娘子反抗的结果是当禄兴死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女性对男性强权的反抗因为女性依附男性的根深蒂固而宣告失败。再到《霸王别姬》，女性对自我生命的关注视角由对男性权威的控诉和依附又转向了对女性自身存在形态的反思，女性开始感觉到由于依附男性所带来的女性自身话语甚至是价值的丧失，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女性在反思的基础上有了行动的抉择，即走向自我毁灭。可以说，从女性的符号化到女性的被动性再到女性的主动选择，张爱玲在她的三篇少作中完成了女性意识的化，即由原来的不自觉逐渐转向自觉，由原来的从人的生存世界大背景来表现女性悲剧性命运转向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发掘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并且上升为女性的自觉行动。

但是，女性用自我毁灭来证明自我存在的行为固然代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绝对显现，也代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完全形成，但是生命毕竟是最可贵的，没有了生命人的一切都无从说起。因此《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勇气也正好说明了女性的幼稚和脆弱，或者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孱弱。对于作家张爱玲来说，《不幸的她》、《牛》、《霸王别姬》也仅仅体现了她的女性意识的兴起，却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地步。

张爱玲，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生于上海，原籍河北丰润。1920年9月30生于上海，1995年离去于美国洛杉矶，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地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

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张爱玲是世俗的，但是世俗的如此精致却除此之外别无第二人可以相比。读她的作品会发现她对人生的乐趣的观照真是绝妙！

张爱玲最有名的一本集子取名叫《传奇》，其实用传奇来形容张爱玲的一生是最恰当不过了。张爱玲有显赫的家世，但是到她这一代已经是最后的绝响了，张爱玲的童年是不快乐的父母离婚，父亲一度又扬言要杀死她，而她逃出父亲的家去母亲那里，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赶上了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香港又沦陷，只得回到上海来。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大的不幸。本来在文坛成名是件好事，可是这在解放后居然成了罪状，最后只得远走它乡！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是名门之后，贵府小姐，却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悲天怜人，时时洞见。芸芸众生“可笑”背后的“可怜”，但实际生活中却显得冷漠寡情；她通达人情世故，但她自己无论待人穿衣均是我行我素，独标孤高。

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着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她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一时无二，然而几十年后，她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至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有保持超脱的，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