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祥的蛋》作于1924年，这是前苏联历史上具有重开新大转折意义的一年。列宁去世，斯大林成为新的领导人，开始了其长达近30年的独裁统治。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全力进行工业化，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他也开始为巩固个人地位而残酷消除其他政党和党内的反对派和政治对手，大搞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以确保斯大林路线得以全面贯彻施行。反对者们因此称斯大林主义为“红色法西斯主义”。

这个中篇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明显受到乔治·威尔斯的长篇小说《众神的食物》的影响。

佩尔西科夫

佩尔西科夫教授是莫斯科动物研究所所长，一天晚上在做实验时，发现了一束奇异的红光，红光照射下的变形虫能够迅速繁殖，而且比以前更为强壮。教授从国外购来最新器材，终于制造出一台仪器，获得了这束红光。红光照射下的物种大量繁殖，形成灾难，疯狂的人们冲进研究所，打死了教授。

对当时的革命形式的否定

布尔加科夫对当时的革命形式是持有异议的。从本质上来说，布尔加科夫是个保守主义者。好大喜功的罗克场长，不顾客观自然规律，强行用尚未成熟的“生命之光”技术快速孵化小鸡，妄图在短期内恢复养鸡业，最终酿成苦果，不仅夫妻二人双双丧生蛇口，还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浩劫。藉此，布尔加科夫也影射了当时苏联革命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盲口性和狂热性，对幻想在赤裸裸的空地上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提出了质疑。

同时，小说还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了深刻地嘲讽，对不学无术的领导进行了揶揄。当时的苏联，正值国内战争后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量文化程度低下的“农民化”工人，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共产主义大学等短期而仓促的培训，进入管理和领导阶层。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使他们极易脱离群众，形成官僚主义作风，教条地运用革命理论，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造成严重破坏。小说第一章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1925年春天，佩尔西科夫“在考场让七十六名大学生翻了船，而且都翻在无鳞两栖动物身上”，他质问其中的一个学生：“您应该感到害躁。您想必是马克思主义者吧。”讽刺之意，毕露无遗。

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面对克隆技术以及生殖技术所产生的许多令人胆战心惊的后果，人类逐步觉醒：现代科学技术应当也必须在正确和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必须尊重和恪守自然（特别是生态）规律，否则，人类必将遭逢自我毁灭。

作者用故事和形象歌颂了自然的伟力，表达了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对于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毫不顾惜其他生物的自私和残忍亦进行了客观的暴露。作品如此描绘主人公佩尔西科夫与助手的研究细节：“在助手实验室的玻璃桌上，一只因惊吓和疼痛而失去了知觉的半死的青蛙，被掰开四肢钉在软木支架上，它的云母般透明的内脏从血淋淋的腹腔中拉了出来，被放在显微镜下。”“……青蛙艰难地牵动了一下脑袋，它的渐渐失去光泽的眼睛显然在说：‘哼！你们这两个坏蛋……’”作者在此表达的情感倾向是很鲜明的。活体解剖动物的是与非早已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它带给动物的痛苦是客观的，人类至少不应对此无动于衷。作品的结尾，曾因涉嫌影射官僚体制的无能而为作者带来怀疑和不满。这个结尾恐怕更加意味深长：苏联有完备的国家机器，可以随时启动应急机制，动用强大的军队来对付突然事变。然而，面对人类自己招致的生物性灾难——因为无知而孵化出的怪异、疯狂繁殖的巨型两栖类动物，尽管国家调动了特种部队、骑兵、航空兵，采取了种种剿灭措施，却并未奏效，局势愈来愈严峻。最终，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在夏末突然降临的寒潮敉平了这场灾难。自然适度地惩罚了人类，又包容了人类的狂妄和无知。这个结局昭示人们：人类只是自然生物进化链条中极其微小的一个链环，比照自然的博大和无限，人类实在渺小，我们对自然奥秘的了解也实在微乎其微，人类不应该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更不应亵渎自然。虽然人类发明的现代科学技术可以轻易地毁灭整个地球，但恐怕不等地球毁灭，人类已先自行毁灭。

作品并没有否定科学和科学精神，相反，对遵从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和科学本身，作者毫不掩饰地倾注了自己的尊崇和景仰，这主要表现在对主人公佩尔西科夫教授的刻画中。教授的个性虽不免怪异，但却不乏可爱之处；他对人彬彬有礼，并非冷酷之人；他沉浸于自己的研究中，废寝忘食、不问世事，不求显达；他曾激烈地反对在没有进行实验室实验之前，在农场冒险进行雏鸡繁殖，但在国家利益的压力下，面对无知的领导者，又不得不屈从。最后，教授却成为这场始料不及的灾难的牺牲品，惨死在暴民的棍棒之下。作品在描绘教授遇难的一幕时，其惨烈程度不由的让人动容和痛惜。而且，在小说的尾声，作品又特意强调，无论如今主持动物研究所的昔日教授的助手伊凡诺夫怎样努力，都不能再次复制出当日被称为“生命之光”的红光。

风格

从艺术的角度观察，作品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叙述线索清晰。教授关于“生命之光”的研究和共和国发生鸡瘟被巧妙地结合到一起，两条线索时而并行，时而交织，使得故事波澜起伏，甚是好看。人物和故事在现实和幻想间出入游走，事情没有真实地发生，但读者又分明感到它发生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作品在荒诞中蕴涵着严肃的内涵：人们（尤其是作为领导者）对科学研究的严肃性的贫乏认识，某些人的头脑发热和想当然，以及人们对科学技术力量的不适度的迷信、对自然生物的缺乏了解等等，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这些带给读者的是悠长的深思。

另外，轻松的幽默、辛辣的讽刺也是作品的一大特色。叙述语言和故事情节本身常常让读者忍俊不禁。比如作品开头对教授外貌和个性的介绍，还有对教授发现“生命之光”后受到记者的围追堵截、狼狈不堪的情形描绘，辛辣地讽刺了新闻机构的无孔不入、卖弄噱头和报道失实的现状。再比如对罗克的无知和异想天开的描绘，有幽默，也有讽刺。罗克竟然分辨不出鸡蛋和蛇蛋，就胆敢而且被最高当局获准用最新的科学发现——“生命之光”来搞什么人工繁殖鸡雏，结果招致了大灾难。罗克被吓疯的结局富有意蕴：他的想法和做法本来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子的所为。

人物形象

作品中人物的刻画主次分明，却又个性彰显。佩尔西科夫无疑是作者最着力刻画的人物，除了通过外貌、语言、动作和心理的直接描写之外，作品还经常用衬托的手法来突出主人公的个性品质。比如通过描绘助手伊凡诺夫的勤奋、踏实和对教授的景仰，来突出教授的科学家气质；用助手的默默无闻来显现教授的过人智慧和科学天赋。通过负责实验室日常警卫的潘克拉特和保姆斯捷潘诺夫娜对教授的敬畏、关怀，来表现主人公作为科学家的令人肃然起敬；另一人物罗克经历和身份的不同凡响以及他的胆大和异想天开，则更反衬出主人公的严谨不苟和孜孜以求精神的可贵。而这些次要人物，除罗克外，都着墨不多，却又个性鲜明：罗克虽经战火洗礼却并未磨蚀的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和情怀，他的对科学研究的无知和大胆鲁莽；伊凡诺夫的笃诚、勤恳而又无所作为；潘克拉特的愚直、刻板和忠诚，都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语言

作品的语言流畅优美且富于变化之美，值得称道。即使是叙述语言，也无丝毫平铺直叙之嫌，而是摇曳多姿。譬如在讲述两栖类动物因饲料匮乏，纷纷饿死这样的乏味事件时，也能让读者在担心之余，为作者的幽默和智慧发出会心的微笑：“……紧接着那些无鳞两栖类动物第一科，正确的叫法是无尾目两栖类动物相继死去之后，研究所昼夜常驻门卫弗拉斯老头也去了极乐世界，虽说他不属于无鳞两栖类动物。顺便说说，他的死因和可怜的两栖动物的死因同出一辙。佩尔西科夫一眼就看出他为什么会死：“‘缺乏饲料！’。”更多的描述是绘声绘色的，比如对教授竭力摆脱记者的纠缠以及灾难降临情形的介绍和渲染，使读者如身临其境，随故事中人物的命运起伏而愤慨、焦虑、担忧、恐惧。人物的语言成为其身份、性格和阅历的最好说明。作品的语言还根据情节的变化和人物的处境、心情，自如而不动声色地发生着风格的转换。而就整部作品来看，则呈现出准确、幽默、语汇丰富、充满诗意的鲜明特色。

小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主流评论界认为小说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不过，高尔基认为该小说很成功：“布尔加科夫的《不祥的蛋》写得很机警和巧妙”，但对其结尾不以为然，认为作者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没有描写怪物进攻首都。

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转至县城，在维亚济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1918年回基辅开业行医，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后被邓尼金分子裹胁到北高加索。1920年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1921年辗转来到莫斯科。1920年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发表一系列短篇、特写、小品文，揭露并讽刺不良社会现象，以幽默和辛辣的文风著称。1924～1928年期间发表中篇小说《不祥的蛋》（1925）、《魔障》（1925），剧本《卓伊金的住宅》（1926）、《紫红色的岛屿》（1928）。1925年发表长篇小说《白卫军》，描写1918年基辅的一部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军官的思想行动。1926年小说改编为剧本《土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获得成功，但也引起争论。1927年他的作品实际上已被禁止发表。1930年，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他被莫斯科艺术剧院录用为助理导演，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并重新开始写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1966）直到逝世。其他著作有剧本《莫里哀》（1936）、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