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虽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区区之见，私诸同志，而求起予29。

近来往来南北各地，因为我年岁稍大一点，而颇受到朋友们的推重，向我这无知盲人询问道理。我私下里慨叹百多年来做学问的人，往往谈论心性，然而却模模糊糊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

命运与仁德，这是孔子很少谈论的问题；人性和天道，也是子贡从来未在孔子那里听到的事情。人性和命运的道理，写在孔子解释《易经》的著作里，但他并未经常拿来讲给别人听。他回答关于什么叫士的问题，就说：“自己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他谈做学问，就说：“爱好古代的历史文化，勤奋敏捷地去学习。”他与学生们谈话，举凡尧舜相传的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概不谈论，而只是说：“一定要准确掌握住不偏不倚的准则，当心天下的百姓陷入穷困，上天给予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哎呀！圣人做学问的方法，是多么平易而又便于遵循啊！所以说：“只要努力学习人事，就可以上通天理。”颜渊几乎就是圣人了，他仍然说：“用各种文化知识来丰富我。”孔子回答鲁哀公的问题，说明行善的功效，首先在于博学。孔子的学生，从曾参以下，忠厚诚实没有比得上子夏的了，而子夏谈论仁德，却说：“广博地学习知识而又专心致志，恳切地发问请教而又接触实际独立思考。”

当今的君子们却不是这样，他们聚集起宾客门徒进行学习的有数十上百人，他们的性情、智力，“就像草木那样有所区别”，然而却一概对他们讲论心性，撇开多方面的学习和记忆，而去追求用一个道理统贯一切的方法；把天下穷困的现实搁在一边避而不谈，却整天讲“危微精一”的玄妙学说，这必定是他们的学说比孔子高超，他们的门徒比子贡贤能，他们是继承孔子血统的嫡系后代，而又是直接受到尧舜亲自传授的人。我是不敢冒然确信这个的。

《孟子》这部书，谈论心性，也够恳切不倦的了，但关系到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的问题，和孟子所作的答复，却经常集中在出仕还是隐居、辞职还是做官、拒绝还是接受、取得还是给予这些实际问题上。就拿伊尹这样的大圣人来说，他具有能使所辅佐的国君成为尧舜、能使他治理下的人民成为尧舜时代的人民那样的盛大道德和丰功伟绩，然而他做人的准则却在于不管对千辆车马的巨大财富，还是对一丁点微不足道的东西都不动心，不屑一顾，更不拿取。伯夷、伊尹的为人是与孔子不同的，然而他们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采用哪怕是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杀死一个无罪的人的手段而得到天下，坚决不干。”所以，性呀，命呀，天呀，这些孔子很少谈论的事情，却成了今天的君子们经常谈论的事情；出仕还是隐居、辞职还是做官、拒绝还是接受、取得还是给予这些问题的论辩，是孔子、孟子经常谈论的事情，今天的君子们却很少谈及。明说只是做到对国君忠诚和自身清白还没有达到仁，然而不知道对国君不忠诚和自身不清白却可以称得上仁的人，是没有的；明说只是做到不忌恨、不贪婪还不足以算作是完全掌握了道，然而不知道一辈子既忌恨、又贪婪却可以称得上有道的人，是没有的。我是不敢知道有这种事情的。

我所说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回答是：“广博地学习文化知识”“自己立身行事要有羞耻之心”。从自身的修养到治理天下国家，都是应当学习的事情；从当儿子、做臣下、待兄弟、交朋友到外出或家居、与社会交往、拒绝还是接受、取得还是给予诸如此类，都是与羞耻有关系的事情。羞耻对于人来说实在是重大得很啊！不应当对穿破衣服、吃粗饭野菜感到羞耻，所以说：“天下万物的当然之理都在我的心中具备了，只要反躬自问，就能实实在在做出善事。”

哎呀！士人不先讲羞耻，那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喜好古代的历史文化并扩大自己的见闻，那就是空虚的学问。以一个没有根基的人，而去谈论空虚的学问，我看他每日追随圣人去做人却离圣人越来越远。虽然如此，这不是我敢谈论的事情，姑且把这点浅见陋识，私下谈给志同道合的人，以请求他们对我有所启发。

宋明以来，社会上坐而论道，空谈天理、性命的理（道）学相当流行。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他对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恶劣学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有深入的观察、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感。据近人考证，此文写于康熙六年（1667年），题中“友人”指张尔岐诸人。张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明代遗民，对经学很有研究。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北游至济南，与他一见定交。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

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余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作者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圣人之学，心学也。”明末清初的一般学者受其影响，也是“日从事于圣人”，口不离孔孟。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毅然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指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心目中的宋明理学空谈明心见性的禅学本质，划清了宋明理学与讲究经世致用的经学界限。在这篇论学书中，作者首先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列举孔孟等儒家圣人为学的态度，然后摆出“今之君子”不同的态度。这样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而喻：“今之君子”虽口不离孔孟，其实他们同“圣人”背道而驰，空谈心性却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的精神，因而是十分错误的。应该说，对于用圣人之学高自标榜的理学来说，这样批判是有力的。

然而此书批判的力量更在于深刻的揭露。作者对当时这股不正学风可谓洞见其症结，击中其要害。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就学而言，那些“今之君子”，第一，舍弃博学多识而贯通万物之理；第二，脱离现实，一天到晚讲论“十六字心传”。这种学风的形成与这些人信奉的哲学观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心即理”，理只在我心中；一个人只要悟得本心何必博学多识？继承陆九渊心学的明代理学家陈献章说得很明白：“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王阳明则进一步断言：“心外无学”“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就是说，四海之内根本不存在可以接触的客观事物，一个人只要唤醒内心的良知，便可穷理。显然，顾炎武在这里揭露的当时不正学风的两个特点，正是承陆、王心学的糟粕。作者对“今之君子”沉溺于心学而自命不凡的心态，亦以嘲讽的笔调给予无情的鞭挞。

学风问题说完，还有个“行”的问题。在第四节，作者深入一层指出，就行而言，那些“今之君子”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这些最能表现一个人操守气节的问题上，也与孔子、孟子、伊尹、伯夷等圣贤完全不同。他们不辨出处、取与的抉择是否合乎道义。他们的“行”，文中虽没有具体点明，但所说“不忠与清”而言仁者，就是指他们；“终身于忮且求”而言道者，也是指他们。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这些人不知廉耻的憎恶和鄙视。

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这篇论学书成了声讨王学末流不正学风的战斗檄文。不仅如此，文章还有破有立，先破后立。最后一节，作者提出和阐明了开启一代学风的学术思想纲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个纲领是在批判“今之君子”不正学风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来的。由于上文破中有立，所以这里正面立论便显得要言不烦。两句话虽从儒家经书中拈取，但对它的阐发具有时代的内容。关于“博学于文”，作者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东西都必须脚踏实地地去探究。这一条正面提倡博学多识、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言心言性的空疏之学。关于“行己有耻”，作者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做到有所不为，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应对“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感到羞耻。这一条强调立身行事必须知耻，这是做人的根本。在作者看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廉耻》）。作者愤慨于当时不忠不清、不知廉耻的败坏士风，提出“行己有耻”这一条，正是希望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为天下兴亡而尽责。张尔岐读罢此书，于“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其原因就在这里。总之，一条“博学于文’”，一条“行己有耻”，是顾炎武论学的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不仅可用以概括这篇论学书的主题，而且可视为顾炎武全部学术思想的纲领。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熊礼汇《明清散文集萃》：自宋朝以来，许多学者，即所谓理学家，喜欢高谈天理性命，沉浸于玄想之中，无补于实际。其末流甚至成为假道学，欺世盗名，害民误国。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深恶当时学者的这种虚夸作风，所以针对当时弊端，提出为学要切实有用。提出并阐明了开启一代学风的学术思想纲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文章围绕这两点，引古证今，反复辨析，态度严肃而恳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江苏昆山亭林镇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曾参加昆山、嘉定一带人民抗清起义，明亡后仍坚持恢复活动。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哲学上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之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反对空谈“心、理、性、命”。论文推崇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反对模拟剽窃，主张“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