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吕恭论墓中石书

宗无白：元生至，得弟书，甚善，诸所称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庐父墓者所得石书，模其文示馀，曰若将闻于上，馀故恐而疑焉。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有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又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弟之精敏通达，夫岂不究于此！今视石之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尤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乌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树之”，而君子以为议。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矫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为利乎？夫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擿过，恐伤于教也。然使伪可为而利可冒，则教益坏。若然者，勿与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