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曹植敬白：德祖兄，几天不见，非常想念你，估计你也是吧。

我从小喜欢文章，到今天为止，二十五年了。如今世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大致可以数得上来。从前王粲在汉南首屈一指，陈琳在河朔独占鳌头，徐干在青土名列前茅，刘桢在海边最是出色，应玚在此地发迹，而你在上京极负盛名。这个时候，他们都觉得掌握了学问的本质、文章的真谛。我们魏王于是设置天网来网罗他们，用绳子来聚集他们，如今全都聚集到魏国了。但是这几个人，却不能再写出绝妙的文章，震惊千里。以陈琳的才能，不擅长辞赋，却经常说能达到和司马相如一样的风格，就像画虎不成反像狗了。我从前写文章嘲讽他，他反而大肆宣言说我那是称赞他的文章。钟子期不会听错音律，人们到现在还都称赞他。我也不能不感叹，害怕后人耻笑我。

世人的著述，不能没有一点毛病。我也喜欢被人指点批评自己的文章，有不好的地方，立即就改正。从前丁廙经常写些小文章，让我来润色，我自认为才能比不上他，就推辞了。丁廙对我说：“你担心什么呢，文章的好坏，我一个人承担，后世的人谁知道给我润色的人是哪个？”我经常感叹这句很富哲理的话，认为这是美谈。从前孔子的文辞，人们可以和他交流，至于他编纂《春秋》的时候，连子游、子夏这样的人都不能改动一句话。除了这些文章，没有毛病的文章我还没有见过。

可能只有拥有像南威那样的美貌，才可以谈论什么是淑媛；具备龙泉剑那样的锋利，才可以谈论如何割断东西。刘修的才能比不上文章的作者，但是喜欢挑剔人家的文章，指责人家的缺点。从前田巴诋毁五帝，蔑视三王，在稷下学宫挑春秋五霸的毛病，一天就能让一千人心悦诚服，但是遭到鲁仲连的一通反驳，便终身闭口不再说话。刘修的辩才，还不如田巴，如今像鲁仲连那样的人，也不难找到，一般人可不能逞能！人们各有喜好，像兰茞荪蕙的芬芳，是众人喜欢闻的，但是海边上有喜欢追着臭味跑的人；《咸池》《六茎》的音乐，是众人都喜欢听的，但是墨翟却有否定音乐的议论，怎么能一样看待呢？

如今我从小所写的辞赋都全部送给你，街巷里人们的谈论，一定有可以采纳的地方；驾车所唱的歌曲，也一定有符合风雅的地方。普通人的心思，不要轻易忽视。辞赋是小技艺，不足以用来宣扬大道理，垂范后世。从前扬雄是先朝的重臣，依然说壮士有所不为。我虽然没什么德才，但是作为王侯，还想尽力报效国家，造福百姓，建立永世的基业，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难道只以空洞的文章来建立功勋，用辞赋来追求当上君子吗？如果我的志向没有成功，我的方法没有被推行，我将采集人们的言论，辨别时事的成败、得失，评定仁义的本质，成就自成一家的学说。就算不能把文章藏在名山，也要把他们传给有同样志趣的人。我要坚持到白头，并不是今天说了就算了！大言不惭，是因为我知道您懂得我的心意。

明天早晨我去迎接你，信上就不一叙述了。曹植书。

杨德祖，即东汉末年文学家杨修，其在东汉建安年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后成为曹操的主簿。杨修学问渊博，聪慧机智，深受曹操父子的重视，据说他看到曹操的只字片语便能猜到曹操的心思。曹植雅好文学，与杨修关系密切。《与杨德祖书》是曹植整理年少所作的辞赋，送给好友杨修阅览时附寄的一封信。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作者时为临淄侯。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东汉·杨修《答临淄侯笺》：蔚矣其文，诵读反复；虽讽《雅》《颂》，不复过此。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第四子。早年受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世子，因放纵任性而后失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受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忧郁而死。死后谥“思”，世称“陈思王”。曹植对五言诗的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散文和辞赋上也有突出成就，他的《洛神赋》是脍炙人口的名作。有《曹子建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