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天，在某个小车站的站台上，很难得地聚集了六七十人，大家正围成个圆圈，伸长脖子看着什么。原来被他们团团围住的是一对抱着孩子正说着话的外国夫妇，夫人无意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立即引起“轰”的一阵大笑；怀里的孩子喊了声“妈妈”，众人竟然又是一片骚动。

第五章 阴郁的国民性

第六章 与绝望的斗争

后记

附录 给芙罗拉女士的回信

序言

朱大可：没有哪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

丑陋是一种令人不快的镜像，也就是人在镜中自照时所获得的负面性感知。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自我反省、批判和改造的能力。它最初仅仅是一种勇气，而后就会生长为一种智慧，并且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探查民族国家是否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尺。就精神层面而言，这无疑是最便捷有效的探查。

“丑陋”作为自我鉴定的基本术语，起源于一本叫做《丑陋的美国人》的书，它由美国作家(美) W莱德勒, E伯迪克所着，书里充满了对美国外交人员的自大傲慢的抨击。据说，美国国务院曾对此加以深入研究，确认它是“确实刺激思想”的好书，并要求本国外交人员人手一册，仔细阅读和深刻反省，以期修正民族性的各种弊端。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高桥敷受到美国人鼓舞，于1970年推出《丑陋的日本人》，以其在南美洲生活八年的见闻和感受，“揭露了祖国日本人的种种弊端”，“那种犀利深刻的剖析，连续不断地撞击与刺痛着读者的心灵”（会田雄次语）。作者并误以为此举能够引发本国国民的深刻反省，却出乎意外地遭到了激烈围攻。“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各种非难和威胁铺天盖地。作者甚至为此数度隐名埋姓，以免遭杀身之祸。

日本民族对自我反思的拒斥，显示了其“丑陋”背后的“丑陋”。在对待战争罪行和各种历史方面，日本民族都跟德国民族形成了尖锐对比。当德国人为二战罪行向犹太人正式道歉并打造犹太人纪念碑时，一些日本人却在试图抹除南京大屠杀的血迹和记忆。东亚民族的深层自卑和怯懦，在此类事件上已经暴露无遗。

这是远东文化共同体的“镜像综合症”，它的感染范围几乎囊括了中国、日本、韩国等所有东亚国家。它的共同症状，就是恐惧自己在批判性照镜中的形象，并且竭力指责镜子的低劣，进而打碎镜子，消灭所有那些真切的文化影像。这是19世纪以来后发国家的集体性精神病症，它要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的名义，终结一切自我治疗的程序。

中国古代曾经有过一种广泛流行的职业，叫做造镜师，那些铜匠不仅技艺高超，而且被认为拥有某种巫术力量，因为他们所制造的神秘器具，能够奇妙地映射出人的美丽或丑陋，在上古和中古时代，这种魔法是不可思议的，它超越了人的日常生活能力。奇怪的是，尽管它可能引发强烈的不快反应，但人还是接纳了这个来自神的礼物。照镜，最终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维系这种照镜事务，另一种与此密切相关的行业盛行起来，那就是磨镜匠，他们专门负责打磨镜子，以维护镜子的基本反射功能。

就更宏观的社会实体而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是完美的乌托邦。它们的自我完善，同样依赖于“人文镜子”的打造和修磨，籍此展开对缺陷性基因的认知和改 造。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像高桥敷和柏杨那样，无畏于盲眼民众的攻击，承负起民族国家自我批判的艰难使命，把这种造镜－磨镜－照镜的事业，推向精密完美的状态。

是的，民族国家的自我反思，仅仅用“丑陋”来定义是远远不够的。这个语词过于情感化，还只是一种浅表的借喻。它可以成为通俗读物，却不能成为支撑文化人类 学的内在核心。民族性解剖需要更深的切入，从肌肤、肌肉、骨骼直逼内脏，不仅如此，它还应当注入更多的分析理性和学术智慧。但超越“丑陋”的唯一道路，绝不是打碎镜子以逃避镜像里的自我，而是要在反省和批判中获取自我完善的能力。

毫无疑问，无论高桥敷、柏杨还是W莱德勒和E伯迪克，那些建立在“丑陋性”上的反思，只是一种粗陋的开端。他们所启动的镜像工程，需要大批优秀接棒人的加入，由此提升造镜和磨镜工艺的水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向这些先驱者致敬，因为正是他们发明的民族国家镜子，第一次向我们说出了简单、残酷而有益的真相。

后记

《丑陋的日本人》译后随记

（一）

《丑陋的日本人》原作可谓是命运多舛。当年，它在日本初版，曾经遭到当局的查禁。作者高桥敷先生也因为书中犀利的言辞而激怒了某些日本人，甚至连连遭到辱骂：“你还算个日本人吗？”“滚出日本去！”可怜高桥先生不堪重压，曾经一度藏匿他乡。无独有偶，去年冬天，当我接到翻译这本书的任务时，恰逢中国南方遭遇严酷的冰雪灾害。全国先后有20个省遭遇了50年一遇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袭击，电力中断、交通瘫痪，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戊子年的春节，我带着翻译用的所有工具回了江南老家，本打算利用那几天假期赶一赶翻译的进度。可是，谁料想，江南民众防备“酷暑”经验丰富，而于“严冬”却是缩手无策，空调都是单冷式。我实在经不住那冰窟窿般的寒冷，便猫在床上，用电热毯取暖，勉强可以支撑每天数千字的进度。5月中旬，正当该书付印之际，忽然间，汶川地动山摇，百姓家园尽失，无数生灵涂炭……每天，我都在为灾区人们的苦痛而伤感，为抗击灾难的人们的行为而感动，为自己怎样才能为灾区的百姓出点力气而焦虑……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大难，掩埋了我对作品问世的一点喜悦吧。

（二）

在着手翻译本书之前，我在互联网上就《丑陋日本人》及其作者的资料进行了检索。有文章认为，《丑陋日本人》是继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又一部分析东亚民族国民性的力作，它不是一部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之作，而是一部冷静描述和分析日本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的学者之论……译完全书，对于上述评论我基本赞同，不能苟同的是作者对《丑陋的中国人》与《丑陋的日本人》两书之间关系的定位。高桥先生的《丑陋的日本人》是由日本原书房出版社于1970年初版的，1985年再版。而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是写在其后，并且于1985年左右与《丑陋的日本人》一起，通过民间渠道传入中国大陆的。因此，恐怕很难理解关于“……是继柏扬《丑陋的中国人》之后，又一部……”的说法。另外，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部引用了克里斯托弗的《日本精神》、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和露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的《丑陋的日本人》，经查证，实在与高桥先生的原作没有丝毫的关系。网路文章介绍高桥先生时，说他是位日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学者、原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等等。而他的更确切的身份应该是宇宙物理学家，并且从未担任过“日本驻阿根廷大使”一职。这从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两个方面都可以得到验证。高桥先生毕业于(旧制)松山高等学校、京都大理院，宇宙物理专业。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的第二年（1959年）被招聘录用，赴安第斯工作。后来，又在秘鲁、委内瑞拉各大学讲授宇宙科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

（三）

翻译一部著作，尤其是高桥先生这样一部历史跨度大、地域辽阔、涉及众多人物和事件的著作，要想做到“达意”、“传神”，确实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也许是科技工作者出身的缘故，高桥先生的语言别具特色，他喜欢用科技论文的简洁来抒情写景，喜欢用物理学的原理来叙事状物。好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日本语言文学教授，每当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便通过设立在“CHINAREN”网站上的“同学录”，张榜请教，有点类似古代张贴“招贤榜”的做法。可是，我的那些朋友们热衷于聊天逗趣，全然没有“扶危解困”的热情。旅居海外的S君是个例外，为了帮我解决难题，作了很大的努力，谨此表达我深深的谢意。事后，S君对我说：在向公司的日本同事请教难题时，他们往往是瞄一眼，转身便走，还说“没见过这么难的日语”。我深深地同情他们的遭遇，我们何尝没有品尝过类似这样看不懂母语的尴尬？为了证明我所言不虚，特举两个例子，供读者朋友鉴定：

原文之一：十年前、南米の松の林に駆け寄ってなよなよした绿の针叶をつかんだときしみじみとあふれた异郷の涙も、月の世界のように青黒く澄んだ空の下、アンデスの赤肌に舞うコンドルの轮に、いつの日にか自分の墓所もあの下にあろうかと、ふと脳里をかすめた孤独の恐ろしさも、今はすぎ去った思い出の一つでしかない。かすかに笛の音を送るナイルの夜风に、东から升る砂漠の月をむかえて、あるいはナツメヤシの干をゆるがすリズムに、カリブの岛影に沈む日轮を见やって、狂おしいばかりの祈りをこめた祖国の山河は、今私とともにある。

译文之一：记得十年前,我南美的森林中奔跑,紧紧抓住柔软翠绿的松树针叶，思念故乡的泪水夺眶而出。有时，我仰望着远处，在那如同月球般澄澈湛蓝的天空下，神鹰绕着光秃秃的安第斯山峰飞舞盘旋，看着它在空中自由滑翔的样子，我的脑海里猛然掠过一个孤独恐怖的念头：也许有一天我的尸骨也将埋葬在那片蓝天之下。当时的那些孤独可怖的念头，如今却已转变成了对逝去的岁月的一种回忆。我曾经在飘荡着悠扬笛声的尼罗河的夜风中，拥抱过从东方升起的沙漠中的明月；我曾经在摇动着枣椰树枝叶的优美旋律中，眺望过徐徐沉入加勒比海水光岛影中的朦胧夕阳……如今，我曾经倾注了自己最真切的感情祈祷过的祖国的山河，已经与我同在了！

这是一幅抒情写景的画面，译文所剖析出的层次，应该说是对作者原意的一种很好的诠释。

原文之二：モザイクの住居、オブジュの教会、六角形のシネマやドームの国会、一本の柱に至るまで计画しつくされたあらゆる芸术品は、ここでは自动车の行动半径の接触によって、自然公园を背景につながり合う自由电子一つぶでしかない。

译文之一：那些带有各色精细瓷砖拼案镶嵌细工的住宅，那些庄严的教堂，那些六角形的电影院，那些拱顶国会， 连每根柱廊都设计得非常精致的各种艺术品， 这时他们也只不过像汽车突然九十度大转弯时产生的自由电子颗粒一样，和自然公园的背景融合到了一起。

译文之二：那些用各色精细瓷砖拼案镶嵌的住宅，那些庄严肃穆的教堂，那些六角形的电影院，那些拱顶的国会大厦…… 连每根柱廊都设计得非常精致的各种艺术品，与自然公园的背景浑然一体。

译文之一采用的是直译的方法，把作者借用物理学原理所作的比喻也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了，尽管他的原意肯定是很美、很贴切的，可是，我们普通的读者看不懂。于是，就按照翻译理论中关于“语言的不可译性”原理，在译文之二中，将“像汽车突然九十度大转弯时产生的自由电子颗粒一样”一句省略，以便于更符合汉语表达的习惯，也便于读者的理解。

（四）

《丑陋的日本人》的责任编辑是由古吴轩出版社副总编陈雪春兼任的，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凝聚了她大量的心血。她就开始考虑购买高桥先生《丑陋的日本人》的版权，并多次托人在日本寻找线索。可能是因为高桥敷先生年事已高，与外界少有联系的缘故，购买版权事项颇费周折。2007年的秋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说北京和东京的两位朋友已经答应帮助联系高桥先生或者家人，年内可以办妥该书的版权事宜。

前些时候，陈雪春很忙，忙得几乎没有接听电话的时间。由于柏杨先生的逝世，媒体轮番采访她与柏杨先生交往的情况。

我与陈雪春相识多年，在我的印象中，敬业、温和与乐于助人，是她最重要的特色。无论是在南京大学读书，还是在《姑苏晚报》当记者，或者是在古吴轩出版社做副总，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严谨、踏实，她走路的脚步总是那么匆匆且悄然不闻声响，交谈时又总是那么温和且不失热情与体贴……可能是忙碌与操劳的原因吧，似乎不管在什么时候见到她，都能够隐约感觉到她神情中淡淡的忧郁与疲惫，不禁令人感叹：这岂不是造物主为了衬托她那侬侬吴语而营造的一种和谐氛围？

（五）

本来，这本书的译者还应该有另外一个人——吴越汉魂。早在2005年，陈雪春决定翻译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曾经约好的。他是一个患病的青年，严重的疾病剥夺了他求学的权力，可是他自学日本语数年，并且进入日语专科学校进修，平时利用观看日本动画片等机会学习日语的听力和口语，有了比较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因此而特别期待着这本书版权购买的成功，期待着早日能够着手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可是由于版权购买迟迟不能落实，时间终于不允许他再等，在2006年10月一个薄雾初起的清晨，病魔终于夺去了他22岁年轻的生命，而翻译《丑陋的日本人》却成了他一个美好的遗愿。今天，我借《丑陋的日本人》出版之际，记录他的这个心愿，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并把这本书献给他——我的儿子，我的朋友！

高桥敷，昭和四年（1929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堺市。毕业于松山高等学校、京都 ，宇宙物理专业。担任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昭和三十四年（1959年），被NASA、秘鲁劝业部招聘录用，赴安第斯工作。后来，又在秘鲁，委内瑞拉各大学讲授宇宙科学、教育统计学。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回国，在教育研究所工作，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聘任为研究员等。并作为教育评论家，为报纸撰写连载文章，举办广播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