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斥权奸　声名鹤起

丛兰入朝为官后，处处以社稷为重，四处巡察，整肃流弊，尽忠职守。其巡察光禄寺时，见有司正在整备皇坛供器，遂上疏弘治皇帝说：“崇尚异教，为先朝遗弊，当亟罢！”宫廷法事遂得遏制。其巡察房山草料场时，发现军中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即请旨查纠，“多所厘正。”在检阅京城守军时，“与司马（兵部尚书）马公同心协议”，力除旧弊，“务祛宿蠹”，京防为之一振。(详见《丛公墓志铭》)

丛兰不畏权贵，嫉恶如仇，“指斥权奸无所忌”（旧《登州志》）。虽屡历艰险，仍一如既往，致使梁芳、刘瑾等内侍巨奸亦无所避，朝中邪恶之徒或废或诛，丛兰由此声名鹤起，朝野颂扬。其时太监梁芳、陈喜、汪直、韦兴等后宫宠臣投机钻营，中饱私囊，扰乱朝纲，祸乱宫廷。在朝臣们的弹劾下，众奸虽一度“以罪摈斥”，但在后宫的袒佑下不久“复夤缘还京”，朝臣无可奈何，宫廷一时乌烟瘴气。丛兰忍无可忍，在清宁宫火灾爆发后，即不失时机地“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诸人遂废。”（《明史·列传》）与此同时，对朝中邪恶之辈也极尽斥责。疏道：今日之务在“惜畿民，抚边戌，警怠玩，杜贪残。”“奸贪如侍郎林凤辈之未见罢黜，左道如太常卿崔志端之紊乱，旧章皆宜惩处，以顺上天遏恶之命。”（《丛公墓志铭》）林凤、崔志端等遂被罢黜。丛兰由此“寻升兵科右给事中”。

孝宗（弘治皇帝）时期，内臣当道，乱命不断。当时内宫降旨，将无所建树的代理都指挥吴安提升为都督，对贻误军机的边将姚信予以宽恕，朝臣一时议论纷纷。丛公不肯坐视，即行上疏，力请论处。孝宗照允，二人遭免，朝野称快，“大阅京营”。如此“在谏垣十余年，遇事必言，言必尽中。虽忤旨下狱，志不少挫”。（《广舆记》）弘治十四年（1501年），丛公因政绩卓著升任通政使司右参议，又明年转左参议。

武宗（正德皇帝）登基后，大太监刘瑾迷惑君王，把持朝政，酷施杖刑，残害朝臣，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朝野上下胆战心惊，苦不堪言。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搜刮钱财，控制军机要塞，“庚午（1510年）之春，逆瑾请遣官，规划边务，兼督粮储。”作为朝中干吏，丛兰被派往延绥督理军务，从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的军旅生涯。其时刘瑾爪牙借核实边功之名，到处罗织罪名，罚没边官钱粮。如此“命不时下”，“久不克完”，“一岁至再三举行”，致使很多边官纷纷“以罚米赔粮系狱”，很多边民纷纷“以催征逋负逼迫逃窜”，“将家由武举进者，分隶各镇类，愁寂不能聊生”，“其谪戌除名没产者，多出锻炼考察之令”，而“侦事之卒，纷纷四出，所过莫不危惧。”（《丛公墓志铭》）刘瑾的恶行，使大明天下一时危机四伏，终于导致了安化王朱寘鐇叛乱的爆发，而延绥人也“窃议汹汹”，形势非常危急。见朝政如此荒败，民生如此艰难，丛兰怒不可遏，他一边安抚边官百姓，一边上疏“奏陈十事”，痛责刘瑾弊政。疏中言道：“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赀。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力劝武宗“宜速改而不容绥者”。武宗批允，“疏至，诏悉行之。”对于丛兰的责伐，“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刘瑾奸党，亦“希旨劾兰”，“欲中以祸”，丛兰眼看就要大祸临头。然而此时边关告急，丛兰作为边关主将不易处置，刘瑾只好暂且搁置。所幸“数月，瑾诛”，丛兰方转危为安。丛兰不畏权奸、勇斥弊政、心怀社稷的胆略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颂，不久便晋升为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边军饷。”（详见《明史》、《丛公墓志铭》）

经略军务　威震三边

丛兰的胆略气魄不仅展现在参朝理政上，而且在整军备战、卫国戍边方面也胆识过人，气魄非凡。丛兰入朝为官后不久，即在清理房山草料场、整顿京城防务中表现出非凡的军机处置才能，朝臣无不为之侧目，弘治皇帝由此加封其为兵科右给事中。丛兰从此得以参知军政，襄理军务，由此开始了他卫国戍边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

弘治十五年（1502年），“适北边有警”，已晋升为通政使司左参议的丛兰，遂奉旨“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明史》）由于北地荒芜，防备松懈，丛兰急上眉梢，遂组织军民修筑工事，加强军备，垒堵“可通敌骑”的边塞要隘“数百处”，“复以浮图峡峪岸创起敌楼。”随后“增戍兵，易将领，诸所筹虑，皆百年固守计。”在丛兰的周密安排下，边塞防备大为增强，胡兵望而生畏，不战而逃。紫荆一带从此安宁，久无战事，“边人赖之”。（《丛公墓志铭》）弘治十八年（1505年），丛兰“以内艰（母丧）归，三年终丧还朝，盖正德戊辰（正德三年，1508年）岁也。”其秋，丛兰以军功“升右通政”。

正德五年（1510年）春，丛兰奉旨前往延绥，负责“规划边务，兼督粮储，清屯地，抽选军丁”等军务。其时权奸当道，朝政紊乱，民不聊生，边备废弛，致使延绥一带危机四伏，不日即爆发“宁夏之变”。为了控制局势，化解危机，丛兰一边安抚边民，一边违逆权奸，请旨废除苛政，边关军民遂得安定，延绥防务亦得加强。丛兰不畏邪恶，不顾祸患，指斥权奸，废除恶政，从而为大明王朝的江山稳固、社稷安定、边备整饬，做出了不朽贡献。鉴于丛兰功绩卓著，正德帝特旨加封其为“通政使”，“未浃旬”（不出十日），又“以三边告乏，升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敕总督宁夏等处粮储。”（《丛公墓志铭》）丛兰由此成为军国重臣、封疆大吏。

身为军国重臣、封疆大吏，丛兰全心扑在百姓民生上，全心扑在边防建设上。“值岁旱”，田间干枯，禾苗奄奄，百姓心急如焚，齐向丛兰哭诉求救。丛兰“祷于群望”，清冤理狱，追悼亡灵，斋戒敬天，致使境内“鞫冤系释之”，不日“三边皆雨”，稼禾俱兴，百姓开颜，齐聚督府跪谢，丛公由此威加“三边”。

刘瑾时期，官商勾结，把持盐政，牟取暴利，致使“引利皆归于权右”。“及公来”，整肃军纪，统一政令，统一市贸，严惩不法，从而使臣属“无敢私谒商通，而事乃济。”此后，“诸有补于边储者，皆一一条上行之。”从而使边境市贸井然，物给丰足，百姓乐业，军心大振，边防愈加巩固，胡寇愈加闻风远遁。丛公由此军民爱戴，声望日隆，“威震三边”。

是年夏，丛兰“又奉敕兼管固、靖（固远、靖远）等处军务。”到任后，“闻山东、河南群盗猖獗，念内地齐民猝遇兵变必不胜供亿之苦，亟疏于朝，请别处军饷，以纾民急。”丛兰的奏议得到了武宗（正德皇帝）的恩准，从而使饱受盗匪劫难的山东、河南百姓，避免了再次遭受征缴巨额军资之苦。

杀敌立功　举朝欢庆

丛兰为人沉稳，富有谋略，致力军备，屡建奇功。正德六年（1511年）间，中都一带盗匪群起，“兵荒相仍”，官军守将纷纷败北，满朝文武惶惶不安。危难之际，群臣举贤，首推丛公，正德帝遂“亟召公巡抚庐、凤、滁、和”等地。丛公到后，一边广施仁政，广济灾民，安定地方，一边加强军备，步步为营，对敌展开部署。正德七年（1512年）春，丛公率兵抵达凤阳，此时“贼已压境”，丛公遂“督吏士防遏沿河诸渡口”，准备迎战。顷刻，“警报至”，丛公即“躬擐甲胄，身先士卒，奔走邀击。”在丛公冲锋陷阵的激励下，将士人人奋勇，个个用命，直杀得天昏地暗。经过数度激战，贼寇渐渐不支，不久便全军溃败，狼狈逃窜。此役共“俘斩三千余人，溺而死者数万，赈济所全活者又二万六千八百余口，抚释协从男、妇六百人。”捷报传至京城后，举朝欢庆，正德帝遂“赐敕奖励，赉以金帛。”等到秋天九月班师回朝时，当地“老稚攀留满车，下为立生祠。”王师凯旋后，正德帝出宫相迎，“还朝论功，又升一级，荫一子，为太学诸生，加赐金帛羊酒。”同时召集满朝文武“宴于礼部”，大肆庆贺。(详见《丛公墓志铭》)

正德八年（1513年）冬，蒙古“小王子”（即蒙古大王，原称蒙古可汗）率军大举南侵，“联营境外数十万”。蒙军压境，边关危急，丛公即“奉敕巡视西路诸关，兼督宣、大（宣化、大同）军饷。”正德九年（1514年）春，武宗又加封丛兰为“右都御史”，并敕命其“总制宣、大并山西偏头、宁武、雁门等关军务。”丛兰从而成为统兵抗敌、节制边关五路兵马的总督帅。丛兰临危受命，手握重兵，深感责任重大，深恐有负圣命，即上疏请辞帅印，分减兵权，武宗不允。丛兰又再次上疏请辞，武宗又“再辞不允”。丛兰于是奉领帅印，“乃行至边”。时边关“武备不修，封守不慎”，致使蒙军频频“深入宣、大暨关南”，“虏我人民，驱略我牧畜，蹂践我禾稼。”（明代山西布政司右参议王崇文《凯捷归朝诗序》）丛兰来到边关后，即四处巡视，查勘敌情，整修军备，“相地设险”，并“令内地军民各筑堡入保，亦如塞下。”在整饬边备的同时，丛兰还“严号令，明赏罚”，从严治军，从而使边关将士“亦各奋励”，“敌忾御侮”。在丛兰的精心治理下，边关各镇一时众志成城固若金汤。为了消灭蒙军的有生力量，彻底根除边患，丛兰坚壁清野，固守不出，一再示弱。在丛兰骄敌深入之计下，蒙军不可一世，疯狂入侵，“一再深入”。见战机已现，丛公奋然谓诸将曰：“贼志骄矣，取威服远，机不可失也！”遂“自厉锐擐坚”，一马当先，“驻阳和以当其冲”。又“分部诸将各城，或遮其前，或邀其后，或防南山诸关，以遏其深入之谋；或截北塞诸隘，以制其奔归之路。复悬赏乡村，共成犄角势。”（《凯捷归朝诗序》）在丛兰的督阵指挥下，边关将士一拥而出，“东西奋击”，直杀得敌军丢盔卸甲、人仰马翻，很快便溃不成军。见大势已去，敌酋小王子“不敢散掠久留”，忙率残部“宵夜遁去。”可丛兰早有部署，他“分部诸将十七人，伏兵要害，遣谍者往来传报”，随时准备消灭逃窜之敌。当残敌逃“至北塞，又为我军乘高据险邀击前后，歼者不可胜计。其虏酋所谓‘小王子’，亦断右臂而走，营中痛哭声昼夜不绝。”此役战果辉煌，为“数十年来，虏之挫衄未有若斯之甚者也。”自此后，北寇胆寒，“不敢复南牧矣。”（《凯捷归朝诗序》）捷报传至京城，“天颜喜甚”，“复赐敕奖励”。“然坐与监军不合，其功竟为所攘。”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朱元璋五世孙，封地南昌）起兵反叛，时为江北巡抚的丛兰，即请命移镇瓜州（今江苏江都一带），“率兵御之”。在丛公的统率指挥下，江都军民密切协作，严加防备，不久便“擒伪谍数百”，从而使叛军孤立无援，惶惶不知所向，经过一年多的围剿，终被消灭殆尽。丛公由此又为自己的军旅生涯平添了一抹浓彩。（详见《丛公墓志铭》）

位居督抚　正气长存

正德十年（1515年）闰四月，丛兰奉旨还朝，“命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郡。”漕运为古时盐铁粮秣转运的命脉所在，关系到京都供应、军备保障和社稷安定等问题，所以历朝历代对此都非常重视。丛兰受命后不敢怠慢，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漕运的勘查和整治之中。他“蒐（音sou，通“搜”）剔宿弊”，惩治贪恶，革新陈规，“改立条约”，疏浚河道，改善河工，呕心沥血，不遗余力，从而使漕运面貌大为改观。为了总结漕务，启示世人，他还“著《漕运录》行于时”，从而为后世的漕运发展，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丛兰身居督抚，位高权重，商贾环绕，馈赠不绝，但他不为所动，始终洁身自好，居尘不染。作为督抚重臣，丛兰处处以江山社稷为重，处处以百姓民生为重，为此他不惜触犯皇室，毅然上疏毁佛，为民请命。正德十二年（1517年），宫廷为行佛事，拟遣中官（太监）刘允，征调舟船“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明史》），以迎取西藏活佛乌斯藏。奉诏后，刘允便“以迎佛使”为由，“诛求百计”，巧取豪夺，沿途百姓随即陷入官府的层层盘剥之中。丛兰对此恼恨不已，他一边“豫檄有司”，传令部属，“毋徇所欲”，一边上疏宫廷，斥责“佛老无益”，扰乱民生，恳请止行。刘允不知就里，“至淮谒入”，督办所需，然而丛公却辞而不见，致使刘允迟迟不能成行。不日“乞还”旨下，“允勿遣”，沿途百姓从而免遭了一场盘剥劳役之苦。

漕运为巨利所在，朝中权贵为谋取暴利，纷纷“以私贷诉赏”，丛兰严守纲纪，“皆置不问”，由此罪及权贵，他们“相与毁之”，从而使丛兰“遂罢都漕，专理巡抚。”丛兰虽遭贬谪，但他依然刚正不阿，情系百姓，一心为民。“值岁饥，民多流亡”，丛公焦急万分，夜不能寐，遂上疏“奏截漕粟数万石，益以仓储赈之，所全活者视昔加两倍有奇。”(《丛公墓志铭》)狱中有些出逃的无辜百姓，丛公查明情由，也都“乞并释其无罪”，允其回家团聚，“以笃亲亲”。守备邱德，“以贪虐扰人”，丛公即下令“禁之”，“德少戢”，众臣属从此亦不敢恣意妄为。

丛兰忠正廉明，不事逢迎，一生正气长存。正德十四年（1519年），“武宗之南狩也，至境上见公。”皇帝出巡，各地督抚往往不胜惶恐，无不忙前跑后以显其忠，无不尽献所产以示其诚，无不贿赂左右以求其援。因此，“递顿宴设”、“侈费求媚”，便为时政所趋。然而此次武宗南巡，丛兰“惟金酒卮一事，余皆瓷漆，进献物视他郡仅十之一二。”（《丛公墓志铭》）

丛兰为人侠义，崇爱忠良，敢言善谏。因谏言获罪者，丛兰无不舍身援救。“中官何文鼎，以直言得罪”，丛兰纠集言官“合台谏救之”，以至于“忤旨下狱”，然“其志未尝少挫焉”。水曹主事王銮，“忤近侍下狱”，丛公“奏论数百言，遂贳（音shi，赦免）銮罪，人以为有回天之力。”（详见《丛公墓志铭》、旧《登州志》）

激流勇退　流芳后世

在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丛兰以其忠贞的节操、无私的奉献、杰出的功勋，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赞誉，赢得了正德皇帝的高度信任，即使宠臣江彬“数有谗言”，亦不能对丛公产生丝毫影响。为了表彰功臣，正德十五年（1520年），丛兰又“以六年考满进阶资德大夫，勋正治上卿。”其冬，又“升南京工部尚书”，官居一品。长期的军国生涯，使丛兰心力交瘁，不胜烦劳，再加上人至晚年，思乡之情悠然而生。因此在得知皇上加封的喜报后，即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不待叛军剿灭便“已决退休之计”。嘉靖元年（1522年），“上继大统，方任耆旧”，丛公“三疏请老”，世宗（嘉靖皇帝）皆“不允”。是年冬，反臣宁王“以濠平复”，丛兰又因剿叛之功“升俸一级”。平叛结束后，丛兰又“屡疏”归退，“上察其诚，乃允休”。

为了褒奖功臣，丛兰归休后，世宗特旨沿途驿站程程迎送，“令有司岁给禄米三十六石，舆隶（轿夫）四人，以为常近。”（《文登县志·优老堂记》）时大臣告老还乡“虽间被恩”，但“未有如是之盛者也。”为了彰显皇帝“优抚老臣”之德，地方仕绅特为丛兰所居堂院，取名为“优老堂”。尽管君王优待有加，但连年的国事烦扰仍使丛兰积劳成疾，“逾年而公不起”，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二十六日，即溘然长逝，“享寿六十有八”。

丛兰为明代赫赫有名的谏臣。其长期整治边务，治理漕运，深知民间疾苦，先后上疏383篇，使无数百姓减轻徭役，使众多灾民得以赈济。所疏择其要者111篇，辑成《丰山奏议》，被后人刊印行世。另著有《经略录》、《漕运录》，以供后人参鉴。

《明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卷《丛兰列传》

丛兰，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进士。为户科给事中。中官梁芳、陈喜、汪直、韦兴，先以罪摈斥，复夤缘还京。兰因清宁宫灾，疏陈六事，极论芳等罪，诸人遂废。寻言：“吏部遵诏书，请擢用建言诖误诸臣，而明旨不尽从，非所以示信。失仪被纠，请免送诏狱。畿内征徭繁重，富民规免，他户代之，宜厘正。”章下所司。进兵科右给事中。都督佥事吴安以传奉得官，兰请罢之。时命拨团营军八千人修九门城濠，兰言：“臣顷简营军，诏许专事训练，无复差拨，命下未几，旋复役之，如前诏何。”遂罢遣。迁通政参议。小王子犯大同，命经略紫荆、倒马诸关塞蹊隧可通敌骑者百十所。

正德三年进左通政。明年冬出理延绥屯田。安化王寘鐇反，兰奏陈十事，中言：“文武官罚米者，鬻产不能偿。朝臣谪戍，刑官妄引新例锻炼成狱，没其家资。校尉遍行边塞，势焰薰灼，人不自保。”刘瑾大恶之，矫旨严责。给事中张瓒、御史汪赐等遂希旨劾兰。瑾方忧边事，置不问。数月，瑾诛，进通政使。俄擢户部右侍郎，督理三边军饷。

六年，陕西巡抚都御史蓝章以四月寇乱移驻汉中。会河套有警，乃命兰兼管固、靖等处军务。兰上言：“陕西起运粮草，数为大户侵牟，请委官押送。每镇请发内帑银数万，预卖粮草。御史张彧清出田亩，请蠲免子粒，如弘治十八年以前科则。灵州盐课，请照例开中，召商籴粮。军士折色，主者多克减，乞选委邻近有司散给。”从之。

是年冬，南畿及河南岁侵，命兰往振。未赴而河北贼自宿迁渡河，将逼凤阳。乃命兰以本官巡视庐、凤、滁、和，兼理振济。河南白莲贼赵景隆自称宋王，掠归德，兰遣指挥石坚、知州张思齐等击斩之。九月，贼平。论功赉金币，增俸一级，召还理部事。部无侍郎缺，乃命添注。明年，大同有警，命巡视居庸、龙泉诸关。寻兼督宣、大军饷，进右都御史，总制宣、大、山东军务。令内地皆筑堡，寇至收保如塞下。寇五万骑自万全右卫趋蔚州大掠，又三万骑入平虏南城，以失事停半岁俸。

十年夏，改督漕运，寻兼巡抚江北。中官刘允取佛乌思藏，道兰境，入谒，辞不见。允需舟五百余艘、役夫万余人，兰驰疏极陈其害。不报。居四年，以事忤兵部尚书王琼，解漕务，专任巡抚。宁王宸濠反，兰移镇瓜州。十五年，迁南京工部尚书。

世宗即位，御史陈克宅劾兰附江彬。帝以兰素清谨，释勿问。兰遂乞休去。卒，赠太子少保。

对于丛兰不恋权位、功成身退的高贵品质，满朝文武一片赞誉，“士论高之”，世宗亦“赐敕褒谕，且有月廪岁夫之给。”。

世宗在给丛兰的“诰命”圣旨中写道：“故致仕南京工部尚书丛兰，才猷敏达，行履刚方。早发迹于贤科，首蜚英于司谏。银台晋秩，屡摅经画之谋，户侍升华，兼领巡抚之寄。边陲总制，夷虏畏威。漕运专权，军民感惠。迨勋庸之茂著；属资望之弥深。爰因廷荐之公；遂正冬卿之位。实司留务，益励操持，官历两京，禄增一品。雅俗方资其镇定，高情每切于归休，恳陈解于组之章，获遂明农之志，玺书示宠，昼锦增辉。宜逸老之　遗，胡讣音之奄至，载颁恤典，用表殊恩，特赐太子少保，锡之诰命。于戏！位联八座，志无负于平生，秩亚三孤，名永昭于奕世。英灵不昧，涣渥其承。”

明代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国史总裁费宏，在给丛兰撰写的《南京工部尚书、赠太子少保丛公墓志铭》中写道：“南京工部尚书既捐馆舍，上闻讣震悼，赠公太子少保，赐二祭，命有司为营葬事……公气度宏伟，才识英敏，所学期于经世，而言论足以发之。自筮仕以来，屡将使指经营四方，未尝以艰险避，威名在边塞，利泽在生民，功业在国家，可谓一代之名卿、才大夫矣。而孝弟笃于家庭，信谊厚于交友；俭约廉慎，终始不易。又人所难及者，于铭允宜。铭曰：‘士类能言，用则或违，或优于易，剧乃弗宜。充位苟禄，何裨于时？于丰山翁，挟负实奇，才任应变，事察其几。昆吾之剑，切玉如泥，大宛之骥，　云而驰。近之省闼，远之边陲，惟所任使，不计险夷。民苦盗警，我脱其危，民苦岁祲，我恤其饥。聚望攸属，天子依毗，烈烈勋名，弗愧常彝，勒之幽宫，爰永其垂。”

嘉靖皇帝的“诰命”圣旨，吏部尚书费宏的《墓志铭》，高度评价了丛兰的一生。丛兰为“文登四君子”之一，死后入祀“乡贤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