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明熹宗重用宦官魏忠贤，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魏忠贤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齐楚浙党为主的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出门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魏忠贤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

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

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公或督主，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通常由司礼监中排名第二或者第三的秉笔太监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

除此以外，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锦衣卫拨给，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又叫“档头”，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颗，一律戴尖帽，着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绦。役长各统帅番役数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干事”，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订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的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东厂第一任厂主已不可考， 《明史·成祖三》记载 “是年，始设东厂，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监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都曾统领东厂。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一人掌理，委以缉访刺探的大权。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一、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二、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东厂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有权将监视结果直接向皇帝汇报。依据监视得到的情报，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政治反对派，不经司法审判，东厂可以直接逮捕、审讯；而对于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或者有皇室贵族身份的反对派，东厂在得到皇帝的授权后也能够对其执行逮捕、审讯。

东厂入内即摆设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又“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厂与卫相倚，故言者并称厂卫。”

明代的宦官是人们不断诟病的对象，宦官及领导的东厂给明朝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对社会的干扰体现在方方面面。明朝多数士大夫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从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出发，对东厂干预司法的行为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东厂受理词讼常常酿制冤案，随意侦缉威胁社会稳定，干涉狱政经常滥加私刑。他们指出，东厂干预司法，破坏了明初设立的三法司管理司法事务的祖制，威胁明王朝统治的稳定。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入。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仆告他私占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明代东厂大堂入内即可见大幅岳飞画像，提醒东厂缇骑办案毋枉毋纵，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在实际办案中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

明代的刘瑾、魏忠贤等专权的宦官，大多倚靠锦衣卫、东西厂、等类带有特务性质的专设监察机构，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多用酷刑，魏忠贤的党徒拷掠杨涟、左光斗等正直官僚，用尽酷刑。

史籍记载：“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这也就是说，东厂干事成为流氓头子，“自京师至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冤死者相属”。

东厂建立初期客观上有反腐败的效果，极大的加强了皇权。但东厂更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历史影响。

一、越过正常的官僚机构，进行特务活动，存在大量阴暗面，人为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二、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但在明朝宦官只是皇帝权力的延伸。

由于东厂镇压的手段极其残酷，且有因向独裁者邀功或其私利而为之，所以容易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于东厂在明代社会上的口碑极差。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以外设置的直接听命于皇帝，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

锦衣卫，皇帝的侍卫机构。前身为太祖朱元璋时所设御用拱卫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设大内亲军都督府，十五年设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被撤销，只相隔一个月宪宗又恢复西厂。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属于外臣。而东厂、西厂的首领是宦官，即内臣。

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 。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共同点是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即“巡查缉捕”。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东厂、西厂与锦衣卫都是这样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