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校舆图局、讲学菊坡精舍和主持广东书局刻书紧张繁忙的学术活动高潮时期，陈澧《学思录》的撰写计划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最主要的表现是受到耽搁，进度明显放慢。他在《致螺山书》中说： “承询拙著《学思录》，近因绘地图事未了，又修县志，且笔墨应酬，络绎不绝，以衰老之光阴为此等事，分著述之精力，甚无谓也。”正是无可奈何抱怨的反映。但他并未完全停止、放弃《学思录》的撰著写作，而是利用一切点滴空隙时间，抓紧进行，步步推进，集腋成裘。等到辞去舆图局职务，特别是广东书局停办之后，陈澧的时间精力又相对宽松充沛一些， 《学思录》的写作进度又明显加快起来。

《学思录》的写作，千头万绪，工程浩繁，错综复杂，要做到体大思精，约而不漏，简而有体，确实很不容易。陈澧原准备以10年时间去完成它，显得比较乐观。可是随着编撰工作的深人展开，由于其他各项事务活动的干扰妨碍．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体衰多病，精力大不如前，陈澧自己感觉到在10年之内完成是愈来愈困难了。后来又发现，在有生之年完成也是十分渺茫的，成书恐怕是遥遥无期了。他在致老友杨荣绪信中说： “但身世如此，成与不成，正不可知。”又在札记中写道： “余之《学思录》亦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已属门生编排之，如《潜邱札记》而已。”可见他在思想上已作了最后的安排，作了最坏的打算了。

陈澧为了撰写《学思录》，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和积累准备工作。他点读过《十三经注疏》、周秦诸子书、汉儒说经诸书、《说文解字》、《国语》、《战国策》、《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文选》、《骈体文钞》，以及历代有关著名学者的诗文集等，凡与古今学术有关的文献资料，他都仔细通读过，有些还要反复精读。他的弟子文廷式回忆说： “师终身读书，必端坐。藏书五万卷，丹黄几遍。晚年复读《二十四史》，加朱点勘，至《元史》，未卒业而卒。”《二十四史》已通读过两遍，其阅读量的浩繁与巨大可想而知。这在当时同辈学者之中，已属凤毛麟角，十分罕见了。

除了广泛阅读之外，陈澧还要动手抄写摘录其中与《学思录》有关的各种原始资料素材，以便将来编撰时利用，这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抄撮群书”。这些大量摘录抄写下来的原始资料可视为《学思录》的“丛录”，类似当年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先作“丛录”，再作“长编”，最后定稿一样。他在《与胡伯蓟同生兄弟书》中说：“《学思录》稿已一尺余，所当录者犹未及半，大约明年乃可专力于此。”反映的正是他辛勤摘录、抄撮、积累原始资料的实情。由于摘录抄撮群书的工作量十分繁重，积累起来的草稿数量自然十分惊人。现存所谓的《东塾遗稿》有千余册之多，大都是陈澧生前编撰《学思录》已成之余稿或未成之草稿，而其中绝大部分就是他广泛阅读各种经史子集、群书文献时摘录抄撮下来的原始文献材料。

陈澧并不以广泛阅读，辛勤摘抄为满足，更没有停留在“抄撮群书”的阶段上。他很早就养成了随笔札记的良好读书习惯，他自己说：“读书有所得则记之，有所论则记之，积久成编。”这些所得、所论就是在读书过程中随手写下来的大量眉批、评论或按语，也可称之为读书札记。这些札记短者一二字，或十几字，长者达数百字，或画龙点睛，或言简意赅，或淋漓发挥，都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荟萃体现。

陈澧一面广泛阅读经史群籍，一面勤奋摘录抄撮原始素材资料，一面眉批评论，时下按语，这就是他撰著《学思录》的一整套基本程序、方法和步骤。在这个过程之中形成的东西，可称之为草稿或“长编”， “长编”是将来最后定稿成型的重要一步和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而陈澧关于《学思录》的内容宗旨、体例结构、涉及范围等等一系列思考安排，也就是在这个长期准备和写作过程中逐渐酝酿成熟，日益完善，日渐清晰具体起来。

随着资料积累的逐步增多，随着编撰工作的逐步深入，随着思路考虑的逐步梳理，陈澧自己对《学思录》的总体设计和计划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不时加以调整。大约在同治十年(1871)左右，陈澧决定将《学思录》正式更名为《东塾读书记》。

陈澧为什么要更改书名呢?主要是为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他写道： “南宋以后之人不读书，故明儒极荒陋。本朝人读书，近三四十年又歇矣。余之作此，所以名目《读书记》也。”这里陈澧大力提倡、标榜读书，用意非常清楚，有针砭时弊，纠正流俗偏颇，为天下表率之意。所以他最后改《学思录》为《读书记》，落脚点就在这里。

《学思录》暨《东塾读书记》的写作、修改前后断断续续延续了10多年，由于陈澧对自己著书要求极严，几近苛刻，故该书一直未能最后定稿付刻。光绪元年(1875)左右，陈澧友人刘融斋向他建议，将该书已成部分陆续付刊。陈澧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故改变等到全书全部定稿完成后再付梓刊刻的初衷，而采取边修改边刊刻的折中方案。这样一来， 《东塾读书记》便成了随年写定而分卷刊行了。自此以后，修改刊刻《东塾读书记》便成为陈澧晚年著述生活中最主要的任务了。《东塾读书记》计划写25卷，全书实际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经学”．下篇为“经学史”。这种体例结构，并非随便拼凑，率意而为，而是陈澧多年以来经过深思熟虑、苦心探索、反复推敲之后才慎重确定的结果。惟其如此，陈澧长期以来一直执著追求的“通论古今学术”、“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的夙愿和抱负，才能通过这种特定的体例结构的安排，更好地予以实现，才能满意地达到预定目标。所以它是一种精心设计，匠心独运。如书中“经学”篇以《孝经》为首，《论语》、《孟子》次之，就明显与传统十三经的排列次序不同。目的是要表明， 《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合以《论语》，“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可见有深意寓于其中。又如在“经学史”篇中，特别专立了“郑学”、“朱子”二卷，就是意在大力表彰郑玄、朱熹二人，有意突出二人在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以达到不分汉宋门户，进而调和、融合汉宋的目的。这些都是陈澧苦心孤诣之所在。陈澧生前， 《东塾读书记》已刻者多属论“经学”的上篇。但上篇并非十三经原典的诠释，或作新注新疏，而是关于十三经的读书心得体会，带有一种融会贯通式的综合概括、重点阐释、全面评论性质。而未刊刻的部分恰恰多属于论“经学史”的下篇，这样一来，后世有的学者认为《东塾读书记》“通论古今学术”的部分就显得比较薄弱，未能完整地表达体现出陈澧的全部学术思想。

《东塾读书记》刻梓问世后，当即受到学界重视，获得好评。例如陈澧好友、曾任广东学政的刘熙载以为《东塾读书记》论说经学诸条，在顾炎武《日知录》之上。

光绪二十年(1894)朝考，曾经有考生在试卷中将《东塾读书记》作为经典加以引用，有人对此表示异议，主考官翁同稣说： “光绪帝也将《东塾读书记》放在书桌上，经常阅读批览。”反对者至此无话可说。对此陈澧弟子文廷式曾经写道： “师殁十余年，而书邀御览，亦可谓稽古之至荣矣。”将之视为无上荣耀。光绪末年，著名文士李慈铭花了5～6年时间，阅读《东塾读书记》，他在日记中一再予以高度评价： “其学折衷汉宋，实事求是。”“其言皆极平实。”“多示人以涵咏经文，寻绎义理之法，甚有功于世道。”而桐城萧穆也在《敬孚类稿》中写道： “番禺陈兰甫先生《东塾读书记》十卷，平正切实，乃生平绩学有得之言。近人说部之书，无以加也。”李慈铭是著名汉学主力，而萧穆则是宋学阵营代表人物，汉宋双方都赞扬推崇《东塾读书记》，正说明陈澧调和汉宋的努力已取得积极效果。

今天，学者们公认《东塾读书记》为学术经典名著，是陈澧的代表性著作。一提起陈澧，人们便联想起《东塾读书记》，反之亦然，二者已融为一体。

光绪八年(1882)正月，陈澧病情加剧，只能躺坐在床上或坐椅上，不能看书，就叫儿子陈宗侃等人读书给他听，或者默默背诵自己所写的诗文。陈澧在病床上对儿子陈宗侃及门人弟子说： “吾病不起矣，然年过七十，夫复何求?吾四十时，已洞明生死之理，生死犹昼夜，无所慎恋也。”并亲以遗书交付给门人陈树镛编录。可见他临终前最为关心的，仍是《东塾读书记》的编撰，仍是他还未完成的著述，仍是他孜孜追求，为之奋斗终生的学术名山事业。

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二日(1882年3月11日)，陈澧逝世，享年73岁。葬于广州大东门外大蟠龙冈。一代儒宗谢世，海内共叹。时人金武祥在挽联中，称陈澧为“南交第一儒林”，代表了当时学界对陈澧学术地位的推尊和普遍共识。

陈澧一生勤奋努力，笔耕不辍，著述丰硕。但到底有多少著作?这个问题恐怕一时也难以回答清楚。因为他的著作，有已成与未成之分，又有已刻与未刻之别，情况比较错综复杂。据近人吴茂粲、黄国声统计，陈澧所著，包括已刻、未刻和存目，当有116种，这是迄今为止对陈澧著作情况所作的较为详尽的分析论述。

支伟成在《朴学大师列传》中把陈澧视为汉宋兼采的经师，这是符合事实的。兼综汉宋是咸、同时期许多经师的努力方向。其多数立足于专经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总结汉宋经学。陈澧则通论群经，对汉宋经学有系统、有重点地加以别择取舍。

陈澧兼综汉宋经学的首要之点，是坚决维护“十三经”的经典地位。儒家经书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汉儒者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而十三经中的其余七种亦广为传习。至宋代，“十三经”之名才得以成立。可以说，宋人选定十三经原本就是对汉代经学的继承和发展。自章学诚提倡“六经”说于前，龚自珍鼓吹“六经正名”于后，加之今文经师诋排古文经书，若干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面临强劲的挑战。从根本上说，十三经中的传、记、子书之所以被升格为“经”，是它们在儒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决定的。陈澧维护它们的经典地位，也是由此着手的。

《周官》是古文经典之一。自汉迄清，经学家们对它毁誉纷纭。汉宋两代经学大师尊信它，郑玄说它是“周公致太平之迹”，朱熹说它“全可信”，“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也有部分经师否定它，何休视之为‘‘六国阴谋之书”，林存孝讥其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还有些学者把它断为刘歆所伪造。陈澧大致上赞同郑玄、朱熹的见解，认为《周官》是“致太平”的“的当之书”，为周公所制。但是他对郑、朱之说有所补正。他承认《周官》经在传播过程中有缺失，有后人增益的成分，但肯定它在总体上仍然属周代的典章制度。至于《周官》礼制与《孟子》等书所载不尽相符，他认为《孟子》所载是文王治歧之法，与周公所制“容有不同”。他强调《周官》不可能是刘歆的伪作，因为刘歆年幼时其父刘向校书已登录此书。陈澧的结论审慎通达，为后来研究《周官》的许多学者所接受。

嘉、道时期的今文经师对《左传》也极力排斥。刘逢禄提出，《左传》不传《春秋》，题名《春秋左氏传》是以讹传讹，当以《左氏春秋》为正名，其书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性质相同。这就连《左传》作为经书附庸的地位也否定了。陈澧则以《左传》的基本内容作立论的根据。《左传》依《春秋》编年，以鲁为上，以隐公为始，其传《春秋》无可置疑。《左传》的巨大功绩在于保存了春秋时期的大量史料，使后人得以辨明《春秋》一经的义理。他针对刘逢禄从书名辨析着手拒斥《左传》的做法驳诘说：《左氏春秋》可称《春秋左氏传》，难道《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可称为《春秋晏氏传》、《春秋吕氏传》吗?陈澧热情地为《左传》辩护，最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认识到它与《春秋》在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他说《左传》“义深于君父”，就是肯定这部书深刻阐扬了《春秋》精义。他也承认《左传》有若干文字系后儒“附益”，并以此说明依此书解《春秋》有“不通”的缘由。局部的否定完全是为了整体上的肯定。他把这种做法叫做对《左传》的“厚爱”。陈澧对《左传》与《春秋》相互关系的论述，大体上也是师承汉宋儒者。桓谭在《新论》中写道：“《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朱熹在《语录》卷19《春秋》中也说：“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陈澧的贡献在于，一方面澄清了清代今文经师对《左传》的误解，维持了前人关于经传关系的正确结论；另一方面又破除了古文经师对《左传》的拘执之见，指出它是瑕瑜互见、大醇小疵的历史文献。

今古文《诗》学的优劣得失也是经学家争讼不休的问题。自东汉至宋代，属于古文经的《毛诗》一直是显学，今文三家《诗》学则渐成绝学。郑玄注《诗》，宗奉《毛传》。朱熹作《诗筇传》，兼综毛、郑之学，其说与毛、郑异者固然不少，所采择者之多毕竟非三家《诗》学可比。道光朝今文经学风行，魏源等人起而尊三家而抑毛。陈乔枞搜罗三家《诗》遗说，意欲以《诗》今文学与古文学分庭抗礼。陈澧论《诗》，不废今文经说，但明确认为《毛诗》价值最高。他对《毛传》的总体评价是“简而精”、“精而奥”，且有贴近时政的优点。例如，他称道《毛传》释《关雎》、《鹿鸣》，能表明修、齐、治、平之道和用人之法；评《苕之华》之《传》“治日少而乱日多”一句，以为“此语甚悲，有无穷之感慨”。关于郑玄的《诗笺》，他赞扬郑氏能“宗毛”，同时肯定郑氏在以礼说《诗》方面往往胜于《毛传》。在陈澧心目中，《毛诗》作为《诗》学正宗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论语》、《孝经》、《孟子》也是因汉宋儒者阐扬而升格为经典。陈澧认为它们包容了儒家的基本理论，且具有深入浅出、简约易学和合于世用的优点，所以坚持奉为经书。

陈澧兼综汉宋的又一要点是以郑玄与朱熹的经学为整合重点。这是咸、同时期许多经师的共同取向，但陈澧的研究工作最为深入。

陈澧对汉代经学采取了重古文经学、轻今文经学的态度。以《春秋》经传研究为例，他认为三传之中《左传》成就最高，而《公羊》、《谷梁》稍逊。《左传》“叙事精善”。《公羊》“所知之事少而又有不确者”，往往“弥失本事”，“时月日之例多不可通”。《谷梁》成书最晚，义理“较《公羊》为平正”，记载之略尚不足传《春秋》。董仲舒《春秋繁露》解经有重大失误。如释《公羊传》“新周”一语为黜周王鲁，其实不确。依陈澧之见，“新周”乃指周室迁都于成周，好比晋徙新田谓之“新绛”，郑居郭郐谓“新郑”。何休《公羊解诂》持论多本《春秋繁露》，但牵强附会色彩更浓。他提出对董、何之学应当“好而知其恶”，这可恶之处即“好言灾异”。他痛斥何休滥用天人感应论解经，是厚诬圣人，为《公羊》之罪人。这种批判的意义不仅在于总结汉代经学，还在于矫正常州今文派的偏颇。陈澧认为，刘逢禄步趋董、何之学，在曲解经传方面较前人“更甚”。

对待宋学，陈澧尊理学而黜心学。他对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从根本上加以否定。他说：“借如象山、阳明辈，皆是借《大学》条目作自己宗旨。”这就是说，心学与儒学在精神实质上是不同的。陆九渊说过：“《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话。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在陈澧看来，经典中具体文句的解释必须顾及上下文乃至整个儒学思想体系，否则就可能产生曲解，或者压根儿不得其解。陆九渊因不得其解而轻诋圣人，终于流为“妄说”。

陈澧认为，只有郑玄和朱熹才分别代表着汉、宋经学的最高成就。并且，在若干根本的学术见解上，这两家或者彼此一致，或者相互补充。《东塾读书记》中大量文字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

在儒家10余种经典中，哪部书具有纲领性呢?陈澧以前的经师提出种种见解，有人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有人认为《春秋》为“六经之管钥”，有人认为《礼》为至要，陈澧则推尊《孝经》。《东塾读书记》开卷即为《孝经》评论，体现了陈氏的这一观点。究其所本，则是郑玄与朱熹的经学。郑玄在《六艺论》中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陈澧对郑玄的意见极其赞赏，认为其中包藏着“微言大义”，并进而认为《哮经》是“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朱熹也极为重视《孝经》。他曾说自己“所读者不过《孝经》、《语》、《孟》之书”，意指于《孝经》等书研读最勤最精。他任地方官时劝士庶把《孝经》“逐日持诵，早晚思维，常切遵守”，并说“胜于常念佛号佛经”，强调了《孝经》对治世修身的巨大作用。陈澧据此确认“孝道乃天下之大本”，主张读经时先读《孝经》。他提到咸丰中朝廷有旨在科举考试中增设《孝经》试题，可见他是自觉地迎合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的。孔子对孝道原本是极力提倡的。他说过，为人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可谓深知孝道的妙用。陈澧处大乱之世，推尊《孝经》，目的也正在于借重它维系人心，拨乱反正。

陈澧虽然视《孝经》为群经根本思想所在，却并不意味着他偏狭地把提倡孝道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万应灵丹。他认为“立身治国之道”更完整地包含在《论语》之中。他说：“经学之要皆在《论语》中，故日：《论语》者，五经之管镩也。”《论语》把“孝悌”视为“至德要道”，这与《孝经》完全一致。然而《论语》由“孝”进而及“仁”，实现了伦理道德从处理家庭关系到处理社会关系的推衍，这就使它具有了《孝经》无法替代的思想价值。不仅如此，《论语》以其精深的礼学思想使“仁”完成了由内在到外在、由抽象到具体的扩充。他说：“《论语》言礼者凡四十余章。自视、听、言、动与凡事亲、教子、事君，使臣、使民、为国，莫不以礼。……《论语》之言礼，’至博至精，探索之而靡尽也。”陈澧认为，《论语》又不只是主张言仁言礼以尊德性，同时也重视修习各种有益于身心家国的学问。他说：“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圣人之学也。”他批评后世学者往往各执一端而相轻相诋是违背了孔子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当代学者或专尊德性、或专重实学的片面性的针砭。陈澧论《论语》旨趣，称引朱熹意见独多。但是考索《论语》的政治影响则上推汉儒的记载。可见他推尊《论语》，与汉宋学术都有密切关系。

汉、宋经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劣异同是清代经学家争论的热点。陈澧认为，从主要方面看，两者大体相近。

乾嘉经师论汉宋经学，多以考据与义理区分畛域。这在陈澧看来是其认识上的一大误区。他在《汉儒通义序》中写道：“汉儒说经、释训诘、明义理、无所偏尚。……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他还肯定寻绎经典大义是汉儒的自觉追求。谈到《汉书·儒林传》“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的记载，他热情赞扬道：“训故举大义，凡说经者皆然，岂复有加于此!”如《东塾读书记》卷6论汉代《诗》学，指出毛公说《诗》之大义著于序传中不少，即便是训诂之语，也“有足以警世者”；郑玄《诗笺》“多以礼说《诗》”，《诗谱序》能明“三百篇之大义”，郑氏“居衰乱之世，其感伤之语有自然流露者，……但不溢出于经文之外耳”。至于宋儒，喜言义理固然是事实，但不能说所有人都空疏不解训故。以朱熹为例，他对训故学相当重视。陆九渊认为朱熹“留情传注”是一短，朱熹却以为传注之学不可不知，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熹为许多经书作注，《诗集传》与《四书集注》有很高成就，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都有述评。他还特别指出，朱氏《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纯是汉、唐注疏之学”。其实，汉儒解经之作传世者不少，宋儒之书传世者更多，清代经师都可披览。宋学家未尝不知汉儒讲求义理，只是视宋儒义理论更为精善；汉学家亦非对宋人传注之学熟视无睹，只是责其多谬，过分地以一代经学之长攻别朝经学之短，便形成了片面性。陈澧于汉宋经学能作持平之论，因此显得尤为可贵。

清代经学界门户之见甚严。陈澧对此也大为不满。他认为汉宋两代经学大师的突出优点正在于学有所宗而又不拘成说。郑玄自述注《诗》之例云：“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陈澧认为：“此数语字字精要。‘为主’者，凡经学必有所主，所主之外或可以为辅，非必入主出奴也。……读者当字字奉以为法。”他总结朱熹作《诗集传》的经验，突出之点便是对《毛传》与《郑笺》正确的部分“未尝不称述之”，同时又敢于扬弃它们附会不实的成份。可见他真切认识到朱熹说经是不存门户之见的。郑朱之侪原不屑于门户纷争，后人或宗郑、或宗朱，相攻不休，恰恰背离了郑朱的学术风格。陈澧说经，彻底抛弃了标榜门户的陋习。他对汉代今古文之学与汉宋学，在总体上都予以肯定的评价，在具体问题上则斟酌下笔，裁断是非，从不作依违两可，首鼠两端的敷衍。从这方面看，《东塾读书记》后来受到不同经学派别中学人的称誉不是偶然的。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号东塾，自号江南倦客。广东番禺人。少时入粤秀书院肄业。尝从张维屏问诗法，复问经学于侯康。道光十二年（1832）举人。六应会试不第，大挑选授河源县训导，旋告归。选知县，不仕，毕生致力于学。掌广东学海堂长数十年，晚为菊坡精舍山长，成就甚众。少好为诗，其师程恩泽尝言“近人诗多困卧纸上，此能于纸上跃起者。”（陈澧《与陈懿叔书》）。长而泛览群籍，凡小学、音韵、天文、地理、算术、乐律、古文、骈文、填词、书法，无不研究讲习。中年后主攻诸经注疏及子、史，终以经学精邃赅博名当世。其治经能会通汉学、宋学、寻求大义及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有乾嘉学者精谨之风，而无其门户之习。尤深于乐律、切韵、水道之学。诗文亦资于学力而深造自得。张维屏称其“为古文得古人苍健之气，骈体气息多近六朝，诗词不专主一家，而出笔能自摅胸臆”（《艺谈录》）。诗作不多，然出于至情，超然清妙，“是真得王、孟神髓者”，“极清微淡远之致”（方濬师《蕉轩随录》）。邱炜萲亦谓“其诗之高华朗秀，于清字煞有内工”（《五百石洞天挥麈》）。词则自存面目于绮靡、奋厉两派之外，意境高妙渊然清雅，谭献所谓“填词朗诣，洋洋乎会于风雅”（《箧中词续》）。著有《东塾集》六卷，《陈东塾先生遗诗》一卷，《忆江南馆词》一卷，《东塾类稿》（不分卷）《东塾读书记》一五卷，《东塾杂俎》一四卷等。生平事迹见《清史稿》卷四八二，《清史列传》卷六九，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稿》（《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号）。

此书有广州镕经铸史斋刊本、光绪二十四年纫兰书馆重刊本、《海粟楼丛书》本。此本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光绪间刻本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