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七年（1214年）冬季，蒙古主帅摩睺罗国王进兵辽西，金国在辽西的统治岌岌可危。大敌当前，镇守辽西的金国北京留守奥屯襄、宣差蒲察五斤却与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有了嫌隙，上表金宣宗说“万奴有异志”。金宣宗力劝三人和好。然而，遭到猜忌的蒲鲜万奴却由于自己在辽东屡战屡败，生怕金宣宗惩治自己，又知道金国朝廷已经对辽东乱局鞭长莫及，于是有了拥兵割据辽东的念头。

嘉定八年（1215年）春，蒙古攻占辽西的北京路大定府、兴中府，金国北京留守奥屯襄也于此前被杀。与此同时，蒲鲜万奴在辽东的东京路辽阳府一带起兵割据，“据有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而金宣宗朝廷仍在三月派人去命令蒲鲜万奴，幻想调动他“选精锐屯沈州、广宁，以俟进止”。

兵变割据后，蒲鲜万奴便在春夏之间接连进攻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上京会宁府等地，以便在蒙古、契丹进攻下获得较多的迂回余地。起初，蒲鲜万奴进军较为顺利，其子蒲鲜帖哥一度擒杀金国同知上京留守事温迪罕老儿。但很快，他便受到了金国婆速路兵马都总管纥石烈桓端等人的阻击。大约此时，金宣宗手下将领蒲察五斤也充任权辽东路宣抚使，对抗蒲鲜万奴。九月，蒲鲜万奴的九千人马在婆速路溃败，手下奄吉斡、都麻浑、宾哥、出台、答爱、颜哥、不灰、活拙、按出、孛德、烈邻等十一个猛安投降金国将领纥石烈桓端，纥石烈桓端反攻蒲鲜万奴。

蒲鲜万奴兵变时，蒙古正忙于镇压锦州土豪张致在辽西的起事，无暇趁乱直取辽东蒲鲜万奴的地盘。与蒙古结盟的契丹首领耶律留哥却趁机攻打蒲鲜万奴，攻破其占据的东京路辽阳府，蒲鲜万奴之妻李仙娥也被契丹贵族可特哥强娶。起初，蒲鲜万奴曾想放弃咸平路，向东打穿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上京会宁府，迁居长白山一带的曷懒路，手下的咸平路宣抚司经历官梁持胜却竭力劝阻。至此，蒲鲜万奴大怒，对梁持胜“杖之八十”，梁持胜叛逃到金宣宗手下官员完颜承充、太平等人镇守的上京会宁府。大约此时，金宣宗派遣镇守黄龙府故地的知隆安府事蒲察移剌都充任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尚书右丞，出兵打攻契丹，人马号称十万，被击退，与契丹僵持。契丹贵族之间此时在初步取胜后也互相猜忌，无法继续攻打蒲鲜万奴，蒲鲜万奴暂时得到了喘息之机。

蒲鲜万奴由于连遭挫折，企图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诱发辽东本地势力投靠自己。于是，他于嘉定八年（1215年）秋冬之际“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率众保东海（“东海”或许是“辽海”的别称）”，谋求女真复兴。十月，金宣宗朝廷得知了蒲鲜万奴割据辽东称王的消息，开始称其为“辽东贼蒲鲜万奴”。而宋朝也听说了蒲鲜万奴的事迹，谣传他叫萧万奴，认为他“本辽人”，“乘女真之乱，自立为帝，据辽东七路”。

与此同时，契丹首领耶律留哥与部下贵族耶厮不（耶律厮不）、可特哥、金山王子（耶律金山）等人有了严重分歧，潜逃蒙古，金宣宗的辽东宣抚司官员蒲察移剌都、蒲察五斤等人又乘势击破契丹、向金宣宗“报败留哥之捷”。或许是在此时，蒲鲜万奴的大真国逐渐趁乱“以兵北取咸平”‚ 其势力逐渐重新进入咸平路、东京路。由于金宣宗的辽东宣抚司官员与蒲鲜万奴的大真国一同在辽东挤压契丹势力，外加蒙古与契丹交恶，嘉定九年（1216年，大真国天泰二年），契丹贵族们已离开咸平路、东京路，转而向南定都澄州（今辽宁海城一带），契丹元帅温迪罕青狗也带兵叛变、投靠金宣宗朝廷。

由于蒲鲜万奴的大真国尚属草创，处境艰难，被蒙古、金宣宗朝廷、高丽三大势力围困。辽东南方和东方的金宣宗手下官员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嘉定九年（1216年）夏秋之际，蒲鲜万奴的大真国重新盘踞咸平路、东京路后，企图攻打效忠金宣宗的上京会宁府，结果遭到镇守黄龙府故地的金国将领击溃。

当年秋天，蒙古在辽西击灭锦州土豪张致建立的临海国，并击破不服从蒙古统治的辽东契丹贵族金山王子等人。蒙古大军又攻拔金国的苏州（今辽宁金州）、复州（今辽宁瓦房店西）、海州（今辽宁海城），斩杀金国盖州守将完颜众家奴，逼近蒲鲜万奴大真国所盘踞的咸平路、东京辽阳府。蒲鲜万奴知道蒙古兵锋正锐，于十月率领大真国投降蒙古，派其子蒲鲜帖哥到蒙古“入侍”。蒙古称其为“咸平宣抚薄鲜”。

嘉定九年（1216年，大真国天泰二年），蒲鲜万奴的大真国投降蒙古后，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却不甘心受制于人。不久，在辽东的蒙古主帅摩睺罗国王转向南伐、进图中原之际，蒲鲜万奴再次背叛蒙古，自称“东夏王”，从这个时候起，蒙古人士开始称蒲鲜万奴的国家为“东夏”或者“女真国”，而金宣宗手下官员及高丽等部族则称蒲鲜万奴的一些人马为“女真黄旗子军”“女真叛贼黄旗子军”。

背叛蒙古后，蒲鲜万奴打算放弃咸平路、东京路，率领号称“十余万”的人马“遁入海岛”，“率众保东海”，向东迁往长白山一带曷懒路。但是，想到达曷懒路，必须从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上京会宁府打通道路。蒲鲜万奴便举兵东进婆速路、上京会宁府。

得知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东进，金宣宗手下官员完颜阿里不孙等人生怕蒲鲜万奴会与此时正在入侵高丽的契丹贵族金山王子等人联手。嘉定十年（1217年，东夏国天泰三年，金宣宗兴定元年）初春，完颜阿里不孙等人治下的来远城移牒高丽宁德城说：“叛贼万奴本与契丹同心，若并军往侵贵邦其患不小……苟犯贵邦宜急报之，我即出军掩击。”高丽宁德城回牒：“请预设兵马遮阻万奴、使不至於弊邑，弊邑亦堤防丹兵、无使至於上国。”然而，这个时候，金宣宗的权辽东路宣抚使蒲察五斤驻军肇州，尚书右丞、上京宣抚使蒲察移剌都驻军黄龙府，权参知政事、辽东路行省完颜阿里不孙驻军婆速路，都不可能阻挡蒲鲜万奴的东夏国。蒲察移剌都又一向与蒲察五斤争权，蒲察五斤索性借着向金宣宗述职的机会离开辽东，逃往开封，留下一心只想投降的部将江山代替自己把守肇州。在这种局面下，蒲鲜万奴开始了东进。

很快，蒲鲜万奴东夏国的大军兵临效忠金宣宗的上京会宁府。上京会宁府是金太祖阿骨打的龙兴之地，此时由金宣宗的上京元帅完颜承充、上京行省太平镇守。其中，太平早已暗中与蒲鲜万奴勾连，至此便突然背叛金国朝廷，在上京会宁府“焚毁上京宗庙，执上京元帅完颜承充，夺其军”，以响应蒲鲜万奴。太平手下的左右司员外郎梁持胜与提控咸平治中裴满赛不、万户韩公恕打算暗杀太平，重新拥立上京元帅完颜承充抵抗蒲鲜万奴，可却因事情败露而均遭太平处决。蒲鲜万奴的东夏国由此占领上京路。完颜承充的两个儿子完颜女胡、完颜蒲速乃南逃开封。蒲鲜万奴又进攻黄龙府故地，金宣宗的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开封。

四月，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打入效忠金宣宗的婆速路，遣兵攻破靠近高丽国边界的大夫营。金国元帅在夜里在婆速路被蒲鲜万奴的东夏国“黄旗子军”击溃，带着九十多人渡鸭绿江逃入高丽义州（高丽称其人为“于哥下”）。高丽害怕东夏国入侵，给东夏国送去八万石粮食犒军。

也就是在这个月，金宣宗在开封从前来述职的官员蒲察五斤那里获悉了辽东的危局，急忙任命驻军婆速路的官员完颜阿里不孙为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婆速路”；又任命蒲察五斤为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元帅府于上京”。六月，金宣宗为了杀一儆百，下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辽东按察使高礼的妻儿就因此被金国朝廷抓捕并遭到处决。然而一切已经太迟。此时在辽东，仅剩下完颜阿里不孙驻军的婆速一路还在效忠金宣宗，暂时艰撑危局而已。

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就此打通了去往长白山一带曷懒路的道路，他的势力进入了东方广袤的曷懒路、速频路（今绥芬河中下游，即渤海国率宾府，后改称恤品路）、胡里改路（今牡丹江一带），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占领上京路会宁府后，凭借各地女真首领的支持，统治了东方广袤的曷懒路、速频路（即渤海国率宾府，后改称恤品路）、胡里改路。但在那些地方，他也遭到了某些女真首领的抵抗。比如，胡里改路女真首领猛安夹谷蒲带的母亲完颜阿鲁真，是金宣宗的上京元帅完颜承充之女。蒲鲜万奴占领上京路、俘获元帅完颜承充后，派人去胡里改路劝降各部女真首领，完颜阿鲁真母子率领一千余人守卫本部城寨，拼死抵抗。但由于当地多数女真首领支持蒲鲜万奴，完颜阿鲁真母子并没能动摇蒲鲜万奴的统治。

蒲鲜万奴东迁后，在胡里改确路定了自己东夏国的“北京”（后来胡里改路改称开元路），又在曷懒路确定了东夏国的“南京”（大概就是渤海国的南京南海府故地）。蒲鲜万奴任用名士王贤佐（王浍）为相，打理朝政。

由于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国朝廷力争中原，均无暇分兵辽东，这为蒲鲜万奴东夏国的壮大赢得了时机。蒲鲜万奴只用短短几年就据有了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岭、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当代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包括上京会宁府在内）。

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东迁之后，辽东只剩婆速一路还在效忠金宣宗朝廷。金国婆速路守将完颜阿里不孙军粮短缺，常向高丽借粮，“贷粮高丽不应，辄以兵掠其境”。嘉定十年（1217年，东夏国天泰三年）秋天，完颜阿里不孙又派部将伯德胡土率众征伐高丽，而伯德胡土一向与完颜阿里不孙有仇，借机兵变，“以兵戕杀阿里不孙”。伯德胡土割据婆速路一段时间后，金宣宗派来的上京留守蒲察五斤又派遣部下杀死了伯德胡土。其间，婆速路陷入混乱。蒲鲜万奴东夏国的“女真黄旗子军”趁乱进兵婆速府。由于契丹贵族金山王子、耶律统古与、耶律喊舍等人正在攻打高丽，蒲鲜万奴的“黄旗子军”也趁机与之呼应，从婆速路攻入高丽。九月，蒲鲜万奴的“女真黄旗子军”自婆速府渡鸭绿江，屯驻在高丽古义州城。十月，“黄旗子军”屯兵高丽的麟州、龙州、静州境内, 高丽将领赵冲迎战，“斩获五百一十余级”。两军又在麟州的暗林平交战, “黄旗子军”被高丽将领赵冲大败，被杀被俘和溺死江中者“不可胜数”，剩余三百骑兵只得退出高丽。

金宣宗此时对稳定辽东、甚至对争取蒲鲜万奴还抱有幻想。十二月，金宣宗任命元帅左监军蒲察五斤“进右副元帅，权参知政事，充辽东行省”。嘉定十一年（1218年，东夏国天泰四年）三月，金宣宗又下令“曲赦辽东等路”，并任命户部尚书夹谷必兰为翰林学士承旨、权参知政事，“行省于辽东”。金宣宗又派遣侍御史完颜素兰、近侍局副使讹可一同从海路赶赴辽东的铁山，“察访叛贼万奴事体”，弄清楚蒲鲜万奴究竟是不是真的与金国朝廷彻底一刀两断了，并叮嘱说：“万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当得其详。”同时，他又听从侍御史完颜素兰建议，打算要求高丽与自己派驻辽东的官员“互市”“贷粮”，以便为稳定辽东局势做最后一把努力。完颜素兰、讹可经过三个月的体访消息，“审万奴果叛”，回朝报告金宣宗。新任辽东行省夹谷必兰、典客署书表刘丙则拿着金宣宗的诏书，准备“开谕高丽贷粮、开市二事”。

由于蒲鲜万奴的“黄旗子军”曾袭扰高丽，高丽便决定帮助金宣宗朝廷抗击“黄旗子军”。六月，“黄旗子军”将军贾裕兵临高丽，率少许人马屯驻在大夫营，请求和高丽的北界分道将军丁公寿见面谈判，高丽在鸭江宾馆诱捕贾裕等七人，又杀死其麾下二十馀人。金国辽东行省官员（高丽称此人为“于哥下”）为此亲自向高丽将领丁公寿致谢，宣称“欲结和亲”，同时借粮借马，高丽送给金国辽东行省官员三百斛米。冬季，金国辽东行省夹谷必兰听说“高丽复有奉表朝贡之意”，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金宣宗。

嘉定十一年（1218年，东夏国天泰四年）冬季，由于蒙古成吉思汗的势力重新向辽东开拓，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决定与蒙古结盟。此时不服从蒙古统治的契丹贵族喊舍率军在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蒙古元帅河称、副元帅札腊（一作“哈真”或“合臣”、“札剌”）由亲蒙的契丹首领耶律留哥引路，率兵一万，打算攻入高丽、剿灭喊舍。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派遣元帅完颜子渊（又称“东夏国元帅胡土”）率两万大军与蒙古会师，号称十万，对高丽声言要帮助高丽“讨丹贼”。十二月，蒙古、东夏大军杀入高丽，很快攻破契丹贵族喊舍盘踞的和州（今朝鲜永兴）、猛州（今朝鲜孟州岭东）、顺州（今朝鲜可仓附近）、德州（今朝鲜德川）四城，兵锋直指喊舍的老巢江东城。

嘉定十二年（1219年，东夏国天泰五年）初春，高丽将领赵冲、金就砺带兵号称四十万，与蒙古、东夏合兵在高丽江东城围困契丹贵族喊舍，喊舍自杀。高丽从此背离金宣宗朝廷，倒向蒙古，与东夏国交好，答应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与金宣宗朝廷“不复通问矣”。从这时候起，高丽不再称蒲鲜万奴东夏国为“女真叛贼黄旗子军”，而是称之为“东夏国”。但由于受到“小天朝”意识支配，高丽、朝鲜史官不愿意将蒲鲜万奴的国号称为“东夏”，所以在史书中往往沿用了其较早时的国号，称之为“东真万奴”、“东真国”；蒲鲜万奴东夏国的名声此时也传到了宋朝，被宋朝称为“辽东万奴”、“女真大真国”。在结好时，蒙军元帅河称曾一度对高丽将领金就砺等人说：“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但由于高丽将领轻视东夏国、只肯遥礼成吉思汗而作罢。二月，蒙古元帅河称等人从高丽退兵，把东夏国的官人及随从四十一人留在了高丽的义州，嘱咐说：“尔等习高丽语，以待吾复来。”从这一年起，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东夏国天泰九年），东夏国每年都会派人前往高丽国，用意大多是收取高丽国的贡物（其中前几年前往出使的怀远大将军纥石烈等人都是跟随蒙古使者同去的，没有跟随蒙古使者、单独前往高丽的只有1223年的佋信阿典浑垣等人）。而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也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

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与蒙古结盟后，辽东地方的亲金人士越来越无力与金国朝廷来往。到六月时，金宣宗就已经不得不“诏付辽东等处行省金银符及空名宣敕，听便宜处置”了。

嘉定十二年（1219年，东夏国天泰五年），蒙古成吉思汗西征西域，由皇太弟袅圣大王忒没哥窝真（铁木哥斡赤斤）监国。嘉定十四年（1221年，东夏国天泰七年），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夏秋之交，东夏使者觐见成吉思汗于西域。耶律楚材在西域亦列河（伊犁河）与吹没辇（碎叶水）之间赋诗：“新朝威德感人深，渴望云霓四海心。东夏再降烽火灭，西门一战塞烟尘。颙观颁朔施仁政，竚待更元布好音。好放湛然云水去，庙堂英俊正如林。”

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依附蒙古后，蒙古派遣大臣耶律阿海的儿子耶律捏儿哥来到辽东，“佩虎符为右丞，行省辽东”，监管蒲鲜万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春季，蒙古主帅摩睺罗国王死于山西。大约此时，蒲鲜万奴决定与蒙古决裂，于下半年杀死蒙古官员耶律捏儿哥全家。两家关系的破裂，蒲鲜万奴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忒没哥窝真（铁木哥斡赤斤）的贪暴不仁，对蒲鲜万奴的东夏国肆意索贡，也是缘由之一。嘉定十七年（1224年）正月，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派人带着两道文牒前往高丽，一道文牒声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铁木哥斡赤斤）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另一道文牒要求：“本国于青州（今朝鲜北青）、贵国于定州（今朝鲜定平）各自榷场，依前买卖。”蒲鲜万奴这是意欲比照完颜氏皇帝时的制度，与高丽设置榷场进行贸易，以期获得粮食财物。三月，东夏国使又来到高丽。但高丽对东夏国的要求并不热心应答，东夏国与高丽也从此交恶。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蒙古与高丽之间发生一场外交迷案——著古与遇害案，两国从此绝交。由于高丽国失去了蒙古庇护，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决定攻打高丽，逼迫其倒向自己。

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出兵前，六月份，东夏国人周汉叛逃到高丽国瑞昌镇，高丽国王王㬚以周汉懂得女真小字文书为由，将其召到国都让他传授“小字之学”。八月份，东夏国发兵百多人，攻打高丽的朔州。但高丽却并未就范。

正当蒲鲜万奴想要继续出兵逼迫高丽就范时，宝庆二年（1226年）夏季，金哀宗想要趁机攻打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派人诏谕高丽及自己的婆速路守将辽东行省温迪罕葛不霭，让他们“讨万奴”，并声称会“赦胁从者”；与此同时，蒙古已经派遣权皇帝撒里打火里赤（撒礼塔）攻打金哀宗的婆速路守将温迪罕葛不霭，进兵盖州、宣城等地。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周边，形势变得紧张复杂。蒲鲜万奴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高丽的胁迫，考量其周边的防御事务。

宝庆三年（1227年），蒙古已经在辽东婆速路一带大破金哀宗的平章政事温迪罕葛不霭。蒙古攻克盖州、宣城等十余城之后不久，温迪罕葛不霭“走死”。蒲鲜万奴的东夏国感觉到危险日益逼近，决定尽快收服高丽。当年秋季，东夏国攻打高丽的定州、长州，高丽国王王㬚与权臣崔瑀派遣右军兵马使、上将军赵廉卿、知兵马事、大将军金升俊、中军兵马使、枢密院使丁公寿、知兵马事金良镜、后军兵马使上将军丁纯祐、知兵马事、大将军金之成率三军抵御。十月，东夏国屯兵高丽的宜州，高丽大军从安边府前往抵抗，东夏国出兵挑战，大败高丽军。只有高丽郎将金利生率领高丽北界兵马在和州城固守，才保全了城池。

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夏季，为了打服高丽，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再次侵犯高丽边境。与此同时，东夏国的矛克王奴卑、司历高邻干、阑哥叛逃高丽。秋季，东夏国兵马一千多人屯兵于高丽东北面的长平镇，不久撤兵。高丽国君臣十分害怕东夏国，国王为此大做法事，国王“亲设仁王道场于宣庆殿以禳狄兵”，还下诏向国内官员征求御敌对策说：“东真潜据近地，数寇边鄙，出军追讨，即辄遁去，迨军之还，复入窥窬，制御之术安在？书曰‘谋及卿士’，宜尔文武四品、台省六品以上各以长策条上。”

此时，不仅金哀宗手下的辽东将领温迪罕葛不霭等人已经彻底被蒙古击灭，其部下也纷纷败亡、投降。蒲鲜万奴的东夏国见周边局势越发紧张，忙于绍定二年（1229年）春季派人到高丽咸州议和，要求“和亲”，高丽派遣式目录事卢演去议和。夏季，高丽使者卢演与东夏国约和，“怯懦不与约束”，没有完成议和就逃跑了。高丽派遣前巨济县令陈龙甲为长平镇将，与东夏国议和。这时，东夏国攻打高丽和州，大肆掳掠，经过高丽议和使者陈龙甲派人劝说才把抢来的大批牛马人口放掉。六月，高丽国东北面兵马使崔宗梓派遣部下锐爵等人前往东夏国探听消息，锐爵想促成两国的议和，对东夏国声称高丽愿意接受东夏国的“和亲”要求。东夏国留下锐爵，派遣跟随锐爵的一个差人回高丽要求订立和约，高丽却犹豫着不答复，东夏国处死锐爵，崔宗梓也被高丽罢官。秋季，由于辽东的温迪罕不服从东夏国、逃亡高丽，东夏国派人追杀温迪罕，顺便派四十人以此为托词到高丽和州窥探。东夏国的屡屡入侵，使得掌握高丽实权的权臣崔瑀也不得不在家里召集宰枢两府、商讨抵抗东夏国的对策了。

绍定四年（1231年）秋季，蒙古元帅权皇帝撒里打火里赤大举攻打高丽，对高丽声称：“汝国若不下，我终不返。降，则当向东真去矣。”打算先取高丽，再攻东夏。蒲鲜万奴的东夏国趁乱攻打高丽东界的和州，俘虏了高丽的宣德都领后退兵。之后东夏国又逐渐与高丽商量联手对抗蒙古的事情。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元帅撒里打火里赤在攻打高丽时中箭而死，高丽国修书东夏国，热切地响应东夏国的连和策略，并请求东夏国帮助侦察蒙古的动向。同时，在元太宗合罕皇帝命令高丽出兵辅助自己征讨东夏国时，高丽百般推拖，“逗遛不进”，然而这时，形势已大不如前：蒙古经过三峰山之战，使得金国朝廷仅存的主力覆亡，蒙古已经决定在辽东大举用兵，彻底打垮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东夏国已经到了被蒙古攻破的前夜。

绍定六年（1233年），元太宗合罕皇帝下决心要夷平蒲鲜万奴的东夏国。二月，元太宗在铁列都之地“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成吉思汗弟合赤温之子）将左翼军讨之”。蒙古大军分三路进发：皇子贵由及副将兀良合台、札忽儿臣所领蒙古军，以及按赤带大王、移剌买奴、王荣祖（王珣之子）所领契丹汉军，会攻东夏国开元路北京城；大将查老温国王（塔思）、石抹孛迭儿、石抹查剌所领契丹汉军攻伐东夏国曷懒路南京城。

遭到蒙古进攻后，东夏国王蒲鲜万奴着重把守开元路的北京，曷懒路的南京兵力较少。蒙古大将查老温国王很快攻入曷懒路，包围东夏国的南京。由于南京“城坚如立铁”，查老温国王部下的石抹查剌决定声东击西，“命偏将先警其东北，亲奋长槊，大呼，登西南角，催其飞橹，手斩陴卒数十人，大军乘之，遂克南京。”南京城陷，东夏国曷懒路并入蒙古。

与此同时，东夏国王蒲鲜万奴在开元路着重把守的北京，也遭到蒙古皇子贵由、按赤带大王二军进攻。由于寡不敌众，北京最终被蒙古攻破。蒙古在东夏国北京屠城，“尽杀了留在男女”，东夏国残余兵马撤退，“遂入石城自保”。九月，蒙古皇子贵由与按赤带大王攻占东夏国的“开元路（原胡里改路）、恤品路（即速频路），东土悉平”。按赤带大王与副将王荣祖等人擒获了东夏国王蒲鲜万奴。最迟在次年，蒙古便击溃了“入石城自保”的东夏国残余人马，攻入城中，将抵抗蒙古的东夏国人屠杀殆尽。此时，距离蒲鲜万奴立国称王，仅仅过去了一十九年。

攻破东夏国后，蒙古大军直接占领了东夏国几个月，“于建州故城北石墩寨设官行路事，辖女直等户”，在东夏国开元路（原胡里改路，此时还包含原上京会宁府）基础上设置了开元路，又在东夏国曷懒路、速频路基础上设置了合懒路、恤品路。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春季，蒙古大军在东夏国留下一百多骑兵，其余骑兵统统撤离了。蒙古保留了东夏国做为藩国，让东夏国王成为了自己的臣属。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又在所征服的东夏国土上设置了开元万户府、南京万户府，名义上属于蒙古新设的开元路，实则与蒙古新设的开元路、合懒路、恤品路并立。至此，东夏国在蒲鲜万奴时代的地盘被蒙古一分为五。其中，开元万户府的治所在黄龙府，而南京万户府总管则可能即由东夏国大贵族（甚至于东夏国王）兼任。东夏国的旧属继续管理着该地方的政务。作为藩国的东夏国，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古镇压高丽的反叛。蒙古在东夏国设置万户府的当年，便派遣唐古拔都鲁与高丽降将洪福源一同领兵征伐高丽，东夏国的兵马也于深秋在蒙古大军引领下攻入高丽，攻克龙津镇、镇溟城。

虽然东夏国已经臣服蒙古，但在蒲鲜万奴建国时归附东夏的一些开元路、合懒路、恤品路女真部族首领却不甘心向蒙古称臣，他们中有的转而与高丽联手，作为高丽抵抗蒙古入侵的援兵。端平三年（1236年）八月，就有一支约有一百骑兵的“东女真援兵”抵达高丽，从高丽的耀德、静边赶往永兴仓援助高丽。

随着对高丽的战局日渐顺利，蒙古也开始对包括东夏国在内的整个辽东着手加强控制。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在逼迫高丽国王送养子永宁公王綧为人质后，蒙古派遣大将乌叶儿元帅（吾也而）做了北京、东京、广宁、盖州、平州、泰州、开元府七路征行兵马都元帅，佩虎符，以兵威镇服辽东。淳祐三年（1241年），蒙古先前在东夏国土上设置的合懒路已能向蒙古“岁办课白布二千匹”，恤品路则已能办课“布一千匹”。此时，原属东夏国的众多女真部族首领已逐渐选择了臣属于蒙古。在蒙古“设官牧民，随俗而治”的治理方略下，不仅东夏国王、开元、南京两个万户府以及合懒路、恤品路下辖的女真各部首领纷纷接受了蒙古所封的万户、千户官职，连那些在开元路混同江（黑龙江）南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女真部族（蒙古称其为“斛速益律干”，即“水鞑靼”、“水达达”）也大体认同了蒙古的管治。宋朝官员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讲到东夏和蒙古的关系时说，把它和女真斛速益律干部族均称为与蒙古“已争而未竟者” 。

元定宗贵由皇帝、元宪宗蒙哥皇帝统治时，蒙古对高丽征伐不休。战争中，东夏国不断热切充当蒙古的帮手，并有意借机扩充自己的势力。

元定宗发兵攻打高丽前夕，东夏国曾多次派人以追讨叛逃人口、进山打猎为名在自己与高丽边界的山地“越境横行”。宋理宗淳祐七年（1247年）春季，东夏国千户还给高丽送去文牒称：“我国人逃入贵国五十馀人，可悉送还。”高丽回牒谴责东夏国人此前“越境横行”的行径，并搬出大蒙古国皇帝先前要求两国“各安土著”的圣旨为依据，要求“自今无故越境一皆禁断。”在蒙古将领阿母侃出征高丽并退兵后，淳祐八年（1248年）初冬，从东夏国出发的“狄人四十骑”还打着“捕獭”的旗号渡过清川江闯入高丽国西海道，高丽国人大为恐惧，轮番在高丽国都松都（开京）戍守的高丽两班官僚为此全都逃往江华岛（此前为了躲避蒙古大军，高丽国王及权臣早已躲入该岛）。

元定宗去世后，蒙古“法度不一， 内外离心”，一时无暇倾力插手辽东局势。东夏国乘机独自征伐高丽，扩充地盘。淳祐九年（1249年）秋季，东夏国发兵攻入高丽的东州境内，高丽权臣崔怡派遣手下别抄兵抵挡。九月，高丽将领别抄指谕朴天府带领别抄兵在高城、杆城击退东夏兵。淳祐十年（1250年）春季，东夏国二百骑兵又从高丽东界入境。秋季，东夏国出发的“狄兵”攻入高丽东界的高州、和州古城。淳祐十二年（1252年）夏季，东夏国派遣二千兵马从高丽东界大举入境。

元宪宗即位后，蒙古与高丽间的局势越发紧张。蒙古打算派遣皇弟松柱做为统帅，统管一万大军从东夏国向高丽进发，并派遣将领阿母侃、洪福源向高丽北界进发。大战前夕，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春季，东夏国三百骑兵率先攻入高丽东界，包围登州。夏季，从东夏国出发的“狄兵三十余人”又做为蒙古的探路前锋，闯入高丽北界。高丽权贵们只能以巫术诅咒应对东夏国入侵，派遣日官在本国的“东西两界要害处”埋下三块石头，“以禳狄兵”。从这一年开始，蒙古将领也窟大王（宗王耶虎）、车罗大（札剌䚟）等人便先后大举进攻高丽。东夏国兵马也密切配合蒙古大军，对高丽入境侵扰。

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秋季，蒙古将领车罗大进攻高丽之际，东夏国也派遣众多兵马从高丽东界大举入境。东夏国都南京所在的南京万户府，此时也得以扩大势力。比如，高丽宜州兵马使李安社等人便在此时向蒙古将领散吉大王投降，李安社率众进入东夏国女真贵族们掌管的南京万户府境内，并于次年经元宪宗许可在“南京之斡东”建立斡东千户所，“给降金牌为南京等处五千户所首千户兼达鲁花赤”。宝祐三年（1255年）夏季，东夏国百余骑兵又攻入高丽东界的高州、和州。宝祐五年（1257年）夏季，高丽东北面的分司御史安禧在永丰山谷设伏夹击东夏兵，“获兵仗鞍马及所虏男女牛马等物”。与此同时，东夏国的三千多骑兵攻入了高丽东北面的登州。转年冬季，东夏国又派遣“舟师”围攻高丽高城县的松岛，火烧高丽战舰。

宝祐六年（1258年）冬季，蒙古将领散吉大王、普只官人等人领兵至高丽，屯兵古和州之地，在当地联手东夏国女真贵族、“收附女真”。恰逢高丽人赵晖、卓青等人在和州起事，“诱致女真”，勾连东夏国人马并投靠蒙古，蒙古便在当地设置双城总管府，以赵晖为总管。此时，在东夏国女真贵族们掌管的南京万户府，首千户李安社依照散吉大王令旨，承担“管领李春、文大纯、赵奥、鲁哥儿、卓青、尚哉、光奕、张哥等八介百户之任，上充兼扢扎百户句当”。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年）初春，东夏国攻打高丽金刚城，高丽权臣金仁俊派遣别抄兵三千人抵抗。这一年，蒙古双城总管府军官在高丽的文州宝龙驿率兵杀死高丽派往蒙古军营的使者金器成等人，抢夺他们打算送给蒙古的财礼，又勾结东夏国兵马屯驻在高丽的春州泉谷村，结果被高丽三别抄军中的五名神义军兵士假扮蒙古将军车罗大使者袭杀。

经过在蒙古引领下的连年战争，东夏国女真贵族们掌管的南京万户府治下兵马不断侵入高丽，势力深深渗入高丽的和州、登州等地，但万户府内官员、首领的身份来历也日趋复杂。

经过蒙古的连番征伐，辽东一带最后一个抗拒蒙古的势力——高丽终于降服于蒙古。这时，对于蒙古而言，做为协助蒙古攻打高丽的藩国，东夏国似乎也再无保留的需要了。

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蒙古内乱，元世祖忽必烈皇帝与弟弟阿里孛哥（阿里不哥）争夺皇位。东夏国的女真首领们趁机在辽东兴兵，侵犯高丽边境、掳掠人民。景定二年（1261年），元世祖逐渐坐稳了皇位，便腾出手处置辽东事务。八月，元世祖以将领贾文备为开元女直水达达等处宣抚使，赐虎符，镇抚蒙古开元路治下原属东夏国的女真斛速益律干部族各路首领（即“水达达”）。九月，元世祖下令，让监管东夏、高丽、女真斛速益律干等部族首领的蒙古开元路隶属于设置在辽西的北京路宣抚司。十一月，元世祖罢废了他统治下的十个宣抚司，只在开元路保留了宣抚司。转年春季，蒙古开元路治下原属东夏国的女真斛速益律干“水达达民户”闹饥荒，元世祖下令赈灾，加强管理和笼络。

景定三年（1262年）夏季，高丽使者朴伦等人向蒙古进献方物，控诉东夏国的女真首领们入侵边境、“虏掠人民”。元世祖当即对东夏国的女真首领们下令，“禁女直侵轶高丽国民”，并决定今后专门由公家派人护送高丽使臣往返；同时，元世祖下令让驻扎辽东婆娑府的蒙古屯田军移驻到鸭绿江西岸，“以防海道”。元世祖还下令，扩大了开元路的管辖地盘，整个辽河以东都要隶属开元路。转年四月，元世祖罢废开元路宣慰司，将其并入山北辽东道宣慰司。景定五年（1264年，元世祖至元元年）冬季，元世祖开始发兵从东夏国向东北征伐骨嵬部、亦里于部。同时，元世祖再次对东夏国及其势力把持下的高丽登州、和州等处部族首领下令，“禁登州、和州等处并女直人入高丽界剽掠”。于是，东夏国被蒙古严密的限制起来。

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春季，元世祖设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曾经属于蒲鲜万奴东夏国以及契丹耶律留哥东辽国的地盘全都被严加管理。元世祖还“选女直军二千为侍卫军”，以管理女真部族。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开元路连同东夏国贵族掌管的南京万户府、开元万户府一起被元世祖合并入新设立的辽东路总管府。当年春季，元世祖宣布设立开元等路转运司；冬季，元世祖开始在原属东夏国的女真斛速益律干等处签军征丁，“签女直、水达达军三千人”。或许这个时候，东夏国的封号便已经被蒙古废除了。蒙古的另一个藩国——此时已由契丹首领辽王耶律古乃掌管的东辽国，在不久以后封国也遭到废除。咸淳五年（1269年），鉴于辽王耶律古乃家族世代担任蒙古的“行广宁府路总管军民万户府事”，控制广宁府路、权势过大，元世祖下令设置东京总管府，把耶律古乃家族的地盘并入东京总管府。由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很可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寿终正寝。

东夏国被废除后，高丽等部族依然称呼其故地为“东真”（东夏的别称）。比如，咸淳八年（1272年），高丽国被元世祖命令“输东真料米七千硕”。高丽向蒙古供给粮食便已很感困难，此时却还要向“东真”添助粮料，可见这里所称的“东真”已不再是指东夏国， 而是指被蒙古直接统治的东夏国故地。“东真” 之称，乃是袭用而非专指。这个称呼一直被沿用到辽东乃颜之乱开始的那一年（1287年），之后便在史籍中销声匿迹了。

东夏国是从金国分裂出来的割据势力，因此各项制度沿用了金国旧制并有所发展。中央除了最高领袖“天王”外，还设有丞相和六部。“天王”相当于君主的地位，天王的地位虽然没有得到金国的承认，却得到了蒙古和高丽的认可。蒙古元帅就曾对高丽将领说：“果与我交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万奴皇帝。”高丽宰相俞升旦写给东夏国的信中有“东夏国王”“东夏国王殿下”的字样，可见东夏国得到了蒙古、高丽的政治认可，蒲鲜万奴在国内和国外也具有相当高的威望。天王之下设有丞相，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是王浍，也有人认为是王贤佐，后经证实，二人是同一人。关于王浍，金宣宗曾在其贞祐年间发诏谕征王浍做官，但王浍却投靠了东夏国，只因为时局动荡，消息没有传到金国。东夏仿照金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掌管国家事务，并在临时中央所在地南京等地设置了名为“行部”（“行六部” 的简称）的行政衙门。至今发现的东夏国官印中不仅有“吏部主事印”、“尚书吏部印”， 而且还有一些官印刻有“南京行部造” 、“北京行六部造” 、“行尚书礼部之印”等字样， 都可证明这一点。

东夏国所统辖地区历经渤海、金国两朝的开发与经营，已经具备较完整的经济部门和比较扎实是经济基础。渤海国汉化程度极深，逐渐采用中原生产方式，经济较为繁荣，史称“海东盛国”。“俗所贵者，曰太白山之菟，南海之昆布，栅城之豉，扶余之鹿，鄚颉之豕，率宾之马，显州之布，沃州之绵，龙州之紬，位城之铁，卢城之稻，湄沱湖之鲫。果有丸都之李，乐浪之梨。”渤海国已经形成了农业、手工业、渔猎业、畜牧业等生产部门。契丹贵族灭亡渤海国后，将渤海遗民迁移到辽河流域，不久，松花江中下游的女真贵族南下，占领这一地区。金国建国以后统治者采取屯田和移民等政策加强对该地区的管辖。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戊申，金太宗吴乞买“命徒门水以西，混瞳、星显、僝蠢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足见当时金国统治者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金末，国力日渐衰微，大蒙古国崛起，金宣宗将女真人以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移往河南中原地区，但此地的农业发展仍然显著，“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五路，每岁税收粟二十五万五千余石，所支者仅六万六千余石，总其见数二百四十七万六千余石。”东夏国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沿用金国猛安谋克的组织形式继续发展，取得的经济成果十分显著。二十世纪70年代，在牡丹江流域依兰县曾出土“会州广盈仓印”，背刻“大同四年九月日礼部造”。“大同”是东夏国对蒙古臣服前和臣服后的年号，该印显然是东夏国统治时期粮仓的官印。由此可知，东夏国曾设专门官职、机构掌管农业。

冷兵器时代，骑兵是最具杀伤力的作战形式之一，作为马上民族的女真人极为重视养马事业。《高丽史》就有东夏国骑兵多次袭击高丽边境城市的记载，骑兵规模由最初的二三百发展到后来的三千。除此以外，珲春干沟子山城出土的车輨，延吉城子山山城出土的马蹬、车辖等遗物都证明马匹饲养在东夏国的发展。东夏国的贸易业比较发达，贸易对象主要是与之毗邻的高丽，东夏高丽两国曾在青州、定州互开榷场，以换的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吉林城子山山城出土的铜钱就达三十多种。衡量工具铜码大量产生，经济发展。

东夏国地势平坦开阔，无险可守，再加上东临日本海，一旦被敌人包围根本无路可退。对蒙古而言，灭东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东夏建国之初，蒙古进攻的中心是金国、西夏和中原地方，无暇东顾，因此不急于灭之而后快。不久，蒙古大军调往中原，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使蒙古在东北驻军空虚，实力的天平倾向东夏。而此时的金国已经到了统治的末期，国力日渐衰微，根本无力对东夏采取大规模的将其灭亡的战争，耶律留哥虽然很想灭东夏壮大自己实力，但无奈也是新建立的政权，一定程度上还得依靠蒙古，与东夏势力相当，不能一举将其歼灭，而与东夏国相邻的高丽根本没有扩张是野心，因此蒲鲜万奴的东夏国就在即复杂又矛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同时，东夏国可以在几个大国、割据势力的夹缝中求得生存空间，也离不开灵活精明的外交手段。

许多学者将东夏国视为君主专制国家。比如学者朴真奭便指出：“东夏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王’ ……‘天王’在东夏国的专制君主地位， 得到蒙古和高丽等国的承认。”但学者李秀莲则认为，东夏国的王权是“联合的王权”， 而不是“统一的王权”，因为“女真立国‚ 通过掠夺、移植辽地、宋地的生产力，使金源内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短暂的提高。但自从海陵迁都后，金上京地带生产力发展水平又回落到氏族部落阶段。东真立国于氏族部落基础之上，其政权属于高级部落联盟……万奴对胡里改路、恤品路和曷懒路的统治方式关涉政权的性质和社会性质问题，建立在氏族部落基础上的政权‚ 只能是部落之间的联合”。

史家曾普遍认为，东夏国自始至终只使用了“天泰”一个年号。但近代以来，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内陆续发见刻了有“大同”年款的官印，而这些官印与此前发现的刻有“天泰”年号的东夏官印一样， 都有金国印制的风格，其监造衙门大体相同，两种官印发见的地址也大致相同，学者张绍维、李莲由此在《东夏年号的研究》一文中提出“从实际遗物可以证明东夏国的确是有过再次‘改元’的，而新年号就是‘大同’”，大同年号“是史籍失载的东夏年号”。不过，由于此前吉林、黑龙江曾发现过两颗刻有天泰年号的东夏官印，上面的文字被释读为“天泰十四年”、“天泰十八年” ，而东夏天泰十八年（宋绍定五年，1232年）便是史家一般认为的东夏王蒲鲜万奴立国十九年后就擒、东夏亡国的前一年，学者张绍维、李莲由此便猜测两颗刻有“天泰十四年”、“天泰十八年” 字样的东夏官印上或许所刻的文字原本是“天泰四年”、“天泰八年”，后人将其认定为“十四年”、“十八年”纯属误识，东夏的天泰年号应该并没有一直沿用十九年，而是在东夏天泰九年后便已改元为“大同”；同时，他们提出：现今发见的大同官印有“大同十年”的，天泰九年加大同十年， 与东夏王蒲鲜万奴被擒前的十九年国祚恰好相符合，这可以佐证东夏的天泰年号只沿用了九年便改为大同年号， “天泰”、“大同”都是东夏王蒲鲜万奴的年号。但学者王慎荣认为，此说“大有应作商榷之处……第一，原记为天泰十四、十八年的官印， 视为天泰四、八年的误读，因原印已失，无从质实其确否为误；第二，无法预定今后绝对不会发见有标志为超出天泰九年、大同十年字样的文物；第三，万奴于天泰九年以后改为大同，绝无可资取证，只是作疑似的推测，尚不足以订正天泰为十九年的旧说。”王慎荣进而提出，大同年号应是“蒲鲜万奴被蒙古军生擒以后，其残余势力……所使用的年号”。

关于东夏国疆域，学术界争议较大，大致有四种说法：日本学者池内宏认为东夏国辖境大抵相当于金曷懒路全境，即所谓东海之地；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则认为东夏疆域包括金曷懒路、胡里改路、恤品路、金上京会宁府；王健群、张博泉和李健才等学者认为，其辖境应包括金曷懒、胡里改、恤品三路，只是辖境内所划行政区域不同，王健群认为东夏疆域应是海兰江、绥芬河、牡丹江三条江河流域连接的广大地区，而张博泉、李建才两位学者则认为东夏疆域包括金曷懒路、恤品路以及胡里改路北部。学者李治亭认为东夏国疆域包括今绥芬河、图们江、海兰江、牡丹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同时也应该包括濒临日本海的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以及朝鲜咸镜南北两道地区。

学者孙田指出，东夏国东部疆域即今天的日本海。《元史·木华黎传》记载：“咸平宣抚蒲鲜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蒙兀儿史记》记载：“冬十月，万奴来降，以其子帖哥入质。既而杀蒙兀所置辽东行省右丞耶律捏儿哥，复叛去，帅众十万栖遁海岛。”蒲鲜万奴率众逃亡海岛，可知海岛所在位置应该离东夏国不远，由此可推测这里的“海”指的是所滨之海日本海。东夏国南部疆域应该到达今朝鲜咸镜北道稳城一带。据《高丽史·高宗世家》记载高宗十一年（1224年）东夏曾出使高丽，要求开放高丽定州为榷场。高丽十四年（1227年）九月，东夏骑兵曾袭击高丽的定州、长州。据考证，定州就是今朝鲜咸兴西南的定平，长州则位于定州南五十五里。由此可推测，定州、长州在高丽高宗时代还是高丽的领土。东夏南部与东夏北部的衔接地正是今朝鲜咸境北道稳城一带。东夏北部边界大抵到达今松花江下游。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松花江流域先后发现多枚东夏官印，1977年出土于黑龙江省依兰县天泰四年的“监造提捏所印”，1970年和1984年出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的“夺与古阿邻谋克之印”、“副统之印”，均可证明此推断。1987年出土于吉林省镇赉的“行尚书六部印”（背刻“天泰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造”）将东夏国西部疆域扩展到吉林西北地区。

城子山山城

为了防范蒙古的东侵，针对该地区多山地的特点，东夏城市多建在山上，成为山城。城子山山城位于延吉市东郊延吉市与图们市交界处。城内有少量渤海国遗迹和大量东夏遗迹。城垣依山势以石材修筑，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4454米。有门址崐4处，其中3处有瓮城。城内地势开阔，中央有宫殿基址，呈阶梯状，共9阶，每阶宽10米，长17米，其上础石排列有序。殿址周围散布有大量的建筑瓦件。城内出土有玉带饰，玉鸳鸯佩饰、玛瑙佩饰、东夏官印、铜镜、占卜器、磕码、母子小铜造像以及数百枚唐、宋、金铜钱。该城是东夏的南京，东夏皇帝蒲鲜万奴曾一度居于城中，这里是研究东夏政治、经济、文化等最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具有较高的独特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浴池山

位于延吉市东约10公里，隔一山谷与城子山相对。山顶有一圆形水池，山峦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据传为东夏国国王蒲鲜万奴洗浴之处。

克拉斯诺雅尔山城

绥芬河南岸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诺雅尔山上有座城市的遗迹，城市周长16华里，呈环形，依山随势而建。从山脚至山顶共三层城墙，高5米，城墙附近还有壕堑等辅助设施。最高处是一座“禁城”，四周隔一道内墙，城内有许多豪华的宫殿式建筑遗迹。

延边古长城

延边古长城处于八道沟的双峰山和延吉市北的平峰山山脊上，它西起和龙市土山乡东山村二道沟的山坡上，蜿蜒经过于河龙市的西城、龙门乡、龙井市的细鳞河、桃园、铜佛、延吉市的八道、烟集、长安乡等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东距延吉市15公里的磨盘山附近。长城多为土筑，也有石筑，全长约150公里，已发现烽火台17座。最长的一段是从细鳞河至老头沟镇的一段，约长10公里；保存最好的一段在老头沟的官船村，尚存高约3米左右。

古长城的来历无文献记载。据研究认为是东夏的江城。也有认为始建于渤海，其与珲春的“边壕”一起是渤海中京和东京的拱卫之城，后为东夏利用并改建为防御工程。还有认为它是金代长城或高句丽时期长城。

镜泊边墙

它位于镜泊湖中南段的东岸上，在江山娇林场施业区内。土石结构，依山向东南走向而蜿蜒，发现长度为4.5公里。西段湖岸段有堆石外，其余多为土筑或土石混筑，每隔50-80米有马面突出墙体。高2米左右，基阔1.5米，顶宽0.8米，石筑段落保存较好。此边墙可达吉林。初步考查认定是东夏的遗迹，即为金代小长城，是防蒙古军南下的军事工程。1990年经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斐优城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图们江畔之左岸，位于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所在地的东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鲜的塞别尔郡市。该城周长2023米，墙高3-4米，基宽9米，东西南北各一门，具有角楼、马面等辽金古城的典型特点，是辽金古城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该城内曾出土过十枚铜印，其中一枚为金代晚期的铜印，一枚无年号的铜印和两枚纽小铜印外，其余均为东夏的铜印。铜印为两种：一种是东夏“天泰”年号的铜印；另一种为东夏“大同”年号的铜印。据此可断定该城是东夏的城市。有人考证，该城为东夏国的“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