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震钧、崇彝的说法外，关于“东富西贵”还有另一种基本类似的说法，主要见于民国时期三位学者的笔记，分别是罗惇曧的《宾退随笔》、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和徐珂的《清稗类钞》。

《旧京琐记》卷八载：“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士流题咏率署‘宣南’，以此也。”

《清稗类钞·胥役类》载：“司官欲检一案，每以属书吏，必援例，必检例案。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末从得一纸。书吏皆世业，窟穴其中，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末如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都中有‘东富西贵’之谚，盖若辈多居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恒多华宅，司官则居宣武门外者为多也。”

这三本笔记对“东富西贵”的诠释基本是一致的，从地域角度讲都认为是处于外城北部的崇文门外和宣武门外；从人员构成上看，是指商业的管理及经营者和以汉族为主体的官吏；从时代而言都指的是清代。

另外， “东富西贵”的说法出现于明朝时期，其产生的原因，与大运河有关。隋炀帝当年修大运河时，一定没有想到居然会给后来的北京留下这样一个固定的格局。自从大运河建成后，它在北方的终点，就是北京东部的通州区，过去叫通县。元朝时期，郭守敬修了一条通惠河，从颐和园经西直门连到积水潭，再一直连接到通县的大运河终点。也就是说，元代时期，沿着大运河由南方北运的物质，一直可以经船运到达积水潭，也就是北京的后海地区。当时积水潭的水域面积也比今天大得多。元代的大都城，最繁华的地区是钟鼓楼到德胜门之间的一个区域，今天是一条斜街，当初就是沿着水岸修建的。从事经商的富商巨贾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因此，元代的大都城并没有“东富西贵”一说。

明代的北京城与元大都不太一样。明朝北京城的北部城墙，为了方便防御，比元大都往南退缩了，形成了北二环路。在西北拐角的西直门，由于施工条件、地质条件的限制，城墙没有形成直角，角度倾斜的城墙将积水潭的一部分拦在了城外，后来叫做太平湖。文革时期老舍先生就是在这里投湖自杀的，已被填平，修起了交通枢纽。只留下一些地名，例如高梁桥。高粱桥这个名字的来历是因为原来有一条高梁河。

由于元代修建的通惠河要经过紫禁城，明朝人认为有损皇家尊严，于是，来自大运河经由通惠河到达积水潭的水上航运便被切断了尾巴。从此以后，从通县方向运来的物资，大都集中在北京城的东部，而不是像元朝一样，直接运到积水潭。大运河是一条重要的水上商路，其终点附近，都会形成市场，也成为商人们集中居住的地方。这就是北京城“东富”的由来。然而，“东富西贵”在明朝时期，并不完全指北京城的东西两个方向，而是指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以南的南城地区的东西两个部分。大致来说，当时的“东富”是指崇文区，“西贵”是指宣武区。

“西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由于明朝的朝廷高官不愿意与商人为邻，因此，他们择地而居就主动选择了商人较少的南城西部，也就是宣武门以南地区。比方说湖广会馆，曾经是明朝首辅张居正的居所，清朝时，纪晓岚也曾住在这里。“西贵”的另一个原因与科举制度有关。元代早期停止了科举，后来恢复，但是规模不大。因此来到元大都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读书人数量有限。明朝大规模恢复了科举制度，高峰时，来到北京参加科举最高级别考试的人多达万人，他们也都集中在宣南地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大多居住在各个同乡“会馆”。宣南地区以外也有一些“会馆”，但数量上少得多。中国古代社会一般都把读书当成最好的出路，因此，读书人集中居住的宣南地区，自然要比商人集中的崇文地区来得高贵。加上一些佼佼者金榜题名，仕途顺畅，便在宣南地区定居，其社会的地位的“高贵”自然是富裕的商人们比不上的。“西贵”还有一个原因与修《四库全书》有关。清朝花了10年时间，调集了大批国内一流的读书人共修《四库全书》。这些人大都居住在宣南，一些商人借机形成了京城最大的书市，后来演变成文房四宝、古董珍玩的集散地。如今依然保留下来的琉璃厂，就源自当年。文人的笔墨芳香，当年绝对是商人的铜臭无法比拟的。

“东”“西”新释义

由于京城快速地辐射化发展，所提到的所谓“东”、“西”说又有了新的释义。

以北京目前的城市格局来讲，如果从地理位置上划分的话，“西部”所指的是石景山区一带，而“东部”则是朝阳区一带。老百姓平时聊天一般会说，“你现在住哪儿呢？”“西边儿。”这就是按照城市的方位来判断东西位置的。如果按照行政区域划分的话，那么“东”还是指的东城区，“西”指的则是西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