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奔向居延海的旅程，已经愈发的沉重和艰难，下游断流时间由20世纪50年代的约100天，逐渐延长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200天。1961年，西居延海干涸，1992年，东居延海消亡。大漠明珠失去了生命中的最后一缕光泽，居延海成为我国西部继罗布泊之后的第二大干涸湖。

居延海的消亡，绝非只是少了一个可供人们观赏、咏叹的海子那样简单，它是额济纳绿洲加速向荒漠化方向逆转的一个起点，是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的一个标志。它所带来的，是沉重的生态灾难。据2002年的普查资料显示：额济纳东、西河流域有胡杨、沙枣和红柳176万亩，近40年来减少159万亩，削减了47.5% 。据卫星影像资料判断，20世纪80年代至1994年，下游三角洲地区植被覆盖度大于70%的林地面积减少288万亩。20世纪80年代以来，植被覆盖度大于70%的林灌草甸草地减少约78%。绿洲内草本植物已从20世纪50年代的200多种减少到80余种。绿洲萎缩和植被退化，使区内珍稀动物失去栖息地，原有的26种国家保护动物，9种消失，10余种迁移他乡。昔日“棒打黄羊瓢舀鱼，野鸡落在家院里”的动人景象，已成遥远的追忆。

《额济纳旗志》记载，居延地区原有大小湖泊14个、泉16眼、沼泽4处，由于黑河下泄水量减少，到1992年全部消失。20世纪60年代至今，推算消失水域面积和湿地约有378万亩。20世纪60年代～80年代，额济纳旗植被覆盖率小于10%的戈壁、荒漠以平均每年23.1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如今，下游绿洲的中心达来库布镇的东面、南面和东北面都已被新月型沙丘链所包围，新形成的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连为一体，继续向绿洲进逼。据统计，绿洲面积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6900平方公里，锐减到目前的3000多平方公里。湿地与荒漠此消彼长，导致气候劣变，自从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居延绿洲区的年均降水量，比50年代减少31.3毫米，递减近6成。特别是东居延海干涸以后，每年春季沙尘肆虐，造成绿洲草不发、树不绿，一片萧条景象。这是一组令人扼腕叹息的数据，也是绿洲生态恶化的明证。

居延海的干涸，黑河的不断萎缩，使沙患兵临城下，额济纳绿洲命悬于水。20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陈昌笃、崔海亭二位教授把居延地区划为“生态危机地区”，属于再不抢救就会成为生态上不可恢复的地区。更令人担心的是，居延海干涸带来的生态恶果并不局限于额济纳绿洲。1993年5月，我国西北地区发生特大沙尘暴，阿拉善地区即为重要沙源之一。在这场灾害中，农作物受灾560万亩，死亡85人，部分公路、铁路运输及供电线路中断，经济损失达5.5亿元。2000年初，我国北方地区连续8次遭受大规模沙尘暴袭击，影响涉及国土面积200万平方公里。当年5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专题片《沙起额济纳》，指出额济纳方向的沙尘暴是影响北京地区天气的主要来源之一，引起各界强烈反响，居延地区已成中国生态恶化的典型。

不难推测：如果居延海长期消失，这一地区会逐渐成为我国第二个罗布泊，“三北”防护林体系被抽去一条重要的“筋骨”，不仅会造成西北地区生态严重恶化，而且河西走廊也将失去北部的屏障和军事支撑点；如果居延海长期消失，居延绿洲就会继续萎缩，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回归祖国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后裔将不得不再次远走他乡，居延、黑城等绿洲文明也将永远沉睡于漫漫黄沙之下，难以重见天日。可以说，恢复居延海的生命活力，直接关系到民族团结、国防稳固，关系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系到西北、华北地区生态保护与改善。

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遏制西北地区生态恶化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尘暴主源区”之一的额济纳的生态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黑河、居延海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01年2月，国务院召开第94次总理办公会议，专题研究了黑河流域生态问题，决定实施流域综合治理，实施黑河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再现居延海碧波荡漾的景象。

2001年8月，国务院批复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将黑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西部大开发重点生态工程，计划自2001年起，投资23.5亿元，在黑河流域建设配套水利设施和生态建设工程，以调配足够水量流入下游，从根本上改变流域内用水无序的状况。黑河综合治理的序幕从此拉开。

与此同时，黄委也从战略层面对黑河治理进行了思考和部署。2002年8月，黄委主任李国英用11天时间，从上游到下游全面考察了黑河流域，对黑河调水和流域治理在中下游的战略重点作了深入思考和系统阐述。在下游额济纳旗召开的黑河综合治理工作座谈会上，李国英主任指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不允许生态环境继续朝着恶化方向发展”、“应始终把生态问题作为黑河综合治理的根本出发点，离开生态问题，就失去了前提”。他特别强调提出：“黑河调水的成功与否，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把水继续送到东居延海。东居延海的水面，对阻挡沙漠推移进程，将起到重要作用，对于额旗的生态保护实在太重要了。现在对于东居延海问题，不是要不要放水进去，而是确保进水的问题。”调水进入东居延海由此成为黑河水量调度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黑河下游可以全线过流，绿洲林草地的灌溉从此也将有更可靠的水源保障。

中央正确决策、水利部门贯彻得力、中游断然牺牲自身利益，让黑河调水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2002年7月17日17时，经过调度的黑河水到达河流尾闾——东居延海，最大水域面积达到23.66平方公里。黑河水和东居延海像一对阔别已久的恋人，时隔10年再次深情相拥。2003年9月24日16时，黑河水涌入干涸达42年之久的西居延海。2002年9月～2003年10月，黑河水又连续3次进入东居延海。由于蒸发旺盛、缺乏后续水源补给，东居延海在每次调水之后不久就会再次干涸。尽管如此，几次连续的补水使下游全线过流，让人们看到了东居延海及周边生态重建的希望。

2004年9月，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强调指出，按照维护河流健康生命的理念，当好河流的代言人，是时代赋予流域机构的重要历史使命。同年，黄委党组立足黄河实际，提出并开始构建“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的治河新体系。在维持河流健康生命这样一个大命题下，黑河流域管理局新一届领导班子率领黑河局这支年轻的队伍，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建立了“流域统一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断面总量控制与用配水管理相结合，统一调度与协商协调相结合，集中调水与大小均水相结合，联合督查与分级负责相结合”的调水新模式，并针对黑河特点，在水量调度的体制、机制、技术和管理措施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新尝试，成功应对了困难复杂的调度局面，实现了由应急调水向全面实施流域管理的根本转变。

流域各省（区）、有关单位高度重视黑河调水和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强调,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坚决完成黑河分水任务。青海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分管领导及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队首长近来分别专程赴黑河流域管理局，共商黑河调水和流域综合治理工作。地方各级政府积极贯彻落实水量调度责任制，为黑河调水与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流域各级水利（水务）部门精心组织、精心协调、认真监督，保证了黑河调水工作的顺利实施。

各方密切协作、团结治水，共同谱写了绿色颂歌的新篇章。2004年春季，中游地区农作物遭受严重冻害，补种后增加了灌溉次数，造成了前期下泄水量欠账较多。进入关键调度期后，来水大幅度减少，中下游地区普遍遭遇严重干旱，调水和灌溉的矛盾骤然上升。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黑河流域管理局党组毅然提出了“确保正义峡下泄指标，确保调水进入东居延海”的“两个确保”调水目标，大胆采取了灌溉期按计划配水和限制引水、利用大墩门引水枢纽调蓄水量后适时集中下泄、利用已建上游电站适时进行补水等创新措施，减少了水量损失、提高了输水效果，使东居延海入湖水量达到统一调度以来最高水平，达5220万立方米，形成35.7平方公里水域面积，为1958年以来最大。2005年7月17日，黑河人再次创造了内陆河人工调水的新历史，成功调度黑河水在东居延海与上年调入水量汇合，打破了前几年每年夏秋季调入水量、次年春夏季干涸的局面，首次实现东居延海全年不干涸。

为连续不断地向下游脆弱的生态系统输送生命之水，避免东居延海重新归于干涸，2006年，黑河流域管理局与甘肃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张掖市政府及水务部门通过有计划地协调和组织实施春季“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措施，在春灌期尽可能多地增泄水量，有效减轻了关键调度期的调度压力。4月16日6时第10次调水进入东居延海，这是自统一调度以来东居延海首次在春季进水。黑河水量调度模式实现了从“全年分水、半年调度”到“全年分水、全年调度”的转变。2006年5、6月份，黑河上游来水持续偏枯，中游地区旱情严重，加之中游地区秋禾作物扩大面积约30万亩，调水形势十分严峻。7月8日，莺落峡断面出现了大于150立方米每秒洪水，黑河流域管理局、甘肃省及张掖市抓住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及时在中游地区实施了洪水调度，中游地区采取了限制引水措施，7月12日8时，适时采取了“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措施，21日水头再抵东居延海。中游地区克服困难延长了4天闭口时间，14天闭口期，共向下游输水1.75亿立方米，向东居延海调入水量2800万立方米。截至8月20日，东居延海蓄水量3170万立方米，水面面积33.9平方公里。

连续两年不干涸，东居延海的生命活力不断得到恢复，在全线过流时间逐年增加的黑河下游，生态系统的生命体征也正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水量统一调度6年后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进入下游的水量年均增加1.03亿立方米，进入额济纳绿洲的水量年均增加0.86亿立方米。黑河下游狼心山断面河道断流天数比统一调度前年均减少了90多天，沿河两岸和东居延海湖滨地区地下水位升幅明显。

黑河下游绿洲植被退化趋势得到遏制，林草覆盖度提高。胡杨林得到抢救性保护，面积增加33.4平方公里。调水后5年与调水前5年相比，胡杨树生长显著加快，最大胸径生长量年增加2.72毫米,柽柳地径生长量年均增加3.98毫米。戈壁和沙地面积比调水前共减少了约36.4平方公里，而草地和灌木林面积共增加了40多平方公里。东居延海湖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野生动物种类增多，生物多样性增加，已经濒临绝迹的大头鱼也再次畅游湖区，罕见的白天鹅、野鸭子等动物也频繁现身东居延海。一个碧波荡漾、生灵欢聚的东居延海开始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

传说神鸟凤凰满500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从此美丽异常，不再死。水调工作者和流域各方用坚强毅力和聪明智慧共同演绎了东居延海涅盘重生的当代传奇。那么，东居延海不干涸的局面能否会作为一种常态维持下来，居延绿洲生态恶化、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是否一去不复返了呢？有关专家表示：作出这个结论为时尚早，刚刚复活的居延海及周边生态系统，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娇嫩脆弱、难堪风雨，而她所赖以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还很不完善，远不能尽如人意。

——规划中的黄藏寺、正义峡水利枢纽尚未建设，缺少干流骨干水利枢纽，难以对黑河水量进行有效的调节。黑河作为一条跨省区河流，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仅仅依靠单纯的行政手段实施“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无法调控天然来水过程，难以保证下泄指标和科学配置水资源。

——灌溉和调水的矛盾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近几年黑河中游地区经过实施《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节水型社会试点的建设，遏制了耗水量逐年增加的势头，但和国务院批准的中游地区耗水总量指标仍有一定差距。

——调度手段单一，法律和经济手段缺位。多年依靠单一行政手段调度的局面，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深化管理、精细调度、科学配置有限水资源的要求，对于调度中存在的体制不顺、责任不明确、权限不清、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实施流域管理时没有可操作性的法规依据，对于发生的水量调度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处罚依据和手段，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一调度的效果。同时，由于缺乏经济手段的制约和保障，水资源浪费现象依然存在。

——电调与水调争水矛盾突出。目前，在黑河干流上兴修的水电站越来越多，已建、在建和规划建设的水电站多达22个，这些梯级电站的开发多处于无序状态，调度管理没有纳入到水量统一调度体系当中，“电调服从水调”原则难以落实，调水与灌溉以及水库蓄水运行的矛盾日渐突出，给实施黑河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造成很大障碍和困难。

——工程措施不配套，输水效率低。黑河中游河道宽浅散乱，引水口门多且大多为简易口门，每年调水反复封串、堵口，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堵口困难，而且水量损失严重，调水效果差。据统计，在每年来水最多、调水最关键的7、8、9月份，“全线闭口、集中下泄”期间，中游185公里河道输水损失率达30%～40%，个别年份高达50%。

随着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些不利因素对黑河水量统一调度的掣肘显得越来越突出，“无预报、无控制”的调度现状仍在延续。东居延海连续两年不干涸，并没有带给流域管理者和调度人员安枕无忧的放松和惬意，他们为黑河调水面临的困局绞尽脑汁，为建立水资源管理的长效机制作着不懈努力。

黑河流域管理局局长孙广生表示：向东居延海调水的成功实践表明，以优化配置为手段，实施流域性水资源统一管理与调度，可以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以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要保持和拓展黑河调水成果，关键是继续推进黑河二期治理，核心是尽快建设干流骨干控制工程。因为一期治理属于应急启动，解决的只是应急而非长远问题，只有加快实施二期治理，才能巩固调水和治理成果，保持各项工作的连续性，进而建成具有流域特点的水资源统一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维持好黑河的健康生命。

具体来说就是，黑河上游尽快上马具有战略意义的黄藏寺水利枢纽工程。工程建成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在满足黑河干流水量调度目标的前提下，通过对天然来水过程的调节，不仅可以合理配置中游用水，提高用水保证率，而且还可以增加春灌季节进入下游绿洲区的有效水量，最大限度地满足下游天然植被生长发育关键期的需水要求。二是通过黄藏寺枢纽调节，对莺落峡来水进行最佳的峰量组合，采用相对集中的方式向下游输水，提高河道的输水效率，增加进入绿洲区的有效水量，为下游绿洲恢复创造条件。

黑河中游进一步加大灌区节水改造力度和调整经济结构，注重发挥水权、水市场和水价调整在水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水的利用效率，把耗水真正控制在国务院分配的指标内。同时，应尽快进行河道整治和引水口门合并改造，保证水量统一调度效果。此外，在中下游建设正义峡水库和内蒙古输水干渠，提高生态用水的效率也十分重要。

黑河下游要用好生态水，逐步增加进入三角洲地区和居延海水量，充分依靠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辅之一定的人工措施，促进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改善，恢复和重建东居延海周边及整个下游地区生态环境。

1958年筹建，1959年正式建渔场，当时水域面积为10万亩。

1959年冬至1960年春，因水源不足，水质变化，盐份的浓度激增等原因，鲫鱼大量死亡。

1960年7月，自治区水产局和内蒙古大学生物系联合组织工作队，对该海进行调查时，水域面积已缩小为59.5平方公里（8.93万亩）。

1982年32.32平方公里（4.85万亩）。湖水深度1.4~1.7米。建场初期生产的鱼有鲫鱼和蒙鳅（当地称大头鱼）两种，鲫鱼占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