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由张君励、梁漱溪、梁启超等提倡。认为“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的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是物质文明”（张若励《人生观》）。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标帜，承认自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东方显然被压倒而落后了，但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则意味着西方科学的破产和物质文明的危机，进而声称：“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又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所以“屡试无效，愈弄愈糟”，根本原因“总皆一反吾民族王道仁义之风，而趋于西洋霸道功利之途”（梁漱溪《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故主张：“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其具体内容则为“礼乐的复兴”。梁启超断言：“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乃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了”（《欧游心影录》）。而孔孟开创的人生哲学“真是世界惟一无二的法宝”，不仅使我们“终身受用不尽，并可以救他们西洋人物质生活的疲敝”（《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主张以“孔家的路”作为民族自救以至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根本出路。当时的《东方》杂志则是宣传东方精神文明的主要阵地，曾多次批评《新青年》所介绍的西方文化思潮，称：“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伦父《迷乱现代之人心》）。是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一种保守的社会伦理思潮和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