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人士，他跟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新法。他认为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

据资料记载，司马光生于天禧三年（1019年），是北宋大臣，主编了涵芬楼宋刊本《资治通鉴》。宋哲宗元祐一年（1086年）为相，八个月后病故，追封为太师温国公。因而后人称他为司马温公。 　张行成《司马温公祠堂记》还说：北宋年间，郫县流言，说是山里少数民族叛变了。当时的县令闾丘梦松假借回家看父母，溜回了山西，主簿李言也挂冠而逃。县城秩序混乱，百姓人心惶惶。时任县尉的司马池，不顾全家性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自动代理县令，主持了县事，收拾了混乱的局面。当时恰逢正月，可是老百姓却没有心思过年，那些有钱的人，在埋金埋银藏蚕丝藏织布；那些没有钱的人，扶着老的，携着少的，抱着幼的，纷纷朝成都、彭县、大邑县的深山老林逃命。为了使人心安定下来，司马池便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大放花灯三天三夜。老百姓看到放了三天花灯，也没有发生叛变一事，心安定了，纷纷重新搬回郫县。 　司马池因其政绩，后来升官离开了郫县。但县人没有忘记他，感念他在郫县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 　《司马温公祠堂记》的作者张行成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非常崇拜司马光。他与司马光同为北宋人。他的出生地邛崃与郫县同属成都府，相距不过百十里；二人生活的时代相隔也不到百年。因而他的记述应该是有根据的、可信的。《司马温公祠堂记》后来被收入大清《一统志》艺文类，足见司马光诞生于郫县的记载，已得到许多有识者著作的确认。巧合的是，同为宋朝人的袁说友在《成都文类》有一段记载，意思是：“司马光是在他父亲司马池当四川省郫县县尉时，生於官廨的”，这与张行成的记载吻合。 　司马温公祠堂今已不存，遗址已被开辟为老百姓花园。“司马温公诞生处”石碑，今存望丛祠内。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耗时19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司马光外交政策和影响：人们习惯把司马光看作是一个历史学家，对他的外交才能认识不多。司马光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他在给庞籍担任幕僚时，就提出修城堡防御，募民屯田，阻止西夏的蚕食。他后来上奏时说过：“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

司马光主张加强防御阻止西夏的蚕食、入侵，屯田戍边的政策是正确的，是反对在“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同时他也反对在两国和平时，宋朝主动破坏友好关系。最初边臣侮西夏国主，使臣向朝廷诉讼，司马光和吕诲建议罪边臣，恢复友好，不从，两国爆发军事冲突。又提出“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后来宋朝要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司马光宁可不当枢密副使也反对草率开战，因为当时西夏没有大举入侵宋朝。司马光对待外交关系的基础观点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务实方针，辽朝皇帝有尊号后，有的大臣也热衷给宋朝皇帝加尊号，司马光引用汉文帝与匈奴单于故事，批驳了两国关系平等建立在皇帝尊号相同的基础上。我们现在都理解国家关系平等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和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在这点上，司马光也含蓄批评了宋朝当时软弱、姑息的外交政策。

宋朝在军事实力与辽朝相近，都是一百多万部队，从战略上，最忌讳辽朝与西夏的七十万部队联合攻打宋朝。司马光也理解宋朝不能在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因此他也曾上书反对赞赏同时引发与西夏、辽朝冲突的边臣。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预见，在宋朝与西夏开战后，辽朝乘机对宋朝进行军事讹诈，宋朝割让代北领土妥协。又发动了对吐蕃的熙河路战争，交趾也乘机以宋朝变法害民为借口，发动对宋朝的战争，宋朝在陷入多条战线同时开战后，国内国际形势都严重恶化。

司马光与韩琦都是主张对外关系应该慎重，反对轻启战端，但也都是反对姑息、妥协政策。司马光在宋朝危机的时候担任了宰相，他改变了恢复岁赐，不归还西夏领土的和谈条件。司马光对外交政策认识更合理，知道西夏耻于在胜利时丧失国土接受和谈，同意归还西夏城堡，取消不平等岁赐。司马光的立场得到文彦博的支持，但是朝中多数是变法派，他们有异议。这个立场缓和了国际危机，西夏、辽朝见司马光任宰相缓和国内矛盾，得到百姓拥护，也告戒边臣不要轻启冲突。

司马光一度也要放弃熙河路与吐蕃友好，后来没有实行。熙河路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数人是羌族，与宋、夏、吐蕃都有臣附关系，也是复杂地区。尽管司马光同意归还西夏领土，但不久他去世。宋朝与西夏就城堡两国再次开战，元祐四年议和西夏归还战俘后，宋朝才归还了城堡。议和不久宋朝与西夏再次开战，宋朝同时也与吐蕃在熙河路冲突，再次以恢复岁赐为条件与西夏议和，以后宋朝同吐蕃战争，从元符二年一直打到崇宁三年。

司马光懂得战争是国家大事，需要谨慎对待，耗费巨大的军事行动非同儿戏。宋朝主动挑起战争，又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而失利。司马光反对战争的立场，是维护了宋朝和西夏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得到两国人民的爱戴。司马光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两国平等基础上，不是卖国的妥协行为，他在西夏入侵河东时主张修城堡防御，是保卫国土的爱国行为，对西夏维护国土的爱国行为也认同，宋朝占领西夏领土，再给岁赐是名实皆失的错误政策，不仅会被西夏看做是侮辱，也会加重本国人民的经济负担，停止战争后占领的土地不是防御宋朝必需的战略要地，没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宋朝曾攻占了灵州以南的广大西夏领土，都最终放弃，为了几个城堡而继续战争，仅是维护虚假颜面，损害人民利益，欺骗人民自以为是胜利者，还有战果。对司马光的政策宋朝和西夏人民都是拥护的，这也是辽朝和西夏统治阶级尊重司马光的原因，他们不能违背民意，使自己处于人民和道义的对立面。

宋朝国内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产生，战争是主要原因，人民在饥寒交迫，赋税徭役沉重的压迫下苦不堪言，要求司马光解救他们的呼声，不仅是针对变法，也是针对战争。司马光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民族政策应恩威并施，归附者以德相待，以仁义为本；背叛入侵的要威震抗击。这比视蛮夷为禽兽，任意杀戮攻打要进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56卷评论：“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不赞同对少数民族不分好坏地杀戮，认为他们与华夏是平等的，不公正对待他们是错误的，主张爱惜生命。

耶律楚材在劝阻成吉思汗，停止屠城政策，也是司马光爱惜生命的立场。历史上仁义政策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耶律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曾对金世宗谈到司马光的理论，认为当时执政的人多以兵戈赋税为主，司马光能用道义和孝敬辅佐天子，这是非常可贵，执政者如果按照他的意见办，能让天下百姓受益。司马光在历朝历代得到各民族人们的普遍拥护，也是历朝代代统治阶级尊崇他笼络人心的重要原因，他的外交政策是在宋朝执行了很短时间，但是却在后来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和平友好、民族平等的外交政策即使在现在看也是有进步意义。他在外交中奉行的避免在两条战线同时开战的观点也是客观实际的。外交关系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最高成就也是体现在维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靠妥协、投降，损害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利益为成果。外交政策如果不是建立在平等和公正的基础上，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反对，造成国家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