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22日,美“彭博新闻社”发表专栏作家威廉·佩塞克《新世界经济秩序:中国+美国=两国集团》一文,文中引用美知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唐纳德·斯特拉斯海姆(Donald H. Straszheim)的观点称:“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关系是美中两国集团”。

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经媒体传播,开始受到关注。此后,陆续又有媒体在炒作此概念。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5月23日发表一篇题为《G2崛起,中美孤立G7》的评论文章,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正在进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很可能是未来主导全球经济事务的G2组织雏形”。

在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开始受关注的时候,“中美经济共生体”(Chimerica,或译为“中美国”)的概念也开始流行。2007年2月5日,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莫利兹·舒拉里克(MoritzSchularick)发表《“中美经济共生体”再认识》一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流动性过剩或资产短缺,而是企业利润和实际利率水平间的差距,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美经济共生体”的高调崛起。该共生体集合了中国这一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和美国这一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经济体两方之所长:美国精于企业管理、营销和金融,中国则擅长工程设计和制造;美国富有且追求享乐,中国虽穷但生活节俭;美国消费大量中国产小商品,且热衷于用房屋抵押借款消费,中国则更热衷于储蓄,将存款借给美国;美国满足了购物欲,中国则获得了就业机会。由此,中国创造了巨额贸易顺差,然后又立即借给美国。通过政府之手,这些盈余变成国债,中国降低了美长期利率。得益于低利率,美及相关国家的金融和房地产蓬勃发展。

2008年6 月,伯格斯滕在美《外交》杂志发表《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一文,主张美中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并使中国在某种程度取代欧洲。时值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SED)在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召开,伯格斯滕的观点引起学界和政界广泛关注。6月19日,就在第四次SED闭幕第二天,美“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在纽约召开“如何应对中国对全球经济的挑战”媒体电话会,伯格斯滕在会上再次积极宣传其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伯格斯滕认为,作为两个经济超级大国,美中应形成一个“非正式但目标明确”的集团,以有效而可持续的方式来共同管理全球经济,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 SED是实现“两国集团”构想的“有益阶石”,但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效,因为该机制是在现行经济体系框架内运作,而美国是该体系事实上的领导者,中国会认为美国试图“收编”而非真正想合作;把中国放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位置还不够,若想让中国负起更多责任,就必须让其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因此他建议SED机制应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

伯格斯滕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提出不久,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开端的金融海啸波及全球。一时间,有关中美“共管世界”和“两国集团”的话题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尼尔·弗格森认为,这场金融海啸的成因是美国这个经常项目赤字超过世界GDP1%的国家与石油出口国、日本和亚洲新兴市场等贸易盈余国家间存在的巨大失衡。其中,“中美经济共生体”———世界上最大的储蓄国与最大的消费国之间的伙伴关系是关键。他建议奥巴马总统就职第二天就召开“中美经济共生体G2会议”。

在200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论坛主席施瓦布也积极倡导中美“两国集团”拯救世界经济。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上台前夕,正值中美建交30周年,中美关系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美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未来30年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便成了中美两国战略界共同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于2009年1月12 - 13日共同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公开倡导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和“非正式两国集团”,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基、布二人的分量加上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的特殊场合,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影响力骤然扩大。随后,基、布二人讲话的主要内容又相继在美《国际先驱论坛报》和英《金融时报》发表,引起各方关注。基辛格认为,中美关系需要被提到一个“新高度”,只有双方发展出一套“共同目标”,当前危机才能被克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能源、环境等问题都要求加强中美政治关系;这一代领导人有机会将跨太平洋关系塑造成一种“命运共同体”,就像战后初期的跨大西洋关系一样。布热津斯基则提出中美两国应“超越为化解经济危机而通力合作的即时需要”,“拓展和深化两国地缘战略合作”;在伊朗、印巴、巴以、气候变化、核扩散等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都需要中国参与,因此需要一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来推动这些进程;美中关系必须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两国最高领导人应“定期举行非正式会晤,就双边关系乃至全球事务展开面对面的深入讨论”;中国所强调的“和谐”可作为美中峰会的有益出发点。①布热津斯基在2009 年1 月17 日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时再次强调:“在双边关系方面,美国应加强与中国的关系,确立中美G2关系。”

中美“两国集团”构想出炉的背后有深刻的国际体系和中美双边关系背景,同时也与美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大有关系。从国际体系层次看,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最重要的表现是新兴经济体崛起和全球“权力东移”。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发展、全球产业结构的加快调整转型, 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经济增长“快车道”,涌现出以“金砖四国”为首,包括“展望五国”和“新钻十一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2007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8% ,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2. 7%的增长率。新兴经济体200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5%。

在众多新兴经济体中,尤以中国的强劲崛起最引人注目。过去30年,中国保持年均10%的增长率, 2006年的实际GDP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3倍。中国一跃成为第二大国家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和第二大出口国,拥有全球最多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权力重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和印度洋”④,“亚洲世纪”呼之欲出⑤。美战略界对美实力地位是否下降虽看法不一,但都承认并接受“非西方的崛起”,开始思考“后美国时代”的国际秩序, 深知单靠美一家无法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要求改革现行国际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便出现两种改革路径: 其一为“公平”路径,即扩大现行国际机制的代表性,如G8 + 5、G10、G13、G16、G20等;其二为“效率”路径,即倡导建立规模更小的国际机制以提高其有效性,如G4、G3、G2等。早在2002年初,伯格斯滕便主张建立G2机制,不过其指向的另一方是欧洲,而非中国。⑦ 2004年,伯格斯滕与时任德国财政国务秘书科赫·韦泽尔(Caio Koch - Weser)联合发表文章,呼吁将G2作为“跨大西洋经济关系”的理念基础。但形势发展表明,欧盟难堪重任。一则欧盟不能像一个民族国家那样统一行动,二则欧盟还试图挑战美领导地位。所以,伯格斯滕转而提倡中美“两国集团”,原因之一是“中国虽然强大,但并不寻求挑战现行秩序”。由是观之,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是中美“两国集团”构想出炉的深层背景。从双边关系层次看,中美相互依存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上,两国互补共生、密不可分。2006年中国超过墨西哥成为美第二大贸易伙伴;2007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美第三大出口市场,并超过加拿大成为美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从中国方面看,美自1996年起就已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若按美统计方法,不把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排列位次,美实则早已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额200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到2007年已高达3021亿美元。

在弗格森等人看来,中美已然形成“经济共生体”: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巨额顺差,通过政府之手,贸易顺差转变成美国国债, ①美长期利率得以降低,由此刺激美国内消费,推动美金融和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中国对美出口,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政治上,两国互动频繁、合作密切。冷战后,尽管中美政治关系跌宕起伏,但合作是中美关系的主题。“接触”———“融合”———“利益攸关方”构成冷战后美对华战略“三部曲”,“建设性参与”———“建设性交往”———“建设性合作”则成为中国对美外交主轴。

迄今中美两国已建立60多个对话机制,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和沟通机制,两国政府互动密切。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建设性合作”已使中美关系“远远超出双边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此外,中美民间交往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美战略界有关继续提升中美关系以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呼声不绝于耳,出现了中美建立“军事同盟”、“中美共治”等思潮。这些思潮的共同特征是对中国崛起地位的正视和对中国需求和倚重的加大。2008年5月,在美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美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便指出,要想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规范“执行者”,就要让中国首先成为规范的“起草者”。

美“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则建议将G8扩大为G10,让中国和印度参与其中。可以说, 中美“两国集团”构想是上述思潮的逻辑延伸。在中美建交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该构想也反映了美战略界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思考。此外,金融危机对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推波助澜作用。伯格斯滕在《外交》杂志正式提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之时距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仅有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当时全球金融海啸虽未爆发,但美次贷危机已使其金融机构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逐渐危及实体经济。各国政商学界都在寻找拯救世界经济的药方,伯格斯滕的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便是其中之一。“伯氏药方”强调中美分享全球经济领导权,“美国在处理世界经济时,须将中国当作主要伙伴来给予真正的优先,在某种程度上以中国替代欧洲”。该观点无疑具有很大争议,但随着金融海啸爆发并波及全球、发达国家处理危机力不从心,中美“两国集团”构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中美“两国集团”构想正式提出以来,尤其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美战略家从战略层次提升该构想之后,中美“两国集团”便受到学界和媒体热议。其中一个核心话题是:该构想是否可行? 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其实是个“套”,其中存在战略陷阱, 因此该构想不可行;另一种观点认为, G2名称虽有争议,但机制化的协调对话必将是中美双边关系继续保持的趋势,不能因为名称有争议就放弃建设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努力。也就是说,中美“两国集团”构想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本文认为,该构想尚不可行。其原因并不在于美主观上想对华“下套”,而是若干结构性制约因素使然。这些结构性制约因素主要体现 在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三方面。从认知结构看,中美之间仍缺乏互信。其一,美对华偏见依然顽固。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东亚研究所”2008年6月联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尽管中美之间相互依存度很高、合作也日趋深化,但美民众对华好感却下降。若以0代表最无好感、100代表最有好感, 2008年美民众对华好感度仅为35,低于2006年的40和2004年的44,呈下降趋势。 该结果在BBC和皮尤近期的相关民调中也得到反映。这表明,美政府推进积极的对华政策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国会作为民意代表,其反华板块仍将坚固。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奥巴马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两次通话,表示愿发展“更加积极和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中美关系”;国务卿希拉里首次访华身段柔软,主张中美“同舟共济”;两国还就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达成一致。但与此同时,国会接连通过涉藏、涉台议案,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另一方面,美国防部和军工利益集团中对华鹰派力量仍将限制中美关系发展的空间。其二,中国对美疑虑仍难消除。近年中国对美看法总体有所改善,对美有好感的民众在增加, 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对美“不高兴”,怀疑美战略动机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美认知往往具有很大影响力,一旦美做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之事,马上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而影响中美关系。认知结构上的矛盾不消除,中美很难形成“两国集团”。从经济共生结构看,“中美经济共生体”面临挑战。美国学者倡导建立中美“两国集团”的原因之一是中美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 形成“经济共生体”。但该共生体能否持续本身就是一个问题。2008年9月,“中美经济共生体”概念的提出者弗格森访问重庆后在英国《观点》杂志撰文,对该共生体的持续性提出质疑。弗格森认为,在当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经济增速必将放缓,美元作为唯一国际储备货币的时代行将终结;而中国经济不会受危机太大冲击,因为净出口已不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制约因素。因此,中国会转而依赖进口,从非洲等地进口大量能源和商品。如此,中美在经济上能否和平共处便划上了很大问号。

著名经济学家、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 Stephen S. Roach) 2009年2月17日在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也指出:“在经济学上,长期以来存在于美国这个低储蓄的消费国与中国这个高储蓄的生产国之间的自然共生现象已非常明显。但不能想当然地将这种互补当作一种能永远增进关系纽带的相互依赖现象。”④只要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以支撑过剩的个人消费,就需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债权国为其提供国外资本;同时,只要储蓄过剩的中国经济需要通过出口导向型的就业增长来维持社会稳定,就需要世界最大的消费国来吸收其产出。但如果美国开始增加储蓄,其从中国借入储蓄盈余的需求就会消失;反之,如果中国开始增加支出,它借给美国的额外储蓄也会减少。二者可能性都非常大。如果这两方面的调整恰好精确地发生在同一时刻,那么一种不间断的共生状态就有可能发生。但两大经济体这种巧妙的同步再平衡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中美经济共生状态被不均衡状态取代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也“为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提供了新的缘由”。

从国际权力结构看,中美组成“两国集团”必将引起其他力量中心反弹。中美“两国集团”构想正式提出后,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反应敏感,字里行间流露出担忧与疑虑。欧盟担心“跨大西洋关系”被中美“两国集团”边缘化;俄罗斯担心中美联手瓜分世界;日本则对中美日益走近心存疑虑。事实上,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提出者伯格斯滕也意识到其他力量中心反弹问题。他在《平等的伙伴关系》一文中指出,鉴于其他大国的敏感,中美公开使用“两国集团”这一名词“是不明智的”。为此,可考虑采取G3 (中美欧)和G5 (美国、中国、欧盟、日本、沙特)作为替代性的制度安排。①也正是因为担心其他力量中心反弹,无论伯格斯滕还是布热津斯基,其所主张的中美“两国集团”都是“非正式的”。基于上述三个结构性制约因素,中美构建“两国集团”机制的可行性不大。但这并不排除中美在具体问题领域构建一种类似于G2机制的可能性。按照伯格斯滕的说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为这种机制建立了“制度性框架”,中美深化合作的模式也正在环境和国际金融等议题上形成。

尽管中美构建“两国集团”机制的可行性不大,但该构想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仍具有重大意义。站在中美关系未来30年的历史起点上,需要一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思维。中美“两国集团”构想至少制造了一种刺激两国积极塑造未来关系的“头脑风暴”。该构想的机制性安排不大可能实现,但其中美合作和共担责任的精神实质却可吸收,并加以发展。随着中国的发展,承担全球责任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而中美两国元首在伦敦G20峰会期间提出“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就是对中美合作关系的深化。我们真正

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美“两国集团”构想,而是那些呼吁美与盟友一致对华、促华承担责任的主张。

不赞成“G2”提法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

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华盛顿的G20金融峰会已经草草结束，美国的专家智囊们对这次会议的低效和布什政--府的几乎无所作为感到愤怒，所以他们直接向下届候任总统奥巴马建议，要求迅速召开中美两国集团的G2会议。中美两国集团的说法最早见于2006年，是美国著名经济学者唐纳德·斯特拉齐姆率先提出来的。斯特拉齐姆宣称，“全球经济关系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并进而提出两国集团（G2）的概念。这一观点被当时刚上任不久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所接受，保尔森积极推动中美两国的双边会晤，被认为是布什政--府里面的著名亲华派。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也是这一说法的支持者，他在中美战略经济第四轮对话会议闭幕后开始宣传G2构想：如果美国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就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G20金融峰会闭幕后，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学教授弗格森更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直接将中美两国集团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关系，俨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弗格森教授认为，最大消费国美国和最大储蓄国中国是世界经济关系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他甚至提醒候任总统奥巴马：不要等到G20峰会才行动，就职后第二天便赶快召开“中美国”的“G2峰会”吧！

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集团的说法，并非美国专家们的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历了多年的酝酿后才在最近一段时间急不可耐地接连爆发。百草止水不禁疑惑，美国尽管遭遇金融危机，可仍旧是世界上最发达且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向来做派就是遏阻中国等潜在竞争对手的崛起，为何突然对中国如此亲近且把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要知道，中国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政治、军事还是经济都无法和美国比肩，甚至在很多方面还落后于欧盟、日本、俄罗斯。就算美国的着眼点是在经济上，可中国只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规模都在中国之上，而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其经济规模甚至超过美国，可为啥美国智囊们非要认为中美两国才是世界经济的中流砥柱？中国配吗？美国到底看中了中国什么？

美国专家提出的“中美国（Chimerica）”关系，显然不是看中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而是看中了其他的东西。弗格森教授称中国是最大储蓄国，中国是吗？中国居民银行储蓄总额为20万亿元人民币，日本的储蓄率很低，但储蓄总额高达310万亿日元，折合成人民币就是22万亿元，比中国要高。美国的确是世界最大消费国，尽管国民储蓄只占GDP10%~12%，但绝对数仍至少有1.3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9万亿元，比起中国来也不算太少。美国专家之所以说我们是最大储蓄国，不是指绝对储蓄额，而是储蓄率。但无论储蓄率还是储蓄绝对额，对中国都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中国绝大部分都是穷人，人均收入本来就低，高房价、高医疗费和低养老保险覆盖率又迫使国人把有限的钱存到银行，根本就不敢转化为拉动经济的日常消费实力。

事实上，美国专家对中国的青睐基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一个就是价格低廉的商品出口。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高达2.3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的日本只有9777.23亿美元，比中国少1万多亿。如此高的外汇储备，在当今金融危机肆虐全球的时候，无疑是最佳的救命稻草。所以自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一改过去遏制和批评中国的腔调，纷纷赞扬和褒奖中国，称我们为拯救全球的大救星，并不忘捎带着要求中国拿出外汇投入西方金融世界。金融危机如此猛烈，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低价出口商品就变得弥足珍贵，设若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一再上抬，全球非得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不可。经济衰退已经是个空前的灾难，如果再加上个通货膨胀，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所以，在这个敏感时期，中国才会显得格外重要。

看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中美两国已经互相绑架互相依赖，两者谁也离不开谁，要么一荣俱荣要么一损俱损，这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有趣的现象！所以，美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想通了，他们比中国政--府和专家们的合作共赢想得还要深远，不仅提出了两国集团和中美国（Chimerica）概念，还主动喊出两国共享世界的诱人口号。其实早在美国曾经的助理国务卿佐利克喊出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的时候，美国的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便已经有了初步共识，只是他们还不想迅速点破，他们还想看看中国还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以便美国能够拿出其他的可能选择。但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来得太过迅猛了，美国实在招架不了了，才被迫集中而又突兀地亮出两国集团和中美国概念的底牌。

一个是强国另一个是弱国，一个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生体，对中国来说固然是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但对一贯遏制和阻挠中国的美国来说就显得非常难堪。百草止水预计，虽然中美合作共生的认识已经在美国学界和政界越来越广泛，但持续已经很久的反华惯性很难在短期内终结。当奥巴马正式登台时，他在竞选时针对中国的不利承诺肯定会得到实施，如果中国应对得当就会迫使美国像往届总统那样最终改弦易辙，然后中美国时代才可能来临。当然，中国必须明白，中美国时代无论开始前还是开始后，中国都会注定处于弱势和被动状态，甚至会因为中国经济的不景气而提前夭折或终结，所以中国除了和美国打交道时如履薄冰小心应对外，大力发展经济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而且后者也是激励美国采取两国集团战略的最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