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其中7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例最高，充分说明清华大学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最多。其他大学依次为西南联大、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

23位元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但于敏在氢弹研制、钱骥在卫星研制上做出的巨大贡献比起其他元勋来毫不逊色。不过于敏和钱骥都认为，没有机会出国留学，并不是机遇对他们的垂青。相反，如果有留学的机会，会更加开拓他们的视野，他们或许可以做出更多的发现和创造。因此，未能有留学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

从21位元勋的留学国来看，美、英、法、德、苏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其中去美国者最多，达11人，居半数以上。其次是英国，有5人。接下来是德国，有2人。到苏联留学的2人：周光召和孙家栋，都是新中国建国以后派出的。去法国的有钱三强1人。

从21位元勋所获的学位看，16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在西方国家留学而未获得学位者仅陈芳允1人。这是因为陈芳允到英国后，直接进入了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没有在大学注册读书。另外，建国后到苏联留学的周光召没有获得学位，是因为他在学习期间被调回国内参加原子弹研制的缘故。这些共和国的开国科学功臣，在完成学业之际，都在各自的学科领域达到了高水平，为今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两弹一星元勋们的留学或在国外居留时间来考察，21位有留学经历的元勋们平均在国外时间为7年，其中时间最久的是钱学森，1935年出国，1955年归国，在美国整整20年。其次是郭永怀，在国外生活了17年。还有钱三强、陈能宽、姚桐斌，都在国外生活了10年以上。由此看来，在国外居留时间的长短，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归国信念。

另外，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除了较长的国外留学经历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比如程开甲在中学时就获得全校英文背诵的第一名，直到84岁时，他还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精彩片段。

从籍贯看，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江苏和浙江籍人各6人，安徽3人，湖北和湖南各2人，云南、辽宁、河北、山东各1人。钱三强、屠守锷，赵九章同为浙江省湖州市人，程开甲和杨嘉墀同为江苏省吴江县人。

23位两弹一星元勋青少年成长时期所在的省份排序分别是：

在南方（淮河以南的）长大的有16人，北方为7人。如果以东部和西部对比，则来自沿海省份的有14人，来自中部省份的有7人，西部的仅有来自昆明的王希季和重庆的周光召2人。

23位元勋中出自苏南浙北和长江三角洲地域的就有10人，如果算上长江三角洲接近地安徽南部和中部地区的邓稼先等3人，则为13人。

23位元勋共有18个姓氏，其中只有3个姓出现率在两次以上，即：王姓3人，钱姓3人，陈姓2人，其余姓氏者均各占1个。考虑到王、陈两姓在汉族中占有较大比例，而钱姓出现3人次应该说是一个高比例。周恩来曾注意到了钱姓科学家在“两弹一星”队伍中的比例。1965年夏天，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负责人之一钱骥携带卫星方案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向周恩来汇报。这时，周恩来手拿一份汇报人员名单，亲切地问来到面前的科学家们，你是哪里人，哪个大学毕业。当他得知钱骥的姓氏时，风趣地说，我们的卫星总体设计师也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科学的，原子弹、导弹和卫星，都离不开“钱”啊。在这里，周恩来还暗指钱三强负责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组织工作，钱学森是研制导弹的领导人。

如果联想到研制“两弹一星”的科研队伍中还有著名科学家钱晋、钱皋韵等人，说明这支科学家队伍中有更多的钱姓人士。

两弹一星元勋都对物理学有精深的研究。此外，对数学的爱好或优异成绩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物理学和数学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两弹一星元勋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两弹一星元勋们至少在高小阶段时都在数学上表现出天赋。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一些比较早慧。比较有名的是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他在小学毕业时获得昆明市小学生会考第一名，靠奖学金就读中学。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约他去报考西南联大，预先品味高考滋味。结果，高一学生王希季被录取了。从那以后，在任何考场上，王希季所向披靡，直到在美国完成学业于建国初期返回祖国，他一直是所读专业的弄潮儿。

相比王希季，出生在江南水乡的核武器技术专家程开甲不那么早慧。他在朦胧初开，刚踏进学校的时候，是一个村野顽皮小童，二年级时居然留级，全校闻名。但是，读三年级的时候，程开甲的数学天赋被激发了。他开始跳级学习。这时他的语文成绩虽不理想，但由于数学成绩逐渐变得非常突出，还带动了语文水平的提高。程开甲上初二时成绩已经冒尖。在数学上，他毫不费力地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的60位数，还将1~100平方表倒背如流。直到80岁高龄以后，程开甲仍然喜欢演算数学，并能够熟记大量数学定律。

彭桓武从小学时起一直到中学、大学，乃至投入工作以后，都被称作“数学战场上的长胜将军”。在研制原子弹的起步阶段，计算机尚不普及，彭桓武用数学“初估”的办法来检验计算机运算的结果。他对数学的爱好保持到八旬高龄仍然不衰。

战略导弹专家黄纬禄在初小阶段由于贪玩，成绩也比较差。但是这样的情况为时很短。他的数学成绩自小学后期开始明显提高，此后飞速发展。他在高中一年级期末考试时第一次获得全班总成绩第一。从那时起，他的同学要在学习成绩上追上他就不那么容易了。考大学的时候，黄纬禄将7道数学试题全部答对，数学教师希望他转入数学系，但是黄纬禄仍按志愿进了电机系。

还有周光召，他以神奇的数学演算，验证了邓稼先的设计方案。

倒是科学泰斗级大师王淦昌在晚年时抱怨自己的数学不够好。其实，王淦昌从小就喜欢推演数学难题，经常思考数学难题。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能够在物理研究中取得那么多突破性的成就。

研究出提炼铀235这样在当时成为“核心机密”的吴自良教授亦表示：“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觉得作出数学题是一种愉快。而数学是物理的基础。”

黄纬禄院士说：“我愿意建议家长和老师们，重视孩子的数学演算能力的培养，培养他们愉快地进行数学演算，因为这是一种智力体操。这种智力体操锻炼得好，受益无穷。”

面对两弹一星元勋们，人们常常惊诧他们超人的智慧，解决疑难的敏锐。走近他们，和他们交流，才会发现：他们的学识、他们的智慧，都是在理想和勤奋的心血中浸泡出来的。他们表现出来的数学才能又何尝不是如此。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中国全国各地建有多处“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的纪念雕像和纪念建筑。“两弹一星”国防科技科普基地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建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中国继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1969年搬迁至此，1992年迁至绵阳科技城，历经23年。中物院人在此先后组织完成了22次核试验的指挥实施和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与定型以及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等国防科研内容。“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淦昌、邓稼先、陈能宽、朱光亚、程开甲等杰出科学家曾带领数万名科研工作者扎根于此发展中国核武器事业，铸就了中国的“国之重器”。该基地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办公楼、邓稼先旧居、王淦昌旧居、防空洞等167栋上世纪建筑物及众多纪念实物。

中国各地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多部介绍“两弹一星元勋”事迹的图书。

2001年4月清华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主编的《两弹一星元勋传（上、下）》，全面详实地介绍了两弹一星元勋各位科学家艰苦创业、勤奋钻研、克服困难、创造伟业的感染事迹。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多套包括“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家在内的中国科学家纪念邮票。

2022年9月7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九)》纪念邮票一套4枚，其中第2枚图名为“物理学家程开甲”。他是第10位进入新中国邮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两弹一星元勋是历史选择的一代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地作出了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人民网 评）

两弹一星元勋是创造历史的一代人。1964年10月16日，大漠深处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邓小平同志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人民网 评）

两弹一星元勋才华卓越。他们中有“无论在哪里都可抵五个师兵力”的空气动力学家，有让老师赞叹“没见过物理像于敏这么好的”的物理奇才。他们无私崇高，为了研制“两弹一星”，许多人扎根大漠，甘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默默奉献，连家人都不了解他们具体从事的工作，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自力更生，从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以超常的毅力和投入向世界宣告：“别人已经做到的事，我们要做到；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们也一定要做到。”（人民网 评）

历史不会忘记两弹一星元勋。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诠释的“两弹一星”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勇攀高峰。

“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3位两弹一星元勋是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先进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中的许多人，如钱学森、郭永怀等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拥有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但为了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毅然回到祖国。有很多人像于敏一样，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隐姓埋名几十年，连家人都不了解他们具体从事的工作。（共产党员网 评）

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孙家栋、王希季等老同志回信中写道：

孙家栋、王希季等老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作为“东方红一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感动。

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习近平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