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篇

第十二章 谢眺《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释证

第十三章 庾信诗赋中的士族意识

附 庾信《哀江南赋》作年辨正

第十四章 陈寅恪士族理论述评

第十五章 黄节与汉魏六朝诗歌之笺注

第十六章 日本学者六朝诗歌研究一瞥

征引书目

后记

2004年5月，笔者获得了题为“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在阅读古代典籍和近代以来学术大家的论述之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门阀士族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所在。从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到中国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无不强调了这一点。内藤湖南先生指出：“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在它未发生变化和解体之前，就是中国的中世纪社会……在这一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这时期的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今天的中国文化也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筑起来的。”

梁启超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同为清华国学院导师，他们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寅恪先生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说：“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而涉及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评价时，两位先生看法存在分歧。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此为治史者之常识，无待赘论也。近日梁启超氏于其所撰《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谓‘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浑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看小了。’及‘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修文之实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