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庶孽”，其实是指两班家庭中妾侍所生的后代，为了减慢两班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庶孽的两班人口，沦落为脱离两班圈子的另一个阶级，称为“中人”，不得享受两班的待遇，而只能充当翻译、医官、捕校等低级基层官员。

而另一方面，两班阶层为了保护自己的田产，就必然会挖空心思巩固自己的地位，朝廷上出现了士大夫争夺有限官职的斗争，后来，士大夫们个体的矛盾最后上升到门阀的斗争，个体的士大夫不得不相继加入到某个集团中谋取利益，这就形成了党争。朝鲜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就是由开始的仅仅是不同政见、不同理念，发展到最后的党派林立、不断分裂。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两班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崩溃，同时连带著国家的不断衰败。

朝鲜开国不久，朱子学的分立就已经开始出现。以功臣们为首的勋旧派，以及以坚持节气、拒绝侍奉新王朝的在野士林派。勋旧派以郑麟趾、申叔舟等勋臣为首，继承了大性理学家权近的道统，聚集在汉阳一带，故又称为“近畿派”，是国家的统治核心。

以金叔滋为首的岭南学者，则继承了学者吉再的道统，坚守对高丽王朝的孤忠，成为于勋旧派相对应的士林派，又称为私学派。这是朝鲜时代党争开始之前士大夫势力的基本态势。而这一态势开始出现变化是在世祖大王篡夺端宗大王王位后出现。

勋旧派朝臣中因为拥护世祖与否而分裂成两个派别：以勋旧派正统继承者自居的郑麟趾为首的派别、以不满世祖大王(世祖大王为世宗大王之次子)篡夺王位拥护端宗大王(端宗大王是世宗大王之孙，文宗大王之子)的成三问为首的派别。如此细分，又可以将不满世祖大王的派别分为以“死六臣”为代表的大义名分派别和“生六臣”为代表的节义派。所谓死六臣，即指意图推翻世祖大王、拥立废王端宗复位的金文起、成三问、河纬地、李垲、朴彭年、柳诚源等六人，在世祖大王二年(西元1456年)被诛灭。

所谓的生六臣，是指金时习、李孟专、成耽寿、赵旅、元昊、南孝温等六位不满世祖大王篡位而淡出官场的士大夫。士大夫的门阀之争越往后就愈演愈烈，与勋旧派对立的士林派步入朝廷之后，士大夫的斗争又空前激烈起来。

成宗大王时代(15世纪后半叶)，士林势力踏足朝廷，在朝廷急速地推行符合士林派施政理念、而与勋旧派方针利益相悖的政治改革，勋旧与士林的矛盾难以调和，最终在燕山君时代引发了一连串的“士祸”，联绵不断直到明宗大王时代。在此五十年间的士祸当中，屡次遭受打击的士林势力，在朝廷形成朋党，于是，士大夫的斗争又上升到党争阶段。

党争阶段的门阀特色，是所谓的“四色”(南人、北人、老论、少论)。而四色门阀总括起来属于东人与西人两个系统。朝鲜宣祖大王初年(16世纪末)，由于争夺朝廷的职位，引发起沈义谦和金孝元的矛盾。吏曹参议沈义谦因为反对金孝元叙任吏曹铨郎的要职，而与金孝元反目，从而形成了以金孝元为首的东人党(金孝元家宅位于汉阳东面的乾川洞)和以沈义谦为首的西人党(沈义谦家宅位于汉阳西边的贞洞)，此后，东人与西人居然成为世代相传的门阀区别，延续到士大夫的子孙后代。在东西两党分立的初期，东人党占据了政治的主导地位，长期掌握朝政，将西人排斥在外。

因此，在执政圈子当中自然也会分立出不同的派系，这种分立如同细胞分裂不断在执政派别中持续。宣祖大王二十四年（公元1591年），以王世子册立的问题为导火线，引发了东人党内稳健派和强硬派的对立，即是所谓的南人党与北人党。倭乱结束之后，北人党掌权，于是又分别分为大北党于小北党。此后，支持光海君(李珲)即位的大北党得势，于是又分为骨北党与肉北党。因为帮助仁祖大王推翻光海君的缘故(仁祖反正)，没落了相当长时间的西人党得势，执政五十余年，直到朝鲜显宗大王时代，同样也分裂为勋西党、清西党、山党和汉党等。

此后，令人眼花缭乱的党派之争尚未止息，肃宗大王时代的党争被推向高潮。在懦弱的肃宗大王治理下，朝臣通过各种手段来排斥异己势力。开始，通过王族服制的争论为手段，东人的南人党打倒了西人势力，重掌了朝政，之后又分裂为清南与浊南两派。但是不久之后，西人又再反扑，以谋反的罪名排斥了南人党，再次掌握政权，又分裂出少壮派(少论)与老壮派(老论)。

后来，以朝鲜肃宗大王对张禧嫔的好恶为转移，反对册立张禧嫔之子为世子的西人又丧失了权势，不过后来随者张禧嫔的失宠，西人又再度将南人党赶下台，此后的南人党势力终于寿终正寝，基本上销声匿迹。此后的朝鲜政坛成了老论派与少论派的天下。此后，士大夫的斗争又进入了势道政治阶段，而两班阶层经历了相互倾轧，也逐渐步入衰亡，整个朝鲜王朝终于走进分崩离析、国家败亡的末世。

两班人口的膨胀一直是两班阶层无法克服的痼疾，两班人口的自然增长，已经使得两班阶层承受著巨大的人口压力。而自从朝鲜王朝中期以来，历尽倭乱和胡乱，两班与庶民的界限模糊，大批非两班阶层的人口涌入两班阶层当中，两班自此一落千丈，以两班为基础的朝鲜王朝政治体制崩溃，朝鲜王朝由此踏上败亡之路。

壬辰倭乱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官府能够征召的良民减少，官军无力负担起整个战场的抵抗，而不得不依靠义军作战。因此，对义军的论功行赏产生，从而为贱民、奴婢从良开辟了道路。为数不少的公私奴婢和非两班的良民，通过参加义军而获得官府的嘉奖，或脱离了贱籍，或步入了两班阶层。胡乱当中也有类似的奖赏原则，对建立军功的下层人民授予高一级别的身份。

另外，为了恢复战后蹂躏的社会经济，官府采取了卖官的措施，一批愿意缴纳粮食的富农，跻身于两班行列，通过缴纳粮产而晋位两班的并不局限于富农商人，甚至连公私奴婢、手工业者也乐于此道。后来，这种卖官制度成为了惯例，一旦官府出现经济危机，就大量地卖官鬻爵、出售未署名的任命状，晋身两班成为寻常的交易，两班在朝鲜已经失去了天之骄子的地位。之后，两班的人口迅速上涨，到了19世纪，两班户在总人口的比重，甚至已经达到多数，占了六至七成左右

一方面，下层民众不断跻身于两班行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固有的两班失势，被排挤出权力中心，沦为乡班(乡下的两班)甚至地位更为低下的劳动者。没落的两班是朝鲜王朝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失意的没落两班往往会与朝鲜王朝发生正面冲突，领导各种民乱对抗官府。在朝鲜王朝后期的洪景来之乱、晋州民乱等等，大抵都是由没落的两班所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