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耻 人定胜天　　立志养气 立品修行

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

下午请稚辉[ 吴敬恒，字稚晖，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季陶[ 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又担任国民政府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 胡汉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1931年2月，因政见分歧，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至10月，胡被解除软禁。]、汪[ 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核心人物，多次与蒋介石反目。1931年宁粤对立时，为粤方核心人物。“九·一八”事变后，与胡汉民和蒋介石共同决定国民党内的统一，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出任行政院长。]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 当时国民党中央内部出现宁（南京）粤（广东）对立，蒋介石表示愿下野，请广东方面与南京统一。在广东方面的压力下，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务。]

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伤）未有如此之甚也。

1936年12月27日

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

雪耻

本日医病，下午会客。

胞兄介卿正午逝世。余在病中，家人犹不愿使余闻知。呜呼，兄弟三人，今只残余一人矣！蒙难之中，使病兄惊悸，致其速亡。但余出险之讯，彼已闻知，当可慰其灵矣。

是日腿部痛苦未减，精神亦不甚佳，仅会客数人，问岳军[ 张群，字岳军，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外交情形。

晚见汉卿[ 张学良，字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蒋介石日记有手稿本、仿抄本、引录本和分类抄本等类型。

手稿本：66册手稿本现存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已全部公开。

仿抄本：以日记原稿为蓝本，依其原有格式和内容重抄，部分藏于南京，多数也存于胡佛研究所。

分类抄本：2012年1月18日，台湾“国史馆”出版《蒋中正五记》，“五记”为分类抄本，由蒋介石秘书王宇高、王宇正以编年体的方式，就早期日记内容分类摘抄，由台湾“国史馆”重新整理，全部原文重现，一字不漏，仅在有明显错、漏字时，才另外补注说明。“五记”分为《困勉记》，记述蒋处理党政事务的心迹；《游记》是蒋的游历见闻记录；《学记》是读书心得；《省克记》是自励、克己修身之语；《爱记》是对家人、师友、同志关爱之情与人际关系。“五记”披露蒋的性格、家庭生活、读书游历、感情故事、交友应酬、社会观感，以及国之大事等，提供的讯息足以作为研究蒋一生个人行止、政治走向的重要参考资料。

引录本：蒋介石自1940年起便授意幕僚人员编纂《事略稿本》，侍从室秘书模仿《春秋》体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以蒋介石日记为经纬，参阅他历年函电、公牍、讲演等编成大事长编，年限为1927年到1949年，共计287册。2016年，13册抗战时期（1937年—1945年）《事略稿本》排印本在台出版，定名为《抗日战争时期之蒋介石先生》。

蒋经国日记从1937年写到1979年，1948年的日记佚失。

蒋经国在1937年回到中国之后，在他父亲的指示之下，先回到浙江奉化陪伴母亲。随后蒋经国在徐道邻、汪日章、黄寄慈等人的指导下重新熟悉中文、熟读国学典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而且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开始撰写在苏联12年的回忆录。从此，他开始每天写日记，直到1979年12月。

蒋经国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937年5月4日。日记内容大致如下：早起后习大字九十。早膳后与徐先生（应当是徐道邻）谈论国家政治。读曾国藩家书后意识到“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文中还提到表弟竺培风从杭州到溪口来让他很高兴。下午跟徐先生去了祖母的坟墓。晚饭后又跟徐先生谈论自己12年内的思想变化。由这第一篇日记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于自己在苏联接受了十多年教育的儿子并不完全放心，想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思想观察。

早年蒋经国的日记基本是一天一页，中规中矩进行记录。1970年代开始，他写日记的习惯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再是每天记录，可能某天日记写得很长，超过三四页，跨越数天，多半是他对于某些议题的想法或是对之前一周事件的补录。但还是会在每天页面的空白边缘记录当天的重要行程。

“两蒋日记”公开后，对后世研究、还原史实有相当帮助。

在“两蒋日记”中，蒋介石的日记尤其重要。《中国时报》援引两蒋研究学者的话说，“1924年北伐之前，他就出现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直到1975年过世，一共51年。他在世的89年中，有超过半世纪都在领导国民党，和国民党休戚与共。”

吴景平教授认为，“蒋经国日记有其特殊的价值，但是研究时仍需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蒋经国日记的公开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新线索，相信会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1975年蒋介石去世，日记由儿子蒋经国保留。

1988年蒋经国病逝前，将其父日记连同自己的日记一并交给其三子蒋孝勇保管，蒋孝勇去世后由遗孀蒋方智怡保管。

2005年1月10日时，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以蒋家代表身份，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签署保管合约，交付胡佛研究所保管。契约书载明她有权利在任何时间取回日记。

胡佛研究院大概花了近300万美元，超过两年的时间，才把“两蒋”日记处理好。

2006年开始，胡佛研究院在其档案室里已经解密了蒋介石日记，前提是前来查阅者只可手抄，不可拍照或复印。

2010年11月30日，蒋经国长孙女蒋友梅透过国际通商法律事务所发布“蒋中正（蒋介石）日记与蒋经国日记所有权归属”声明稿。声明稿指出，“两蒋日记”是蒋经国的遗产，属蒋经国全体法定继承人共有，包括蒋孝章、蒋蔡惠媚、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友松、蒋友柏、蒋友常与蒋友青九人，蒋方智怡仅是其中之一，蒋方智怡擅自向胡佛研究所宣称她是“两蒋日记”所有权人，在未经其他法定继承人授权下，交由胡佛研究所保管，侵害其他法定继承人权利，若有必要，将采取法律行动，维护所有法定继承人的权利。

2011年4月1日，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也突然通过律师发表声明，称她也是蒋介石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和其他继承人一样享有同等继承权，还委托律师发函给台湾的研究机构和胡佛研究院，提示这两个机构尊重她的合法继承权益：凡涉及处分蒋介石遗产的任何举措，均须取得她本人及其他合法继承人的同意。

2012年1月18日，收藏于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五记》率先出版，“五记”由蒋介石秘书王宇高、王宇正以编年体的方式，就早期日记内容分类摘抄，由台湾“国史馆”重新整理，原文呈现。

2013年，斯坦福大学向加州联邦法庭递交诉状，希望法庭谕令蒋家后代循法律途径解决蒋介石日记所有权的争端，并让该大学免于卷入蒋家人关于日记所有权的争讼。此时，两蒋日记仍在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里，随时提供学生研究，正本仍保存良好，一般提供的都是影本资料。

2015年，台湾“国史馆”对蒋友梅等13名蒋家后代提民事诉讼，欲确认“两蒋日记”所有权。台湾“国史馆”申请将“两蒋日记”等文物权利的诉讼移回台湾进行，美国法院同意。

2016年11月11日，台北地方法院当天首次开庭,审理台湾“国史馆”诉蒋家后人蒋友梅等13人、要求“两蒋日记”(蒋介石与蒋经国)的所有权与管理权一案。

“国史馆”主张，两蒋日记中属两蒋任“总统”期间的手稿，符合所谓《总统副总统文物管理条例》文物范围，依规定为“国有财产”，其中夹杂的公文书属“中华民国”所有，都应由“国史馆”管理；而非属任职期间的部分原为两蒋个人所有，但经由保管人蒋方智怡赠与，“国史馆”取得保管权。

2020年6月19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两蒋”任职期间的文物归属台湾“国史馆”所有，全案可上诉。

2019年9月9日美国联邦法院正式判决，同意胡佛档案馆向全世界公开日记复本。当时该档案馆仍处于闭馆状态，

2020年2月3日，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经国日记正式对外公开，这份前后持续四十余年的日记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备受瞩目的新材料。

2023年7月20日，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争讼10年，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近18年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的51箱文件所有权之争，终于尘埃落定。位于加州圣何塞的美国地区法院于2023年7月11日确定文件所有权归于台“国史馆”。

2023年9月，历经10年缠讼的两蒋日记原件共计59箱运回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