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当林巧稚转到北大医院工作时，一心想成为临床大夫的严仁英也跟随过去。1948年，35岁的严仁英被医院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1949年11月，严仁英回到祖国。同月21日，北京市下令封闭北京的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人。刚刚回国的严仁英，就参加了为妓女检查身体的工作。

1964年的时候，农村连最基本的预防注射都没有，在毛主席“医药卫生工作重点应该面向农村”的指示下，严仁英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学习班，一边治疗妇科病。她几乎跑遍了密云水库的库南库北。只可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切活动不得不终止。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丈夫王光超特殊的身份，她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暴。王光超是王光美和王光英的哥哥，这样的社会关系使得她没法再到农村进行调查，于是她又开始默默地关注非法人工流产给妇女带来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经过民主选举严仁英全票当选北大医院的院长。但是她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决定从临床改行做大家普遍认为最没有前途的保健。而且她不仅自己改行，还专门在医院成立了妇儿保健中心，开始在北京的农村进行孕产妇死亡原因的调查。

1983年“欧洲中国围产检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美科学家讨论了中国北方地区神经管畸形的高发问题，严仁英教授与美国奥克莱博士（Oakley博士）探讨了合作项目的可能性，以此标志着中美两国关于神经管畸形的研究正式开始。

严仁英和老伴王光超被称为“杏林双彦”，但是2003年王光超不幸辞世，享年91岁，这对严仁英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王光超以前是北大医院的皮肤科专家，但甘居二线照顾家庭，严仁英每次下乡、出国，都把三个孩子丢给王光超，同事们就曾看到王光超自己带着孩子在商店买棉衣。

严仁英，1913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家族，祖父严修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曾与张伯苓一道，共同创办南开系列学校，被誉为“南开校父”。因为排行老四，家人都亲切地叫严仁英“四妹”。

从小在深宅大院中长大的严仁英，12岁前都没出过家门，据她自己说，“所以老有点野性大发，老想往外跑”。

南开女中的五年时光，严仁英成了个十足的爱玩会玩的快乐女生。那时的她，个子高高，活泼好动，当仁不让地成为校篮球队和排球队的核心成员。

话剧一直是南开学校经久不衰的传统。当年，周恩来、曹禺都曾是南开话剧团的风云人物。严仁英也跃跃欲试，她联合同班同学邓婉娥、陶葆圣，将东北地区爱国将领郭松龄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自编自演，为话剧起名《反正》，主角郭松龄将军自然由身材高大的严仁英扮演。

虽然是第一次出演，严仁英却镇定自若、吐字清晰，特别是她说出“我郭松龄正式宣布起兵！”那一句铿锵有力的道白后，台下掌声雷动。尽管这个女孩十足爱玩甚至略带淘气，可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全校前三名。

1918年，严仁英的父亲病逝异乡，祖父严修悲伤之余，对年幼失怙的严仁英兄妹倾注了全部的爱，祖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方法的科学，让他们获益匪浅。

严仁英兄妹也格外争气，努力学习、侍奉长辈，从小就自强自立。初三时，长年受肿瘤困扰的祖父严修也因病而去，严仁英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严家没出过医生，每每碰到病痛，全家几乎是束手无策，“特别是我的三哥，老早就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退学在家养病，为了照顾三哥，我的母亲付出了很多。所以我很早就有了当医生的愿望，而我想当医生的最初愿望，就是能够给家里人看病。”

1932年，严仁英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选修北平协和医学院预科必修课程，正式开启了治病救人的人生路。

1935年，严仁英如愿以偿地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并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协和医学院奖学金。

北平协和医学院素来以高标准培养的“少而精”而著称，因而协和的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学习异常紧张。林巧稚回忆当年学习时说：“一开学，几乎就与世隔绝了，一头钻到学习里。”而稍后于严仁英毕业的吴阶平则对老协和“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久久难忘。

凭着在南开、清华养成的良好习惯，严仁英依然是活泼轻松、乐于助人。也正是在协和的日子里，严仁英认识了同班同学王光超，两位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这里奠定了此后的一生情缘。

协和医学院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去各科轮流实习，为此，严仁英来到了协和医院产科，在这里，她第一次认识了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林巧稚是1929年毕业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第六届毕业生，也是协和医院第一个中国籍的妇产科主任，她曾亲手为5万多个婴儿接生，被称为“万婴之母”。

而在初来乍到的严仁英看来，林巧稚这位大夫颇有点“神”。

严仁英回忆：“我那会儿做实习大夫的时候就奇怪，怎么产妇在那儿哼哼唧唧地闹，林大夫一来了就没声音了。她就坐到产妇的旁边，拿手摸摸她的肚子，听听胎心，摸一摸子宫收缩，完了跟她说，你现在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现在肚子疼啊，是孩子要出来了，得给他腾道，出来的路得腾好了，孩子就好出来了。产妇牵着林大夫的手，她就安静了，她就也不嚷嚷了。所以在我印象里，我觉得林大夫真是一个好大夫，她对于门诊的病人、病房的病人都那么认真负责，非常耐心，除了给她治病，还给她解决心病。”

在恩师林巧稚的指导下，严仁英选择了妇产科专业，留在协和任住院医生。她很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这位年轻实习医生心目中，产科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个人来，两个人走，母亲和孩子走的时候都高高兴兴的，这令我心情舒畅。”

工作了一年多，正当严仁英踌躇是否要像林巧稚那样，不结婚，一步步从住院医生晋升到住院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时（老协和认为女性结婚就是事业的终结，最多只能去门诊），珍珠港事件爆发，协和医院被迫关门。

协和关闭后，林巧稚谢绝了同事动员她去美国的邀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开起了“林巧稚诊疗所”。而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则来到了杨崇瑞博士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并由此接触到了另一位为中国妇幼卫生事业作出贡献的著名妇产科专家——杨崇瑞。

在杨崇瑞的节育指导所里，严仁英看到了令她终生难忘的一幕：医生们几乎是在用“求”的口气，“求”患者们一定要采取避孕措施，告诉她们为什么要避孕，怎么采取措施。

严仁英震惊了。这几乎是“死乞白赖”地“求”病人，和以往自己坐在诊室里等病人求上门来，是多么的不同啊！就在杨崇瑞身边，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

1942年7月，严仁英辞去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的工作与王光超结婚，成为“王光超大夫诊所”的一名医生。但她很快便发现，丈夫的这个诊所有点“神秘”。这个坐落在西单旧刑部街上的小诊所，正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肩负着秘密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艰巨任务。

诊所是城内物资通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渠道。严仁英勇敢地配合着丈夫的“神秘”举动，“这样的秘密行动持续了两年时间，给根据地送药，我们从来没怕过。”

1945年夏，日本投降，北平城百废待兴。由于日本人的撤出，北平大学医学院教学陷入停顿之中，严仁英被请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授妇产学。

当年的学生胡亚美回忆：“当时，我们妇产科课程是由林巧稚老师讲授的。林老师当然是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教授，但她的普通话不太流畅，讲课时常用英文夹杂闽南语，学生听起来有些困难，也妨碍了对课程内容的领会。我们的大班长在得到林老师的同意后，请来了她的得意门生严仁英老师为我们讲授妇产科的课程。严老师讲课条理清楚，与临床紧密结合，很受我们欢迎。”

1946年，北大复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并入北大。北大医院重新开业，立即请来了原来协和医学院的各科班底，如内科的吴朝仁、王叔咸，外科的关颂韬、王大同，儿科诸福棠，眼科毕华德，耳科张庆松，皮肤科胡传揆等，严仁英的恩师、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自然也在其列。

当时，由于这些教授大多身兼数职，他们就把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找来做住院总医师，这其中有内科的邓庆增、外科的吴阶平、儿科的赵锡祉等，而林巧稚的不二人选，自然是严仁英。

就这样，严仁英再次回到了林巧稚身边。

1948年秋，在多方争取和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进修。想起为了事业终生未嫁的恩师林巧稚和杨崇瑞，严仁英格外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正当严仁英夫妇在美国努力学习时，大洋彼岸传来了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年之后，归心似箭的严仁英夫妇与许多有志青年一道，冲破美国方面的劝诱和阻挠，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严仁英夫妇从旧金山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同船的有老同学梁思懿夫妇、其弟梁思礼，以及范少泉、刘传琰等一批朝气蓬勃、心系祖国的年轻留学生。

在美国学过无线电又做过电台主持人的梁思礼随身带了一个惠普收音机，顿时成为这批渴望得知祖国消息的年轻人的中心。一天，收音机传来了10月1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严仁英等人无比兴奋，便在甲板上展开了庆祝活动：“按照新的国旗是红色，并有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和四颗黄色小五角星的解说。我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用黄纸剪了五颗五角星，把大星四周各放上一个小星。就这样，我们唱歌（《解放区的天》等）、跳舞，在甲板上尽情欢庆。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

按照严仁英自己的说法，归国之后，她干了一连串“不务正业”的事。首先就是为妓女检查身体。

1949年11月21日夜，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娼妓在新中国正式成为历史。作为妇产科专家，严仁英跟随医疗队在教养院对妓女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治疗。严仁英将她们看作自己的姐妹，不歧视、不嫌弃，以高尚的医德医风，感化着教养员的学员，自身也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

紧接着就是抗美援朝。1951年，严仁英跟随李德全带领的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志愿军。这期间，他们发现了美军空投生化武器的恶劣行径。于是，1952年3月和7月，严仁英两度赴朝，先后陪同国内团体以及英、法、意等七国调查团，调查美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

在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严仁英等人冒着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奔赴前沿阵地，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收集了大量的罪证材料。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严仁英多次参加有关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展览工作，在1953年德国柏林的展览上，她用流利的英语和翔实的资料向参观者讲述美军罪行，这些材料后来被编成中、英、法、俄四种文字出版。

1953年，严仁英受邀陪同康克清同志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第三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大会。从此，“情况的发展更是不可收拾”，各种外事活动接踵而来。

1958年，作为五名观察员之一，严仁英代表中国参加在科伦坡召开的亚非妇女会议；1961年，参加以许广平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1964年，参加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阿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1979年，参加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并在此后多次出访美国；1988年，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英国等。

尽管占用了许多业务和家庭时间，严仁英对自己这些“不务正业”的工作无怨无悔，她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每次出访，都自愿承担起照顾整个团队的后勤工作，并将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严仁英气质高雅、英文流畅，常常被当作中国妇女的“形象大使”。对此，她心中充满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豪情，“我个子高、英文好、身体棒，又不裹小脚。走出去人家一看我这个‘板儿’，整个一活生生的新中国妇女的好样板儿！人家就会觉得中国妇女解放了，真的解放了。”

归国之后，严仁英曾短暂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北京第一助产学校校长，旋即回到北大医院做妇产科主任。虽然从事的是“一个人进院，两个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但严仁英很早就体会到了这份事业中的艰辛和苦涩：

“记得1946年我刚到北大医院工作的时候，医院产科收治的病人要么濒危，要么孩子已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那时接收的产妇难产发生率特别高。我曾见过一位难产的农村妇女，由家人用一扇门板抬到医院时，孩子的一只手已经出来了。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小了。”

面对这些惨状，严仁英开始反思临床医学的局限。20世纪50年代，在参加北京市妇女健康普查工作时，她意识到，在未感觉患病时早期发现妇科肿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许多到门诊就医的晚期宫颈癌的患者，则大多回天乏术。

严仁英开始悟出一个道理，医疗只能救治一个人，而预防则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严仁英下定决心从临床转行到保健的，还是受老前辈杨崇瑞的感召。在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工作时，严仁英就敬佩杨崇瑞改造旧接生婆、培养助产人员，使全国孕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杨崇瑞听从严仁英的劝说归国，任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与她同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人接触多了，杨崇瑞“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标和个人行为准则，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着杨崇瑞的足迹，严仁英走上了妇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协讨论关于人工流产合法化的问题，严仁英和杨崇瑞都表示反对，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则人们更不重视避孕了。后来他们却了解到，由于得不到人工流产术的合法帮助，有些妇女遭受着非法的折磨。许多像“段三针”等土办法，未能成功流产反而会导致孕妇尿瘘等残疾，甚至送命。

严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脱离群众的单纯技术观点，提出了要“一只脚踏进群众中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引下，她开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2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严仁英带领各科专家奔赴北京远郊密云县，一边办“半农半医”学习班，一边治疗一些妇女病，几乎跑遍了整个密云水库。她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缺医少药以及农村妇女健康条件的恶劣。

可惜的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中断了。

严仁英夫妇没能逃过“文革”的冲击，顶着莫须有的“帽子”，严仁英被贬为卫生员。然而无论是抬担架还是扫厕所，严仁英都依然宽容真诚地看待他人，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

“文革”结束，终于迎来了崭新生活，为了使人工流产带来更少伤害，她开始提出“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设想，并带头在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研究室，着手药物流产研究。

初始的工作只能靠闯，为了对抗孕激素和促进子宫收缩，“听说新疆山上有一种叫雪莲的植物，那个植物使它周围地方的雪都化了，他们说它是‘热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来试试看。于是我们就弄点儿雪莲，用实验室的小耗子来做试验看看。”后来，严仁英等人研究出实用前列腺素和中药穿心莲等草药终止妊娠的方法，接着又研究开发新药，终于闯出一条抗早孕非手术终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这项研究已经用于临床，给广大妇女带来福音。

1979年，严仁英跟随以黄甘英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访美，其间，她接触到了国外日渐兴起的围产医学。想起自己从事妇产科几十年临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训，想起恩师林巧稚、杨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启发的严仁英决心将“围产保健”引入中国。

回国后，严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建北医一院妇产科“优生保健组”，开始研究围产医学。

以往的孕妇产前初诊要到妊娠7个月才开始，严仁英认为产前检查应从妊娠初期开始，坚持定期检查，才能做到早检查、早确诊、早保健，确保母子安全。于是，她又带领优生保健组成立了早孕门诊，继而组织孕妇学校，每天为近千名孕妇提供服务，对孕妇的生理、心理问题进行全面的指导，许多孕妇带着丈夫、婆婆一家人来听课。

现在，早孕门诊、孕妇学校、围产保健早已为人熟知，这正是严仁英为我国少生、优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贡献。

要做优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调研。严仁英选择了当时经济欠发达、围产儿死亡率高的京郊顺义农村为试点，开始对1981年—1982年的孕产妇及围产儿死亡率进行监测观察，并推广围产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没有经费？严仁英拿出自己的“顾问费”垫上；没有病人？严仁英带领大家挨家挨户“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严仁英义务给顺义村、乡两级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识别高危因素，处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抢救新生儿的能力。

3年多时间，她们走遍了顺义7个乡，调查研究的婴儿达到2000多个，终于使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7.6‰。严仁英的“围产保健高危管理”试点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卫生部的好评，世卫组织连续资助中国举办3期全国围产保健高危管理学习班，将围产保健高危管理的技术推广至全国，并出版《围产保健高危管理》一书。

自此，严仁英扛起中国围产保健的大旗，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严仁英与她的团队在全国农村陆续开展“造成孕产妇死亡的社会因素”调查、开展孕妇心理尤其是产后抑郁症的研究，将围产保健从医学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领域；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开展对“神经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将女性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上升为国家行为，使我国神经管畸形儿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

此外，严仁英还建立了中华围产医学会，创办《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建成北医妇儿中心大楼，在全国农村推广围产保健“三级管理网”。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围产保健、生殖保健扩展到各个年龄段和多学科领域。

80年代初，严仁英教授和一批妇产科专家，在北京顺义农村进行了围产保健高危因素的调查研究，发现神经管畸形发生率高达4.7‰，是造成围产期死亡率第一位的死因。严仁英教授向前卫生部汇报，并提出开展国际合作，进行科技攻关。几经波折和努力，在中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于1990年启动。项目由美方提供资金和技术，中方提供现场和管理，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和北京大学医学院（前北京医科大学）执行，严仁英教授出任北京医科大学项目领导小组主任。经过中美科学家和中国四省30余个县（市）超过12000名基层卫生人员的共同努力，追踪观察25万新婚妇女极其妊娠结局，结果证实，如果妇女在妊娠前后每日单纯服用0.4mg叶酸增补剂（斯利安片），在神经管畸形高发区有85%预防率，在神经管畸形低发区有41%的预防率。“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的科技成果，使用简单、廉价、方便，是预防人类非常严重、发生率较高的出生缺陷的有效措施。如今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据此科研成果，调整和制定了公共卫生政策。我国政府已实施免费为育龄妇女发放叶酸增补剂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我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原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名誉主任、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创始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九三学社中央第六、七、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主编了《妇产科学辞典》《围产医学基础》《妇女卫生保健学》《实用优生学》和《实用优生手册》等著作。

由于在妇幼保健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严仁英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

1988年，获中国福利会妇幼保健樟树奖。

1993年，获首届中国人口奖。

1998年，获中国内滕国际育儿奖。

1998年，卫生部妇幼司为表彰严仁英为妇幼卫生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特铸严仁英铜像。

200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儿童工作者。

200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北京大学向十位在北大执教的院士、教授颁发北大最高奖项——“蔡元培奖”，严仁英荣获“蔡元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