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把这句话用在严昌洪身上是十分恰当的。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他幸运地得到了名师的指点。章开沅先生以辛亥革命研究享誉学术界，严昌洪也是从辛亥革命研究步入史坛的。

严昌洪常对人戏称自己是“靠‘暗杀’起家的”。1981年时值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国史学会决定以论文评选方式来确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人选，严昌洪当时刚研究生毕业，之所以有幸从200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81名国内外与会成员之一，就是因其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这篇论文在当时突破禁区，对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暗杀活动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被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暗杀活动的一篇比较成功的论文。从此，严昌洪步入史坛，逐步登上史学研究的殿堂。

在中国近代史学会等单位组织的每十年一次的“纪念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严格用论文评选的方式来确定国内学者入会名单而著称，可以说是每十年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次发现培养新人的舞台。不少活跃在史坛中的知名专家，均是在这样的国际会议上崭露头角的。自1981年以来，连续三届亲临盛会的学者不是很多，中青年学者更是少之又少，严昌洪却能稳稳在其中占有一席，与其长期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是分不开的。200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他更是以两篇论文入选，一时成为美谈。

同样，每十年一次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以评选论文的方式邀请内地与会者的，而严昌洪也有幸出席了1986年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和1996年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两次国际学术盛会。

跻身史坛20多年来，严昌洪坚持把辛亥革命研究作为其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辛亥革命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了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国内外的已有研究成果，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既方便实用又严谨规范的工具书，严昌洪与人合作编著了《辛亥革命辞典》、《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等系列大部头工具书，均获得学术界的欢迎，其中收辞3000余条，约120万字的《辛亥革命辞典》以其辞书新颖、准确、规范、全面深刻地反映辛亥革命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进入90年代后，他又继续整理出版了《20世纪辛亥革命论文目录汇编》、《湖北地区辛亥革命档案资料联合目录》等工具书，继而在《历史研究》等权威刊物上发表多篇回顾20世纪辛亥革命研究和展望学科未来发展的论文，为后来学者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入门捷径。

在全面回顾的基础上，严昌洪又转入微观的剖析，2001年与人合作出版《癸卯年万岁——1903年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一书，选取1903年这一关键年份进行研究，其研究视角独特，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在2002年1月23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题为《“关键年代研究”的新开拓》的书评，认为：全书以关键地区和关键人物为研究重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突破了一般编年史的束缚，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增强了思想性，“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而且进一步深化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

近代社会风俗史领域的开拓者

章开沅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呼吁加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并提出“历史土壤学”这一概念。严昌洪据此将研究视角转向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深层次，努力开拓出近代社会风俗史的研究。这一转换不仅扩大了研究的视野，而且还具有打破传统史学格局的意义，给近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清新气息。但由于这个领域薄弱而且缺乏探索，资料浩繁而又极其分散，过去少有人涉足，研究之初难度很大。

严昌洪由辛亥革命研究深入到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是缘于上文提到的1981年的国际学术会议。其锋芒初试是在1982年发表的《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这篇论文，初步把辛亥革命与社会风俗两者结合在一起，其新颖的视角使该文被选入多种论文集，1982年的《中国历史年鉴》还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介绍，可谓一炮打响。

随后在1984年，他发表了开拓性的风俗史论文《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风俗的研究对象、特点、功能和方法，提出了社会风俗史是历史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的看法，从而为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此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此，严昌洪孜孜不倦地在这一新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作出了重要贡献，迄今共发表相关论文50多篇，其中《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俗研究》系列论文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更为重要的是，严昌洪还出版了风俗史方面的论著多部，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专著《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是在中西风俗横向比较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西方近代风尚传入中国后与本土风俗之间的嬗变与中国近代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为基本线索，系统地勾勒出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渐和经济变革的大潮之下社会风俗的演变轨迹，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社会风俗史专著。该书及90年代早期出版的专著《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光明 日报》、《中国青年报》、《历史教学》、《史学月刊》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书评，对其给予较高评价。1995年，《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还获得湖北省优秀成果奖。同时该书也成为后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必读参考书，引用频率相当高，有的研究机构人手一册，作为重要参考资料。《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倍受台湾学术界推崇，在台北南天书局出版了繁体字本。

严昌洪在科研中具有一种开拓进取精神，越是容易被人忽视或难度较大的领域越能激发起他的研究热情。他不满足于已有的学术成就，由博入约，转而从微观的角度加强对社会风俗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先后又出版了《中国鼓文化研究》和《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两本专著。前者选题新颖，构思巧妙，创见迭出，堪称填补社会文化史又一研究空白的力作。该书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纷纷载文予以推介，后来被评为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湖北、武汉地方史研究的热心人

在严昌洪撰写的社会风俗史论文中，以湖北、武汉为题材的文章占有一定的比例。《清末明初湖北社会风俗的演变》（载《辛亥两湖史事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载《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两文细致地描述了近代湖北、武汉地区社会风俗演变的特点。他认为清末明初武汉社会风俗的演变具有过渡性特征，即从时间上说，介于中古与现代之间的近代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时代，此时社会风俗嬗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古老的传统习俗与新的社会风尚并存与杂糅；从空间上而言，武汉介于东南沿海与内陆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又是处于外部世界与内地农村之间的中心城市，这就使它在风俗演变过程起着桥梁作用，而演变的速度和程度又在上海、广州等沿海口岸与中部沙市、宜昌及各县城、农村之间处于一种中间状态。这些新颖精辟的看法，对我们认识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演变颇具启发意义。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老武汉”，幼年时端午节独自到汉水边看龙舟竞渡、参加毛巾行帮的迎神赛会“亮子会”等经历长久地留存在他的记忆中。从社会风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成了他拳拳桑梓情的最好表露。1994年出版的《武汉掌故》一书，他是主要撰稿人和主编之一，该书对武汉掌故或旁征博引、或娓娓道来，集历史笔记、故事传说于一身，对武汉历史文化十分熟悉，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虽然这是一本通俗的读物，但该书忠于史实，言之有据，作者还专门到街头巷尾进行采访和考察。的确，书中许多篇什，如果不是对武汉充满感情的人是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的。此书后来收入“武汉旅游文化丛书”得以再版，可见其影响之大。正像章开沅先生所倡导的“参与史学”一样，严昌洪不满足于书斋式的学问，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先后被推举为湖北省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文史学会副会长，积极推动政协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作为一名历史学专家，作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也作为一名热爱家乡的学者，他不断地为武汉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明 天建言献策，如关于武昌首义文化区的建设规划、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筹备方案、中山公园受降堂旧址的恢复陈列、湖北军政府旧址的复原展览、武汉国民政府旧址的陈列展览、武汉市博物馆的武汉历史陈列，甚至石门峰都市陵园与名人文化公园的建设等等，都曾得到他的指点。可以说，严昌洪用自己的毕生精力为弘扬武汉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中国鼓文化研究》（合著）、《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合著）等；主编有《东方商旅丛书》、《武汉掌故》、《“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地区辛亥革命档案资料联合目录》、《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论文目录汇编》、《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等；参编有《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编委）、《辛亥革命辞典》（常务编委）、《中华文化辞典》（副主编）等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近现代史料学》、《孙中山与辛亥武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