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1953年，严楚江连续出版了植物形态学第一编《藻类植物》(1951)、第二编《菌类植物》(1951)、第三编《苔剪植物》(1951)、第四编《蕨类植物》(1953)四本著作，因印数不多，供不应求，读者多次建议再版。后来合为一册，取名《孢子植物形态学》。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从原始的低等植物到进化的高等植物的各类植物形态、构造和生活史，以及植物界的起源与演化。在这部著作的研究取材方面，他尽量采用本国植物，其中多数标本是他亲自采集和切制的，同时详细地介绍了它们的生态分布。为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贯彻科学为生产服务的精神，凡属中国特产和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他都选录进书中。这部著作在1959年出版，被高等教育出版社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十本书之一。该书出版后被中国不少高等院校选作植物学、植物系统学的教材。

自1953年起，严楚江在厦门大学任教，1955年得到校、系领导的支持，创建了植物形态学研究室，科研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1955。1956年两年间，他发表了《形态学中的植物演化问题》、《菱的吸收叶究竞是什么》、《梧桐细胞的无丝分裂》、《梧桐花两性分异的讨论及其表皮形态的研究》等四篇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不仅为中国植物花果形态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为植物学的分支学科及农林等应用科学提供了参考资料。60年代初期，在花果形态解剖方面，国内除了某些专题研究和报告之外，还没有专门著述。严楚江就想以中国经济植物为材料，写一本花果形态解剖著作，1她—1她年间，他着手总结如多年来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就花、果和种子的构造、发生、起源以及演化著成中国第一本《花果形态学》专著，这本著作对于植物学理论和农业生产实践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1994年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厦门市第一印后旷印刷的《厦门兰谱》是严楚江晚年的著作，当时他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他不顾疾病、不论寒暑，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从采集、压制标本，到分类鉴定、摄影等工作均亲自动手，还悉心调配绘图颜料，亲笔作画，历经3载，终于在1拟年初步完成这部图谱，他从中选出品种稀少或较为原始以及新发现的种、变种先行付印。这部著作不仅对兰花的形态、结构、分类检索作了系统、族确的描述，指出并纠正了前人著述中的种种谬误及不当之处，还以水墨丹青为各兰株绘制精美的彩图，具有科学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第一部分印出后，受到国内外园艺工作者的赞赏。直到20世纪肋年代，北京、上海、四川及福建的许多单位，时常来联系购买，购不到的要求重印。10年浩劫，严楚江的《厦门兰谱》著述工作被迫中断。严楚江逝世后，所遗留的《厦门兰诺》，除已印出的第一部分外，还有尚待后续的资料手稿，为缅怀他的业绩，厦门大学生物系借厦门大学成立70周年《南强丛书》刊行之机，重印已有完整描述的第一部分，并从未及发表的遗稿中，选出32种已描绘的彩图，合为一册，于1吻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厦门大学首批16本《南强丛书》之一。这本专著192年在首届高校出版社图书评奖中获学术著作优秀奖。

严楚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态度严谨，他也十分珍重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始终没有离开教学第一线。为本科生开过高等植物形态解剖学等课程，还指导每届本科生毕业论文。他讲课概念清楚，条理分明，语句简练风趣，很受学生欢迎。他开始培养植物形态学研究生、进修生，亲自开设了藻菌植物形态解剖学、中国经济植物解剖学、专业英语课程。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经常到实验室了解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做论文的情况，虹发现问题，及时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性格直爽，学生如有错误，则当面提出批评。严楚江十分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除学习、进修外，极为重视他们实际能力的锻炼，使年轻教师通过教学、科研实践，相快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为中国植物学领域培养了一批教学和科研损术骨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楚江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并兼任厦门大学植物形态学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严楚江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把全部心血贡献于学校。他治学严谨、执教严格、讲课语句简练风趣，深受广大师生的赞誉。曾担任福建省政协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福建省植物学会第一届理事长。

严楚江为祖国的教育科学事业辛勤地工作，虽几次受极“左”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仍念念不忘科研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得知党将为化彻底平反之后，他更加精神振奋，想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科学事业再仍贡献，1978年10月9日由于旧病复发与世长辞。严楚江离开人世已经十多年了，但他的高度的事业心与顽强的工作精神，将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