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监生生病之后仍不懂得爱惜身体，还是很爱操心身外之物。天气暖和起来，他病情稍微好转，可以到房前屋后走走。挨过夏天，秋天病情加重，卧床不起，还惦记着地里收稻子。即便打发了仆人下乡去，还是不放心，心里依然很担心很急躁。由此可见，以前在秋收之际，严监生要亲自下村庄督促佃农，凡事亲力亲为，是个典型的被物化、爱财物胜过爱自己和家人的吝啬鬼形象。

严监生一出场就被作者贴上“胆小有钱”的标签。这与其自身身份地位与庞大家产之间的巨大差距有关。严监生的身份是监生，又有着严贡生这样一个欺软怕硬、贪财惹事的哥哥，严监生的胆小懦弱便是从小养成的。在面对哥哥惹下的种种案件时，懦弱的严监生只想着如何平息，却从未想过自己与这些事本无半分瓜葛。一直想着用钱解决纷争的严监生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懦弱更助长了严贡生的嚣张气焰，悬殊的对比更加剧了严监生对自身身份地位的不自信感。但如此地位卑微的严监生却有着十几万家财；财产与地位不相匹配的巨大差距再次刺激着严监生的内心，加剧了严监生性格中的怯懦与胆小，所以在其死后严贡生便将严监生家财半数侵吞。

严监生有时也出手慷慨。“忝列衣冠”的兄长严贡生，因在乡里恬不知耻、横行霸道而惹上官司极其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后，引出了“胆小有钱”的严监生，他一出场就为严贡生的官司背黑锅、料理烂摊子。大舅子王仁劝他少管闲事，严监生却说：“这话也说不尽了。只是家兄而今两脚站开，差人却在我这里吵闹要人，我怎能丢了家里的事，出外去寻他？他也不肯回来。”严监生很了解自己兄长的秉性，有可能当时分家也是因为兄弟二人不和，只好分院另住。同时，严监生还是有一定担当的，乃兄一走了之后，他承担起解决跟王家和黄家纠纷的责任，折了猪价给了王家，与王仁、王德立了字据，了结黄家因借约而起的纠纷，一切办理妥当之后，一共花了十几两银子。虽然这十几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出自一斤猪肉也舍不得吃的严监生之家，也算出手大方了。严监生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有情有义、有担当，最起码顾及了兄弟之间的情义，维护了乡绅人家的一点体面。

严监生尚有人情味在，在处理长兄官司这件事上，顾及兄弟情义，并且客观上维护了严家的乡绅颜面。严监生真正出手阔绰是在扶赵氏为正、托孤之时。正妻王氏虽然是他的贤内助，但并没有生下子嗣。赵氏是生儿子的妾，在王氏生病卧床之际，严监生就开始幕后台前准备起扶正赵氏的事，把王仁、王德两位舅爷请来邀进密室，先许诺修岳父岳母的坟，送王氏积攒下的东西，又齐臻臻拿出二百两银子送给一人一百，还说将来准备祭桌都是自己出钱，并且要送给两位舅奶奶一些首饰。后来，王仁、王德又趁机敲诈了一笔严监生又拿给王家两兄弟五十两银子。在王家兄弟去省城乡试辞行之时，严监生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给王德、王仁做盘缠，并且说道：“我这病势沉重，将来二位回府，不知可会的着了？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托孤于王德、王仁也显露出严监生的用心良苦和对子嗣的殷切希望。

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记载，吴敬梓之子吴烺，曾见扬州有个商人家资百万，临死时，口不能语，亲友站在他的周围看着他，至晚上忽然手竖起两根指头，掇口不止。他的儿子问道：“父亲是害怕二郎年幼，无暇料理自己的生计吗？”商人摇了摇头。他的儿子又问道：“父亲是想着二叔欺负您的儿子吗？”商人摇了摇头。大家都很惊讶。他的妻子随后赶到，环顾室中说：“他是想要挑去油灯碗中双灯草罢了。”富翁缩手点头，闭上眼睛去世了。

作者将严监生假托在明朝，其实写的是清朝，是他自己所体察和感受到的社会。当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把知识分子牢牢缚在科举制度上。作者用辛辣的笔调，描摹了其丑恶和可笑的形象，从而批判这种桎梏人的思想、泯灭人的天性的科举制度；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胆小有钱、吝啬的严监生，也使严监生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著名的吝啬鬼形象。因此，严监生被称作“东方葛朗台”；与李梅亭、卢至、监河侯一同被称为“中国四大吝啬鬼”。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二老官（严监生）空拥十数万家资，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茎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