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被转到另一所医院，全身像煮过的龙虾一般红，充溢着鲜活的血色，脑后有一个沉重而累赘的紫红色瘤子，他还健壮地活着，并没有濒临死亡，甚至可以说对鸟开始形成了压迫和攻击。鸟被一种自我防卫的激情所驱使，认为自己必须逃离这个怪物，与此同时，却又羞耻而痛苦地感觉到自己深陷于极端利己主义之中。绝望之余，鸟暗中希望医生拖延手术，让婴儿自然死去。可医生却看出鸟的用心，表示“不可以直接动手弄死婴儿”，但私下里建议鸟“调整一下给婴儿喂奶的量”，或者干脆“用糖水代替牛奶”。鸟如同逃离现场的罪犯，从医院昏暗的走廊逃到了火见子的住处，那静谧的避难所，温柔的忘忧乡。他进出火见子的房子，也进出火见子的身体，甚至把这里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医院的值班医生，焦躁地等待着精心策划的阴谋得逞。

又是一个暑热难耐的子夜，鸟和火见子以一种互相都不沉重的姿势懒散地持续做爱了一个小时。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火见子在性高潮的上空盘旋，如同挤奶一般挤压着鸟，鸟则任意选择火见子的某一次高潮，使之与自己的高潮重合。由于鸟害怕做爱后的漫漫长夜，高潮过后不久便又重开战阵，并在平稳到达高潮的过程中进入甜美的梦乡。这时，不远处的黑暗里响起了电话铃声，只是这个期盼已久的电话并未传来婴儿由于衰竭而死亡的消息。在电话里，鸟被告知，脑外科专家、医院的副院长决定为婴儿动手术。手术的结果谁也不敢断定，倘若效果不甚理想，鸟将必须陪伴一个植物似的孩子度过一生。这是鸟无论如何也不肯面对的现实。他拒绝了医生的建议，把婴儿从医院抱了回来。鸟和火见子筹划了几个方案，其中包括借黑市堕胎医之手埋掉病儿。苦风凄雨中，婴儿的啼哭使得鸟在内心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终决定把孩子送回医院接受治疗，以承担起自己的人生责任。

鸟经历了炼狱般的煎熬，终于在冬季即将来临时从医院接回了痊愈的孩子。回家后，鸟忆起来自巴尔干半岛的一位外国朋友送给自己的一本词典，这本辞典的扉页上有朋友题写的“希望”二字。他要立即翻开这本辞典，查阅“忍耐”一同的语意。

作家在这篇小说中，成功地超越了个人的体验，将其与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的生存选择联系到了一起， 也因此而触动了更多的心灵。

《个人的体验》小说以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城市——广岛为背景。1963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访问了广岛。无数受到核爆炸危害而残损的生命让大江健三郎震惊。他谴责战争的残忍，也由衷地为那些受到侵害的无辜生命而悲哀，同时，广岛人的坚强与认真也让作家看到了生命的尊严。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光亦是一个无辜的个体， 由于一场意外而要承受难以想象却无法回避的艰苦人生之路；而这数目广大的战争的受害者们不仅要重拾生活的信心， 还要直面潜在的核辐射将持续危害他们后代的惨痛现实。对于这些人，坚定地活下去需要勇气。更何况那潜在的对于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事物也绝非轻易就可以完全消除。大江健三郎终于从自己家庭的遭遇中走出，再次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存在所应有的积极意义。这就如同萨特所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大江由此想到，“既然人是历史上的存在物，那么文学的作用当然就是要塑造出一个跟包容了过去与未来的当今时代一同生活在里面的模特儿来”，他决定用某个“生活的模特”来揭示生命存在的普遍境遇。这样，一个人的体验才具有了人类生存的普遍意义，因为他象征性地隐喻着普遍的人生。“鸟”的遭遇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 但他的遭遇包容着历史也意味着未来，因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小到每个人在生活中都难免会遭遇的挫折与困境， 大到社会与人的异化、生存环境的恶化、权力与利益的博弈、持续不断的战争对和平世界造成的威胁等等， 都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鸟”的沉沦与痛苦是人类脆弱性的表现，而他最终艰难地选择却是人唯一的出路。也是因此，当读者看到不堪重负的“鸟”的那份尴尬与绝望时，油然而生出的不仅仅是怜悯，还有内心深沉的认同感；当他终于从精神的颓败中站起时， 这一个决定的艰难和它将包涵的意味也才能激发起意志的力量，唤醒人的尊严。当《个人的体验》发表时，作家已经接受了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事实，经过了痛苦的探索与反思，他有了新生的感觉。而从“小我”的生存体验到人类“大我”共生信念的升华就蕴涵在了这小说之中。

《个人的体验》小说，描写了战后生长起来的一代青年的生活，表现了社会责任这一鲜明的主题。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阿鸟说：“我只是不想再继续逃避生活的责任。”表明了主人公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负起生活责任的决心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这是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改造人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取材于作者同痴呆弱智儿共生存的切身体验，叙述主人公鸟因残疾婴儿的出生而引发的一场精神危机和心灵苦斗。然而，《个人的体验》又是主人公、作者、人的共同体验，因为在大江“自己创造的想象的世界里, 他努力发掘个人的体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共同的追求。这在他成了残疾儿的父亲之后的作品里有更充分的体现” 的。美学追求新高度自古以来，凡文学艺术都是以小喻大的。但到了当代， “小”和“大”的概念都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化：“小”可以小到极小，直到连人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无意识；“大”可以大到极大，直到连人的想象也达不到的宇宙太空。因此，以小喻大的艺术法则，衡量的标准是愈来愈高了，达到的难度也愈来愈大了。

大江健三郎深知这个艺术奥秘，他指出：“集中于小的、局部的东西，而后推广于世界中去，我想所谓文学就是这样的吧。小孩子所感到的痛苦和全世界所感到的痛苦或坏事是有联系的。”他闭在他的美学追求和小说创作实践中，已经达到把小宇宙与大宇宙结合起来的新高度。这里的小宇宙，既可以指四国森林那样的“边缘”小地区，也可以指人的内心小世界。这里的大宇宙，既可以指日本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中心”大范围，也可以指名副其实的宇宙太空。

大江是站在日本森林山村这样的小宇宙，用作品来“呼唤”全球大宇宙最紧迫、最重大的人类生存与世界拯救问题，如残疾痴呆儿问题、原子弹爆炸受害者问题、地球污染问题、向“新地球”移民问题、人类的内斗和内耗问题、艾滋病问题、人工流产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生与死问题等等。与此同时，大江从人的“内心痛苦” 和“个人体验”出发，让小宇宙包容大宇宙、呼唤大宇宙；举凡大宇宙所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一切，都在人的内心世界留下刻痕，掀起波澜。在大江文学中，人的小宇宙（心理世界）与物的大宇宙（现实世界）已臻于或迫近“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的境界。

关于《个人的体验》这部作品，大江说得明白：“写在这里的死和再生的主题，当然是以时代、世界的死与再生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但就其根本来说，正如这里谈个人的感怀一样，是把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对死与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说的形象有关，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一我的祈求的层面上来完成现实的表现。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和残疾儿子的共同生活上，而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使它成为支撑我现实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说的情节随着覆盖时代、世界的核武器黑云更密更浓，作为难以动摇的主题，确实在自己头脑中开始存在了。”可见，大江对《个人的体验》的题材与主题等内容的审美体验，确实是以小宇宙与大宇宙相结合为艺术鹊的的。在大江的审美体验中，小宇宙是出发点，而大宇宙则是归依点。

大江开始创作的5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从“二战”结束时的废墟中摆脱出来，政治上取得了独立，经济上经过朝鲜战争的“输血”，也获得了急剧的恢复与发展。日本经济的畸形繁荣，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社会上和人际关系中又充满着荒诞与丑恶。这种生活的转变迅速冲击着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西方的思想观念普遍地代替了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审美意识也伴随着文化心理结构的开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战后首位存在主义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的椎名麟三，开宗明义地提出：“战后文学开始明确了决心要在自己是人这个问题上负起责任来的态度。这是很重要的。从大江来说，他刚从四国古朴的森林小山村来到繁华的大都市东京，对生活的转变产生与存在主义文学共鸣的创作动机是毫不足怪的。正如他本人坦诚所言：“旧本社会进人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从此，生活在东京的我开始体验到另一种紧张关系。东京的日常生活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自己感到不能很好地适应。于是，产生于四国森林中小山村口传故事的神话般的小宇宙开始呈现出重要意义。我发现自己在东京的现实生活和森林中小山村的神话之间，并正在被撕裂。在强烈的紧张关系中，用语言再建自己生机勃勃的小宇宙，这就是我的文学事业。”，具体到《个人的体验》这部作品，大江健三郎以他的紧张的、被撕裂的社会体验加上残疾婴儿父亲的矛盾、痛苦的家庭体验，说出这样的话来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我作为一个表现同时代的人，通过小说来刻划这个时代的社会、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存的。内心痛苦是我的出发点。” 大江对《个人的体验》的情节、结构等小说形式，还有更深人、更具体的审美体验：“如果按小说来谈，那么，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即使表现现实的一个侧面，也要把对象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实性，并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节发挥作用。读者的想象力也是以同样的作用，接受小说表现的内容。表现某一现实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实, 而作为单个存在的作家，必须超越单个的制约，要达到某一普遍表现的完成，除了经过这一概括之外别无他途。然而在经过多面化表现的整体上，一般说来，在其贯穿作品整体的文体上，也应该有经过概括的单个的声音。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

从东方传统文学观从艺术观念说，大江的审美体验体现的是一种以“现实政治与‘呼唤’文学相结合的现实主义”为主的东方传统文学观。对于文学的作用，大江首先提出：“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20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镣文学的作用了。”他是把文学的作用与时代、社会、人类的现实状况与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 他从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出发，认为：“我们共有的时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 “一个巨大的恐怖实体确确实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恐怖的根源完全是非常荒唐露骨而且十分拙劣的人所作所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几乎原始的——即使原始人也未必制造这种事故——极其单纯而偶然事故造成的开端，就发动一场最后的战争，把从原始时代直到20世纪人类创造的历史，把这整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明，把走向未来的极具可能性的文明，也就是人类的希望，一古脑儿毁灭!“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把两者的关系当作各具强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确时代精神。

特别是使之显在化，表现一个时代精神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制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 “我认为，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大江以这种观念来看待某些脱离现实的青年作家，批评道：“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而大江自己在接受原广司的采访、回答“文学的责任”问题时，则强调和肯定“大江文学是呼唤的文学” 。“我在广岛和长崎采取过政治性、社会性的行动。我的行动决不会产生现实的效果，但我的社会行为若能起到呼唤作用也好。因为我认为人类的根源就在于呼唤。”《个人的体验》正是这种文学观念的创作实践。它从作者的个人亲身体验出发，描写的“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即核威胁背景下的残疾儿主题这样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从而表现出“我们是在如此规模、如此具体的恐怖之下，营造着我们的生存基础”，呼唤“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即主人公鸟的恢复“信赖”、“忍耐”及决心与残疾婴儿的“共生”。不过，大江并没有把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而是充分发挥了文学的个体具象化特性与群体审美化功能，巧妙地达到“参与”社会政治的目的。《个人的体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鸟作为一个残疾婴儿父亲的那种心灵地狱般的“只限于我个人的绝对个人的体验”，多方渲染他盼望、计划到非洲那方天堂般的净土去旅行的“最大的理想”，以为“旅行非洲期间就能忘记孩子的不幸”，但是，仅仅“非洲作家的小说里的一个插曲”就足以使读者知道并相信鸟的个人体验是如何与人类的普遍性经验融合在一起的：“人类的女性一怀孕，强盗幽灵街的幽灵们就选出一个同伙潜进那个女人的家里。幽灵代表黑夜撵出真正的胎儿，自己钻进子宫里。生产的日子一到，变成善良的胎儿的幽灵就出生啦。那样的婴儿不久就得病。为了治病，母亲献出什么，幽灵就把它们悄悄放到秘密的地方。孩子的病绝无治好的，最后死了的孩子被埋葬的时候，幽灵恢复原形，钻出坟地，从秘密的地方运出财产，回到强盗幽灵街。幽灵变成婴儿为了独占母亲的爱，使其毫不吝惜地献出一切，他生下来就是很漂亮的。非洲人把这种婴儿叫做为死而生下来的婴儿，可那是矮人族的婴儿，非常美丽。”这真是一个美丽的非洲神话，然而其中又浸润了全人类自古以来对残疾儿问题的多少辛酸、恐惧、悲愤的经历与体验！相比之下，核威胁的问题在小说中只是作为一种陪衬性情节来写的，但也明确地反映出人类的共同心声。小说男女主人公鸟与火见子在好几个场合从电视新闻和广播新闻中得知“莫斯科的又一次核试验及它的影响” 之后，“被刚才的那条新闻震动了”，议论道：“也许使用核武器的世界末日的战争开始了。”作者在这里也加上一句叙述语：“全世界的人都感到他们同一的命运是不好的，恶运正在成形。”显然，在作者看来，主人公的认识与忧虑也代表了人类的共识。

心理体验意识流从艺术方法说，大江小说采用的是一种以“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心理体验”为主的意识流方法。大江在日本文坛上素有“直觉型作家”的声名。他本人也直言，当他用小说来刻划这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存时，“内心痛苦是我的出发点”。就是说，大江“是在通过写作来驱赶内心中的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所共通的东西” 。这个“人类所共通的东西”，既包括现实主义文学观所主要认为的人类的社会意识和个体意识，也包括现代主义文学观所主要认为的人类的无意识、潜意识。对于后者，大江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的某些观念和技巧。具体地说，《个人的体验》中的两类心理体验描写，第一类意识部分主要是指主人公怎样经历并走出心灵炼狱的体验，第二类无意识部分主要是指主人公的性心理和性体验。在第一类意识部分的描写中，小说着重表现了主人公 “走人地狱”——“走出炼狱”——“康复人性”的三个意识发展阶段。男主人公首先自甘堕落，嗜酒如命：“鸟一打开教授身边桌子盖发现了那瓶高级威士忌就用双手抓起了它。鸟眼球充血，他感到扭曲了的喜悦热辣辣的。就是地狱我也要走一遭。”实际上，就是不嗜酒，活在世上的鸟也如同身处地狱：他在少年时当过小流氓，“体验了特殊的生活”后，他在寻找一个失踪的疯子的过程中， “逐渐对疯子的人格产生了好感，一直热心地坚持找到最后。疯子认为这现实世界是地狱，是化装成狗的鬼怪，他因此恐惧万分” 。鸟对酒醉呕吐的体验正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怖与痛苦。不过，鸟的更深的心理体验还在于面对他自己的残疾婴儿那个时刻： “今后就要把婴儿和瘤子一起养大吗？他已经脱离了死的边缘。他绝不是轻易抛几滴痛悼的泪水就可以溶解掉的东西。他将活下去，并将压迫鸟攻击鸟。红得像虾伤疤状闪光的皮肤包裹下，而今婴儿猛然活下来，拖着沉重的瘤锤。植物性的存在？即使如此他也是个危险的仙人掌似的植物。”但是，大江把“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这样的信念与健全的意识逐渐赋予了鸟，使鸟没有完全丧失理性，得以最终克服心灵残疾，走出心灵的炼狱。在表现这段心灵历程中，大江独出心裁地分别突出了“婴儿”、“过去”与“不幸”这三种意象或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婴代表人类的未来。鸟在火见子的陪同下准备把婴儿送到堕胎医生那儿弃之不顾的当儿，“他第一次正眼俯视孩子的脸”，“孩子的哭声似乎含有各种意味呐” 。鸟后来能够负起救助与抚养孩子的责任，说明他逐渐懂得了孩子哭声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过去代表人类的业绩与光荣。现年27岁的鸟，自知“我既缺气少力，又恐怖万分，又要逃之夭夭”，但旧友菊比古用他的过去激励他：“20岁的鸟可是个不怕天不怕地，自由自在的汉子，我没见过他怕过什么” 。这样鸟“决定把孩子领回大学医院去做手术。我不再逃避了”时，他又恢复了过去的“英雄”的“自我”。不幸代表现在的磨难与考验。正如鸟的岳父教授所说： “你把这次不幸从正面接受下来，胜利了。”鸟这时已领悟到人类只有不断地从不幸中奋起才能前进的生存法则，于是以“无哀无怨的口气”回答：“在这现实生活中生存，这最终就要受制于正统的生存规则。即使打算堕人自欺欺人的陷阱，早晚也只能拒之于身外。”大江就是这样通过鸟的走出炼狱的心灵历程，象征性地揭示出人类只有恢复过去的光荣，才能走出现在的不幸，从而奔向未来的希望这一铁的生存规律。

在第二类无意识部分的描写中，小说主要揭示的是男女主人公从“性恐惧、性禁忌”、“性自虐、性变态”一一“恢复性正常体验”、“性爱帮助康复人性”的性意识发展四部曲。

在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中，人类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最基本的两大生产之一的自身的生产（性爱、婚姻、生殖）的困境表现得最为充分，特别是人类的性心理、性意识扭曲变形得最为严重。在《个人的体验》中，男女主人公一出场就陷人性困境中。鸟对自己性障碍的原因清楚：“不是技术性的问题，是恐惧心理呀。”自从残疾婴儿出生后，他们夫妻两人都不愿、也不敢同房了，性恐惧得十分厉害。所以，火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必须打碎你自己制造的性的禁忌。不然你那性的世界就要扭曲变形了。”而作为“性专家” 的火见子，她的性意识同样扭曲变形得厉害：“自从他（指丈夫）自杀以后，我对道德已没有那种纯洁的趣味了。你就是打算和我做那些最让人讨厌的性交，我也能从中找到本真的。” 更有甚者，男女主人公一度发展到性自虐、性变态的阶段。鸟就经常受到性自虐的诱惑：“突然鸟想，如果她是有性虐待癖好的女人的话，那就好办了，挨打挨踢挨瑞我也会默默忍受，就是喝她的尿我也在所不辞。”确实，鸟与火见子均有着轻微的性变态： “鸟在半失神的状态里谛听着她的叫声。突然鸟仿佛抑制不住满腔憎恶咬了火见子肩脚一口。

火见子又一次发出了更响亮的叫声。鸟张开眼看见一滴滴血珠从她那贫血的耳际淌向面颊。鸟又一次呻吟着。”这种描写，正是为了更深人地揭示人物的社会生存环境的异化及其痛苦而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 如：“鸟以那卑微好色的心情希望有一次最反社会的性交，他希望有一次使自己的羞耻感裸露无遗的性交。”不过，在火见子的帮助下，鸟终于恢复了正常的性体验。这时，鸟的性恐惧、性变态已得到了医治, 随着他正常人性的复归而康复。同时，火见子本人的性变态也得到鸟的治疗而康复正常，而性正常也帮助了正常人性的复原，正如火见子对鸟所言：“我与你的关系，一开始只不过是单纯性的结合，我只不过是你感到不安和羞辱时的性的救急场。可是，昨夜我也攒起了去非洲旅行的热情。现在我们重新以非洲地图为媒结合了，鸟。我们已从单纯的性的地方跳上了更新的高度。”这个“更新的高度”，显然就是正常的、健康的人性的高度。至此，男女主人公及他们所代表的人类的性意识发展四部曲已完整而象征性地勾画出来了。在艺术表现中，作者从内容到形式都借鉴了意识流方法，这从作品的语言形式上也可见出。如作者情景交融、一气呵成的叙述语言：“从濡湿的柏油路面和两旁遮天蔽日的树上返射过来的霞光像霜柱般坚强而又晶莹地扑进鸟那被楼房内夜的依恋的温柔所陶醉的瞳孔里。猫着腰赤条条地站在起居室中央伸出一只手想取过放在电视机上的新裤的时候鸟看见自己裸露的胳臂才意识到自己一丝没挂。”这是以鸟的眼光和意识流动为视点来叙述的，省却了标点符号的长句子完全符合人物“完全麻木” 、“慢吞吞” 、“惊惶不安”那种心理状态与行为特征。

大江在这部小说中突破了自己惯用的第一人称手法，而采用第三人称表现手法，从而有效地扩大了叙述的视点视角，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容量。如对主人公鸟的描述，除了从他自己的视点视角展开外，还可以从他人的视点视角来展开：“那三个人都若无其事地微笑着盯住鸟。对他们说来鸟虽然是个罕见的大怪物，但同时也是个不值得十分关心的局外人。他就是个无缘无故地喝醉了好几个星期最后终于离开大学的令人费解的家伙。”艺术风格现代派从艺术风格说, 大江小说的审美体验表现的是一种以“严肃内容与荒诞形式相结合的夸张变形”为主的现代派风格。

总的说来，大江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心理体验为特色，而以怪诞变异、夸张变形为风格，总体的创作方法可用“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来概括。这种现代派色彩浓厚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大江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江所反映、所表现的当代社会和人类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瑞典文学院的评价：“通晓西方现代派传统的大江，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笔触，勾勒出当代的人生况味。”大江小说的现代派风格，在艺术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怪诞人物和怪诞情节，而人物与情节的怪诞性又与思想内容的严肃性形成反差与对照。

大江笔下的人物，从整体看，是处在生存困境的人类的形象；从个体看，则是突出暴露人性弱点的各种形象。无论是整体或个体形象，都蕴含着、表现出作者创作中的存在主义怪诞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渗透到人物的行为、习惯、性格、心理、经历、命运之中，使人物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怪诞性的特征。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颁奖辞》所指出的：“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鸟与火见子的生活都是“人生的悖谬”的最好注脚。在精神上，“鸟对像蛔虫一样左右着自己的利己主义思想感到羞耻，禁不住面红耳赤汗流侠背”，在体力上，鸟是未老先衰，成为“只有四十岁人的握力和拉力的二十七岁零四个月的男子汉”；在自我评价上，“鸟轻蔑自己的混乱迷惘, 他要否认这一自我” ，“他知道自己是不值得信赖的卑怯的人、而对社会与他人，他认为“这都是演戏，躺在床上大动肝火的妻和就像歌舞妓演员一样传递信号的眼窝着上绿晕的岳母，还有正在考虑米粟与喘息之关系的我都是在演戏。大家干的这一切都是作戏，作戏！’他有时不愿虚伪地作戏，却放纵虚无的自我，一次“竟醉了七百个小时”，成了漂浮在酒精的海洋里的“烂醉如泥的鲁滨逊”；另一次则在酒后上讲台，当着一百来个学生的面“屈膝跪地像青蛙一样把张开十指的双掌放在泥辘滚的地板上，大声呻吟着吐起来。

鸟伸长脖子吐着仿佛吃东西的猫，内脏给绞拧着，就像个在阎王那巨大的脚下痛苦挣扎着的小鬼儿一样。反正事已至此，鸟试着吐得有点幽默感，可实际上却适得其反。”他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真是怪诞、荒谬之极。火见子也是如此。她也属于“临毕业前变成了莫名其妙的怪物” 的女大学生，“她们细胞的百分之几过于发达、变形，最终她们动作迟缓表情呆板整天优郁寡欢。并且她们对毕业后的日常生活根本不能适应，有的结婚就离婚，有的毕业就被解雇，有的无所事事出外旅游却尽遇到一些滑稽而又悲惨的小冲突。火见子临毕业前和一个研究生结了婚，她虽没离婚可更惨，结婚后一年她丈夫就自杀了。”所以她一人独住，“无论冬夏白天都躺在昏暗的卧室里思考什么极神秘的事。不停地吸涅贝卡特烟，屋子里灌满了人造雾。她只有在黄昏后才出门。”她自己说：“反正留在这个宇宙的我承担着总是难以忘记自杀了的他的痛苦的角色。”至于怪诞情节，情节是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怪诞的人物必然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怪诞情节。大江说他在这里主要采用“导人了许多神话”和通过想象“用虚构来晕染现实”的手法。

值得指出的是，大江在《个人的体验》中所表现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加人道主义的复杂思想体验。大江自己说与残疾弱智儿共同生活，“通过他我发现了人类的友爱，一种新创的友爱。我也理解了弱者怎样看这个世界。”因此大江认为在小说中就“必须提出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文学典型” 。人道主义与人类爱，跟利己主义和逃避现实、逃避责任是格格不入的。小说中，鸟一出场，就在寻找和购买一本非洲地图册，因为他想：“我很早以前就想去非洲旅行，回来后就写一本游记《非洲的天空》，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他还对火见子说过：“我除了非洲地图外一无所有。” 他对非洲的热情后来还感染了火见子，而两人之所以怀抱这唯一的理想与希望，其原因火见子说得很明白：“旅行非洲期间就能忘记孩子的不幸啊，鸟。而我也会忘记自杀的丈夫哩。”原来，非洲的理想与希望只是为了躲避现实，因而是虚空的。后来，经过一番精神苦斗，鸟终于认识到这“是逃避。我是把孩子留给了那个堕胎医生逃到了这儿的，而且，想象着继续逃，把非洲作为逃到最后的土地” 。

在小说结尾，他恢复了对残疾儿的责任感，决心“接受他把他抚养长大”；他给孩子动了手术，手术中“反复输血的时候，鸟几次提供自己的血”，而且知道“为了孩子将来的生活，我必须努力工作” 。这种新的与残疾儿“共生” 、自我“更生”的理想，才是踏实的、现实的。这是时代的主导精神与人类的希望所在。小说通过这一严肃内容的表现过程圆满地达到了自己的艺术目标：“20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大江的小说艺术是以夸张变形的荒诞形式来装载严肃的思想内容，以便更突出而鲜明地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呼唤人类的普遍更生与人类爱。

他笔下的人物表层上的言谈作为虽怪诞、荒谬，但深层内却在进行着走出心灵炼狱的极严肃认真的苦斗，荒谬的外表下掩盖着的是内心的痛苦，当然也不乏希望与理想。这，大概就是大江笔下的人物作为现代人典型的真实性与艺术魅力之所在，也是《个人的体验》这部杰作作为当代小说的现代派风格之所在吧。

鸟

小说主人公鸟是一位27岁的青年，因酗酒而中断了研究生学业，虽然在岳父的帮助下成了补习学校的外语教师，但现实并不能让他安定下来，他总觉得人生有缺失，婚姻不如意，生活如同牢笼一般，因此幻想着到非洲冒险以“窥视到远在现今安稳平庸的日常生活彼岸的东西”。正当鸟在人生的低谷之时，妻子又产下了一个脑部有残疾的儿子，这加剧了他的精神危机。生活的自由与个体的责任在鸟的内心激烈碰撞，自私与回避站了上风，鸟逃离了家庭，在与大学女友火见子的纵酒与性爱中获得了一时的安慰。火见子建议由私人医生处理掉婴儿，而后两人一起去非洲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想法触动了鸟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火见子还持有“多元宇宙论”相信在这一宇宙中消逝了的生命仍然存在于其他宇宙空间，这种观念一时间冲淡了鸟因逃避责任而潜在的羞愧不安。但在将婴儿送到私人诊所后，内在的小我与为人的责任却仍在他内心交战，甚至非洲也再不能唤起他的热情来，显然责任心在一点点的复苏，当随后在酒吧偶遇当年被自己遗弃的少年友人时，负疚的罪感强烈地唤醒了鸟不曾泯灭的良知，他最终决定接受医生为儿子手术， 哪怕造成一生的残障，也决心将这个小生命留存下来，与他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火见子

火见子是鸟的大学同学，她临近毕业时和同校研究生院的一位研究生结了婚，火见子结婚一年后丈夫就自杀了。从此，她就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拿着丈夫父亲给她的生活费，过起了昼伏夜出的生活。她“白日里一直沉酒于神秘的冥想，到了晚上，就驾上体育赛车满街仿徨。”关于火见子的丈夫自杀的原因，据说是他自己感到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一点点权利也没有。小说中鸟在孩子出生后第一次去找火见子时这样写到：“鸟听到过非常露骨的流言，说火见子是属于超常规型的性冒险家。甚至还有的说，她丈夫的自杀也与此有关。”火见子是怎样超常规地进行性冒险的呢？当鸟对火见子谈到她的一个还像孩子一样的性伙伴时，火见子说了一番这孩子的性怪癖后, 又直截了当地对鸟说：“那孩子特别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成年人，所以，什么时候能一起来，我给你留着心呢。鸟，你肯定接受过不少这类服务吧？在大学，低年级同学里肯定会有你的崇拜者，在补习学校，也肯定有愿意为你献身的学生吧？我想，在那样的小圈子里，你准是孩子们的英雄典型。”这是一段比较露骨的同性恋直白，从“你肯定接受过不少这类服务吧”中几乎可以明确感到火见子自身实际是接受过这种服务的。再有，当鸟与火见子谈论贝斯特精灵时火见子说“‘我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时，常常这样想，如果反过来，我让别人遇到可怕的事情，那一定更可怕吧；这是从心理上获得的补偿呀。你呢，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是，肯定是这样的。你还没这样做过。不过，难道在将来什么时候，你不会经历一次吗？’火见子谨慎地用预言者的口气说。”

从以上所列几点，大致可以推测：火见子的丈夫在发现妻子“可怕”的同性恋性冒险后，厌恶的同时，认为自己的权利丧失了，于是愤而自杀。也正因为如此，火见子一直对丈夫的死深感内疚，她既不能摆脱对丈夫的死所负的责任，又想忘掉它，所谓“多元宇宙论” 正是她的一种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当火见子向鸟大谈“在丈夫仍然活着的宇宙里，另一个我仍在和他一起生活着”时，鸟说“你现在还在为丈夫的自杀而感到愧疚不安，因此，为了不把死看成是绝对无可挽回的东西，你设计了这样一个心理骗术。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时火见子“浅黑色的眼圈突然泛起红潮”并且“突然对自己的多元宇宙论失去了兴趣”，变得兴味索然。正是这样一个火见子，在得知鸟想让新生的残疾儿死掉时，不但积极想办法帮忙促成此事，而且自丈夫死后第一次显得生机勃勃。

作家以其鲜活的描述触动了人们的心灵深处， 一部作品表明的不仅是一个父亲坚定的责任心， 也是对这纷繁变幻的世界中人类生存并更好地发展下去的一分信心。

——张晓晖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94），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专业。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掐去病芽，勒死坏种》、《个人的体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