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3 15:57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简称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召开的会议。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在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数量较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从而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27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共计55人。
1938年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会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938年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938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第五,其他问题。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科学命题;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这次大会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