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华、袁学之于1940年10月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迁至双峰，是看中双峰独特的地理人文优势：第一，永丰镇距湘乡县城有49公里，离国民党县党部较远。永丰镇地方势力很强，这里又有一个叫“璇保长”(程璇圭)的大地主，是条“地头蛇”。国民党县党部与这里的地方势力有矛盾，这对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是很有利的。第二，永丰这个地方交通方便，潭宝公路经过永丰，上至邵阳，下至湘潭，当时宝衡公路正在修建，即将通车，从湘潭、邵阳两市可直至衡阳。第三，当时由于党公开领导抗日，各级党的机关和大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份已暴露。永丰由于地处湘乡、邵阳两大县的交界处，国民党麻木，谁也没有注意这个地盘，再加上省委早已在永丰设立了联络点，负责联络工作的是孔福生同志，他的身份和联络点始终没有暴露。第四，永丰是当时湘乡县商业比较发达的集镇，在这里便于地下党的成员找到职业隐蔽身份；永丰又靠近山区，日本鬼子到来，可以上山打游击，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

省委在双峰那段时间条件非常艰苦，因为极端秘密，能找到的物资支援非常有限。当时省委制订了秘密工作条例，以严密的地下工作组织，严肃的地下工作纪律，规定地下工作者要社会化、职业化，要以个人身份去创造机关，个人的身份要公开合法，到保上去登记，不准党员个人找组织，只准单线联系。党员都有化名和代号，高文华化名贾先生，文仕桢化名熊胡子，袁学之化名袁发张。省委还在永丰天主教堂潜伏了一个同志，真名叫张忠濂，以挑水为职业。

“中共地下党”时期

地下党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当时省委的代号是“吴思三”，是省委制定的“五不、四要、三努力”准则的谐音。省委领导找下面的组织和党员就说是吴思三先生打发来的。如果党员违反了纪律，就说你知道吴思三先生吗? “五、四、三”指的不应该说的不说，不应问的不问，不要在会外讨论组织，不要发生横的关系，不要经常聚集在一起；要开会，要缴党费，要听党指挥，要团结群众；努力学习理论，努力学习经验，努力在群众中学习。

省委机关转移到双峰后，省委负责人高文华、袁德胜(袁学之)、文仕桢分别在永丰镇郊区、洪山殿、街埠头各自找到了隐蔽点。 高文华于1942年冬来永丰，住在永丰颜家仑上周老六家，以做辣椒生意为掩护，当时他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他夫妻俩，还有个革命烈士的妈妈，姓沈，带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孙女。沈妈妈假称为高文华的母亲，高文华因夫人叫贾玉连，故化名贾先生。

袁学之是1940年10月来永丰的，职业是米贩子，从湘潭用船运米到永丰，再卖到米店里。他们夫妻俩从湘潭搭船到永丰，同船有个在湘潭学木屐匠的，名叫谢培俊，住在永丰附近洪山殿，因此人是忠厚老实手艺人，袁学之便跟他到洪山殿居住。不久又由谢培俊帮他在李子堂租两间房子，房主叫谢余庆。这时隐蔽在永丰老汽车站的地下党联络员孔福生以袁老的“表兄”关系，也搬到了李子堂居住。孔年纪较大，操湘潭口音，群众称“湘潭老倌”。1940年农历11月29日，袁学之的爱人陈宇眉在李子堂生了一个小孩，因这年是庚辰年，住地在永丰，故小孩取名“永庚”(后改名永坚)。几个月后，袁学之又搬到附近的上莲塘湾。

文仕桢比高文华、袁学之先来双峰。他以做桐油生意为名，住在街埠头睦邻堂(今属梓门桥镇永和村)。当时与他同居的有朱春芝、王淑南等人。朱春芝是益阳人，是延安派来的发报员，与文仕桢扮作假夫妻；王淑南是毛泽民的爱人，扮作文仕桢的嫂子。当时白色恐怖，即使三个领导人也不能随便联络。特别是找高文华书记，之前高文华给他们一人一个密函，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打开密函，按密函指示到指定地点找他。三人不能常聚，一般的信息是通过天青街邮局有一个无法投递的难民信箱进行暗号联系。开会是在洪山殿庙里和袁学之住处莲塘湾。会前要进行暗号联系，五里牌马路边有一个厕所，厕所上划了一个“○”，就表示没问题，如有问题就打上一个“?”。省委成员在袁学之住地共开过三次会议，最后一次是1941年7月袁学之经重庆赴延安的前夕开的，主要是研究讨论向周恩来汇报的内容。

1941年12月9日，周恩来告诉周里，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准备调走，委员文仕桢也要撤退。原省委成员走后，就成立新的省工作委员会，由周里接任书记。1942年3月，周里参加了省委在街埠头召开的工作会议。高文华、周里都传达了周恩来的有关指示，还学习了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内容。

1942年冬，高文华和爱人贾玉连撤退到延安去了，随即成立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三人领导小组，周里任书记，张春林任组织委员，刘鼎任宣传委员。省工委的主要工作是整顿、发展党组织，做抗日救亡宣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地下党处于极端困难时期，为了建立联络站，刘资生把心爱的书籍与夫人陪嫁的嫁妆卖了，以做生意为名全家搬到梓门桥街上，刘资生当老板，建立联络点。张春林、刘鼎只来往不常驻，生活非常清苦，全靠大村地下党员送粮、送油盐，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省工委成员仍以职业作掩护，分别隐居薛家渡、大村东湾里、四安埠等地。张春林卖剪刀剃刀，耍蛇卖艺，刘鼎织布、挑煤炭，不只是为了掩盖身份，同时也为了挣钱养活自己。

1944年5月，周里回南方局汇报工作。10月，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请示党中央后，派周里和张春林回湖南与南下部队取得联系,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经过半个月的艰苦跋涉，才终于安全到达双峰薛家渡地下党的联络点，和当地党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随后，周里在薛家渡县工委书记刘资生家召开了省工委会议，刘资生也参加了。随后省工委巡回于潭、湘、宁、衡、邵等地区，指导湖南的地下斗争。

“抗日游击武装”时期

1944年7月3日，永丰沦陷。1945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里等才离开双峰转往韶山，省工委机关也撤离双峰。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地下党---中共湖南省委驻双峰境内期间，面对当时日军大举侵湘与国民党反共愈演愈烈的情况，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领导全省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党的组织；精简机构，贯彻执行隐蔽精干的方针；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抗日；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对日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等……，在全省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都取得重大胜利。

可惜，睦邻堂现在只有几堵残垣断壁了，主体部分被拆除建起了楼房。据胡书记介绍，当年文仕桢做桐油生意的油桶还保存在一个农户家里。也因为那个农户外出了没看到。

睦邻堂，曾经为地下党中共湖南省委驻双峰之地，在领导全省人民开展抗日救亡等各项革命活动中有着辉煌的一页，建议有关部门收集当年省委成员使用过的文物，并做好恢复睦邻堂原状列入保护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