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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古籍出版社召开《看中医还是看西医》、《中医战略—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认识与思考》出版研讨会。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经纬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温长路，澳门大学教授、《看中医还是看西医》作者高也陶，国家科技部软科学研究“中医发展与战略”课题组组长、《中医战略》作者贾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吴可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陆丽娜教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黄国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纪宏，人民出版社新华文摘副社长黎松，北京新华汇文药用植物技术研究院院长、资深出版人成江以及北京有关新闻媒体出席了研讨会。中医古籍出版社社长刘从明主持了会议。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政治影响力在国际上日益扩大之际，前一阶段，有国外的某位学者和国内的一位教授，无视中国有关法律及政策的存在，继上个世纪初期废止中医未遂之后，依旧以中医不科学为由再次提出取缔中医，并得到国内极少数人的附和。中医在中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保健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其简便验廉而深受绝大部分农村及城市居民的信赖。为了加深国内外各界对中医的正确理解，中医古籍出版社迅速以《看中医还是看西医》和《中医战略—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认识与思考》为选题，联手重量级的权威作者，从中西两种文化的角度和中医发展战略高度，力求向读者客观展示中西医学的异同以及中医发展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使读者从中得到两种医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和对中医发展前景的正确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一书的作者高也陶教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西医，一直从事西医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他以某种“局外人”的立场看待中医，其视角十分独特。他认为，中医和西医都是建立在其传统文化上的，是其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能把它断裂和割裂来看。现代医学仍保留着某些2000多年前希波克拉底的理论基础，到目前为止也还有很多理论不完善，还是在发展，不断用后面的理论来推翻前面的理论。同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它对生命的了解都是盲人摸象，中医摸到了一块，西医摸到了另一块，都没有把真正的完整的概念表述出来，都是表述了一个局部的概念。用某个理论来批判另外一个理论，这是根本不符合科学态度的。有邓铁涛、朱良春等8位专家作序的《中医战略》一书，其作者贾谦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他以对中医药问题十几年的调研和研究为基础，以其掌握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用翔实数字论述了中医战略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中医现代化发展与国际接轨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质疑，足以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两本书都以大量生动的事例或具体数据来支持作者的观点，可读性很强。中医古籍出版社表示在本次研讨会后将尽快付印，在2007年初与读者见面。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古籍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特殊资源。古籍整理与出版承担着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据不完全统计，存世的中医古籍超过一万种，若包括不同版本在内，数量可达数万册。这种珍贵遗产是中医药学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当代中医药学继承和创新的主要资源，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古籍是不可再生文化资源，如果不能妥善保存，及时抢救，则必然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最终湮灭。因此，我们应该根据现代科研、教学工作的实际需求，对现存古籍分档，采取不同的方法整理、抢救。

古籍整理与出版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不仅要服务于当代，还要为千秋万代服务。整理古籍，首先要尽可能保留原貌，提高整理水平；其次，进一步创新整理的形式、方法，强化质量管理，全面提升古医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整体水平。古医籍整理出版不同于一般图书的出版，其质量涉及的因素包括底本、影印、校勘、标点、注索、索引等。然而，近年来随着国内外“中医热”的兴起，传统古医籍备受青睐，一些非古籍专业出版社急于出书，古医籍乱点、乱注、乱译现象严重，校勘体例前后不一，编辑章法不伦不类。大量经典医籍低水平重复出版，影响了古医籍整理出版整体质量水平。鉴于以上情况，笔者就影响古医籍整理出版质量的相关问题做以下探讨，以总结经验教训，改进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古医籍影印、排印出版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版本选择不当。有的在鉴定版本上未加任何筛选就选择确定，导致出现根本性错误，有的不注明底本，有的不明文义、词义、字义而妄补、妄改、妄删，有的不经校注而只将原底本加标点即行影印。随着影印技术的改进，随之而来的是版面较多地经过人工美化处理，错字、脱文、妄改现象却未根除，使新印本失其原貌，甚至出现书名与实际收书不相应的“名不符实”的严重失误。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对古医籍影印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请专家把关。我们认为古医籍整理出版者必须在选择鉴定版本方面下功夫，以避免出现根本性的错误。

在古医籍排印本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妄改、删节。古医籍排印本一般将底本加标点后（或用老式标点，或用新式标点）直接排印（或照搬原书版式排印或重新编排），或者加少许校注后排印出版；一些排印本并不完全忠实于底本，直录原文，整理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书进行改动，但却未加任何说明，其改动、增补之处并不局限于个别字词，有的篇章将篇名、正文、原按语均作了相应地改写，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原书旧貌。

在许多古医籍排印本对原书作了不同程度的删节，删节内容大多是整理者自认为不科学、无价值的内容。事实上，这些内容未必真无学术价值。如《素问》“刺法论”、“本病论”两篇久佚，宋初补上此两篇，并加注文。金刻本尚载有此两篇全文，故金元名医对此两篇经义多有发挥，对以后的运气学说及刺法理论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后世刊本多不载此两篇，或只载正文，删去其道家色彩较浓的注文。历次整理《素问》一书也均对“遗篇”不甚留意，以至于今人对此两篇内容，除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名句外，几乎一无所知（其实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道此句名言出自《素问》遗篇）。近来个别学者已发现“遗篇”的学术价值，从不同角度加以阐发，为“遗篇”翻案，但人们已很难看到其全文。前人的教训不能忘，希望今后在删节之前，一定要三思，给后人多留下一些原始文献。

古医籍流传既久，存在脱、衍、倒、误等方面的讹误。为了方便今人阅读、应用，应该对此予以纠正，恢复其原本面目，这就需要校勘，即：审定古籍版本，比勘章节异同，审定正文真伪，对误字、时间、病名、药名、剂量、讹脱、异说考证校正。古籍注释是加注说明古医籍中字词、音义训诂，有关人物情况及背景典故等。由于医学的特殊性，校勘、注释在古医籍整理工作中作用更大。古医书不经校勘而出版为害甚多，比如古今度量衡差异很大，而用药剂量是医疗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若不加说明校勘，今人“照本宣科”地使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恶果。但现在出版的一些中医古籍书，有的根本没有校勘，有的虽然校过，但校而不精，该校的不校，以致错误百出，谬种流传。有的底本选择不佳，未用多种版本互校，不该删减的附图等。点校方面的失误则表现在：断句不当割裂词语，不明语词所属文句错乱，当属上而属下，当属下而属上等。据此可以看出，古医籍点、校、注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深厚的功力和科学的态度，并且慎之又慎。

古医籍今译是沟通古语与现代语的桥梁，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原作，而不是代替原著。古医籍今译应该忠实底本，认真研究原文本义，切忌按字面意思牵强附会。现行古医籍今译本中常常出现的问题是：译文有误，如错译、多译、漏译等；编校有错，表现为错字、别字、误标点等；方法不规范，体例不统一；随意性较大，违背校勘常识；简化字和繁体字使用不当，不了解简体字与繁体字之间的对应规则，特别是古医书中使用的具有特殊含义的繁体字都机械地改为简化字。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译者学力不够，态度严谨，不勤于查阅资料，更加上出版者以赢利为目的，快译快出快赚钱，导致许多中医经典古籍的误译、误注与误解。

近年来，随着全球兴起“中医热”，中医古籍经典的重复出版也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专业出版社的职责是出版古医籍整理成果，当古医籍图书市场繁荣时，其他非专业出版社纷纷进入；而当市场冷落时，他们自然而然地离场，但专业古籍社却别无选择。这种冷热现象，一方面把古籍社带入难堪之境，一方面则加剧了某些热门古籍的重复出版。在医学门类，中医经典名著如《内经》、《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曾被大批量重复炮制，版本形式名目繁多，如普通本，精装本、点校本、白话本、文白对照本等。重复出版将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如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劣质版本的流布，读者利益的损害，不当竞争等。

在信息化时代，如何谋求中医古籍整理出版的生存和发展，使传统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适应时代的脚步，是从事中医古籍出版事业的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对中医古籍整理出版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传统的古医籍整理拓展了新的领域。图书数字化已经显露了在信息传播和利用上的极大优势。就规模较大的古籍而言，这一优势更为明显。对现存古医籍数字化改造，是实现古医籍有效利用的最有效途径，只有经过全面、系统的数字化整理，在保持原书原貌的基础上，实现文本化，才能实现电子阅览及全文多途径检索，为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样，中医古籍这一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才能更好地为当代中医药科技创新服务，为人类健康发挥出应有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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