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七号）

为了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刑法作如下补充修改：

一、在第一百六十二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二、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三、将刑法第一百七十四条修改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伪造、变造、转让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四、将刑法第一百八十条修改为：“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

五、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一条修改为：“编造并且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六、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一）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三）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的。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七、将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条修改为：“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国有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前款规定中的非国有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八、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原第三项改为第四项。

九、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从三个方面做出主要修改：

一是在草案第一条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第二款、第二条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第二款中增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企业章程规定”的条件。这样，符合规定的同类营业和有关关联交易不构成犯罪，与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做好衔接。

二是完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规定，将犯罪主体由“董事、经理”修改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加“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作为犯罪成立条件，准确界定和把握好此类犯罪的处罚范围。

三是进一步完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形，对原规定进一步修改整合，准确、妥善划定从重处罚情形。

刑法修正案（十二）共八条，进一步修改完善行贿犯罪规定，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

1. 记者：刑法修正案（十二）如何体现加大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执法司法中如何准确把握？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 许永安：腐败治理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是刑事立法一直关注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近些年不断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律制度，加大惩处力度。关于腐败治理和行贿犯罪，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行贿与受贿是一体两面，行贿人“围猎”是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污染源”，行贿不禁，受贿不止。当前实践中存在对行贿惩处偏弱的情况，对于行贿犯罪的查处和打击与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需要进一步发挥刑法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犯罪作出修改完善，进一步织密法网、加大处罚力度。这次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对行贿犯罪又一次作出重要修改。

此次修改的总体精神和要求是，将党中央从严惩治行贿的政策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进一步加大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列举了严重行贿情形。具体包括七种情形：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的；为谋取职务、职级晋升、调整行贿的；对监察、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人员行贿的；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将违法所得用于行贿的。明确规定对这七类行贿行为要从重处罚。从重处罚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司法适用中的量刑方面，也体现在监察执法环节查处方面。

二是调整提高单位行贿罪的刑罚。实践中，一些行贿人以单位名义行贿，规避处罚，导致案件处理不平衡，各方面反映对单位行贿惩处力度不足，刑法因此作了相应修改。

三是对其他贿赂犯罪的刑罚作出相应调整。我国刑法根据贿赂犯罪的主体、对象、行为等不同，规定了较多罪名，对行贿罪、单位行贿罪作出调整后，为贯彻从严惩治的精神，相应地调整对单位行贿罪等其他贿赂犯罪的法定刑，做好衔接和平衡。

2. 记者：人民法院如何贯彻落实刑法修正案（十二），依法惩治行贿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 马岩：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抓住斩断“围猎”腐蚀、权钱交易利益链条的关键，对于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进一步发挥刑法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审判工作中，要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坚持依法惩处行贿犯罪。行贿不查，受贿不止。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切实扭转“重受贿、轻行贿”的观念。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在保持惩治受贿犯罪高压态势的同时，切实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

二是突出重点、精准有效惩治。对于多次行贿、巨额行贿、向多人行贿、危害一方政治生态的行贿人，依法从严惩处。对于在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行贿，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防灾救灾、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依法严惩不贷，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

三是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加大对行贿犯罪分子财产刑适用和执行力度，决不让其从中获利。进一步推动完善对行贿人联合惩戒工作机制，合力惩戒行贿犯罪，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制定《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新规定、新要求，明确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确保刑法修正案（十二）得到全面、正确和有效的实施。

3. 记者：以往司法实践中，一些执法办案人员在查办案件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倾向。刑法修正案（十二）施行以后，如何把握立法精神，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 高景峰：党的二十大强调“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以往查处贿赂犯罪过程中，由于涉及人数多、查处难度大等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出现“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近年来，检察机关加强与监察机关、审判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加大惩治行贿犯罪力度，办案质量不断提高，落实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决策部署的成效正在彰显。2022年12月，最高检专门印发《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结合办理行贿犯罪案件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各级检察机关立足职能从严惩治行贿犯罪、提升办案质效提供规范指引，助力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推动惩治腐败问题标本兼治。

刑法修正案（十二）施行以后，检察机关将结合落实《关于加强行贿犯罪案件办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立法精神，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第一，提高政治站位，更新执法司法理念。深刻领会“受贿行贿一起查”决策部署的重大政治意义，充分认识行贿人不择手段“围猎”党员干部是当前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坚决摒弃“重受贿轻行贿”的认识偏差，以“遏源”“断流”的坚定决心和务实举措，依法精准有力惩治行贿犯罪。

第二，严格落实配合制约法定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对受贿案件中行贿行为的审查，依法将行贿犯罪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同时跟踪处置，确保依法追究落到实处。重点审查行贿案件量刑偏轻或不均衡等问题，综合运用判决同步审查、抗诉、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等方式，依法进行审判监督。

第三，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对于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财产性利益，严格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责令退赔或者返还被害人。对于行贿犯罪取得的不正当非财产性利益，建议相关单位依照法律法规等规定通过撤销、变更等措施及时予以纠正。

第四，进一步做好源头预防相关工作。继续做好涉行贿犯罪企业合规工作，促进企业依法依规经营；充分运用办案大数据，分析研判常见多发行贿犯罪的特点和背后管理漏洞，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或专项报告，促进社会治理；结合办案加强普法宣传，解读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社会公众对行贿犯罪的免疫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记者：公安机关将采取哪些措施贯彻落实刑法修正案（十二），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 孙萍：刑法修正案（十二）充分体现了对民营企业平等保护的精神，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下一步，公安机关将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活动，从制度、机制和实践各方面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

一是完善配套制度规范。会同最高检有关部门尽快研究起草《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的补充规定》，为刑法修正案（十二）涉及的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三个罪名的执法司法提供明确依据。

二是强化涉企案件执法监督。会同最高检进一步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加强公安机关执法监督与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的相互衔接，提升监督效能和办案质效。进一步强化案件审核和执法全流程监督，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机制。充分发挥“12389”企业诉求平台作用，严肃处理公安机关违规受立案、插手干预经济纠纷、违规收费处罚等损害企业利益问题。

三是推进羁押必要性评估工作。推动严格适用《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评估工作规定》，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依法规范适用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在保障办案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

四是依法保障企业财产权益。持续整治逐利执法和超职权、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等执法活动的顽瘴痼疾，集中排查纠正不规范冻结等执法问题，探索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加强执法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