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快车是流动的、建在火车上的慈善眼科医院，由四个火车车厢组成，配备有世界一流的眼科医疗设备。四个车厢包括有多用途会议室、手术室、病人休息室及医护人员起居室。

1997年“健康快车”随香港回归祖国而诞生。

至2002年，已先后有三列“健康快车”满载670万香港同胞的爱心和内地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驶入祖国的贫困地区，先后在安徽、四川、广西、甘肃、青海、浙江、贵州、湖北、内蒙古、宁夏、河北、重庆、广东、福建等30个地区，免费为27,000多名白内障患者实行了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许多患者因获得了劳动能力而走上了脱贫之路。

至2010年12月，“健康快车”已经在27个省市自治区的105个站停靠，为近11万名贫困的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的复明手术，使他们重见光明。许多患者因重获劳动能力而走上脱贫之路，过上美好生活

“健康快车”还培训各地的眼科医务人员，提高地方眼科医疗和护理水平。

医护人员：王海妹

第一次独当一面

王海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眼科护士。2002年，新婚刚两个月即离家上“健康快车”工作。在湖南吉首、河北张家口、山西长治，以及新疆的喀什、阿克苏5站服务满一年，承担病房护士的工作。我曾经观察她一整天的工作，发现她特别老练而井井有条，对老老少少的患者，她都是一种呵护孩子的口气，实际上她也只24岁。每当工作结束，脱下护士服，在同事们中间，她又成了大家喜欢的小妹妹，甜美可爱。职业的需要造就了她成熟的一面，而在“健康快车”上的工作经历，更使她有了独立果断的气质。

受宠若惊

我们第一站去的是湖南吉首，我一直在北京长大，也没怎么出过远门，快走的时候，挺激动的。我们的火车挂在铁道部的客车后面，坐在车上，一路走走看看，南方春天的景色特别好。到吉首的那天，我以为就跟平常到的火车站一样，没想到火车开进了荒地里，更没想到，远远的就看见欢迎我们的人和标语。等我们下了车，好多人拥上来鼓掌，还给我们每个人献了一大捧鲜花。当地的官员好像都来了，我是第一次这么被人隆重地欢迎和接见，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后面几站也都是这样，欢迎、献花，虽然心里有准备，可是每到那种场合，我还是挺激动的。

精神紧张的一周

刚到的那几天特别紧张，要把各种医疗仪器和用具归位、调试，还要全面消毒，忙了好几天。等正式开始手术了，我的精神特别紧张，因为第一次独当一面。在医院里，有老护士带着，只要干好自己那一摊事儿就行了，不懂的可以问，有责任有风险的，护士长做主顶着。可是到了这儿，管病房的就是我，另一个护士董梅英管手术室。地方上派了两个护士上车协助我们俩，前面做过的人也把经验告诉我们，但病人多，工作量特别大，也不可能像在医院里那样分工很细，所以事情总是堆起来，理不顺。刚开始的那一周时间我都睡不着觉，迷迷糊糊的，脑子里总在转，怎么做、怎么安排才更合理、更省时间。后来想起那段时间，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很多。

一个萝卜几个坑

在“健康快车”上，每个人都要兼几份工作，一个萝卜要填几个坑。它不像正规医院，能容得下那么多人慢慢做，在这儿就跟打仗似的，哪儿有问题就要马上顶上去。术前术后查病人，这在我们医院是医生干的工作，打扫卫生、消毒，是护工的事儿，但我都要做，你想啊，就这么大点地方，要是人都全了，就没病人呆的地儿了。我觉得这么工作挺好的，特锻炼人。尤其是检查病人这一块儿，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学着做的，大夫再复查一遍，不对的告诉我，现在她们都放心了。

病人都很有意思

我在病房，接触病人最多。病人都可有意思了，跟我们在北京遇到的大不一样。他们都特别乖，让我觉得自己特有权威。病人写了感谢信也都交给我，他们太淳朴了。最有意思的一个病人，原来是个矿工，后来眼睛看不见了，就没工作了。我给他检查的时候，他特别激动，一躺下来就念诗歌，“我挖煤给人带来光明，但我却生活在黑暗中。现在你们又给我带来光明！”

还有一个个子小小的老太太，她的名字特别可爱，叫贾香香。我看到她上车以后，一会儿哭一下，一会儿哭一下，我就问她“老太太，有什么伤心事呀？跟我说说。”你肯定想不到她哭什么，好玩极了！她说：“我到这里来了，我的鸡呀猪呀都没人喂了，该饿坏了！”越说越伤心，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我想笑又不好意思，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你们家的邻居会帮着喂的。”

有的地方上医生收病人的红包，有的病人就以为我们这儿也是这种风气。有个病人，我给他打麻药针的时候，看见他的手攥得紧紧的，我以为他是紧张，就安慰他别担心。没想到他手里捏着10块钱，要塞给我们。我就跟他说：“医生不应该收红包，我们这里更不会收。”我把钱给他装进口袋儿里，叫他病好了回去买点好吃的。结果他感动坏了。

“火眼金睛”

你说我们这是扶贫的事吧，但有的人还就要来占这个便宜。车上从一开始就规定，20岁以上的人只给做一只眼睛的手术，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啊。我们跟病人解释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一说就理解。有的就不行，千方百计想把两只都做了，我们不通融，还耍诡计呢！我就遇上过一个这样的老太太。她刚上车来做手术的时候，就特别霸道，洗脸间有两个水龙头，两个人同时用很宽敞，她却不，全占着。人家要用，她凶巴巴地给人家骂回去。还弄得地上全是水，打扫卫生的小姑娘就对她印象特深。老太太做完手术回去了。过了一个月，小护工过来悄悄跟我说：“新来的病人里有一个是以前做过手术的。”就是那个老太太，她不知走的什么门路，又上车来做另一只眼睛。我请她回去，她开始不承认，我们一提起她洗脸的事儿，老太太一下子蔫了，就回去了。没想到，她不死心，第三次又来了。这次来的时候，是自己摸上来的，眼睛好了，又熟门熟路的，特顺溜地就进了病房。最有意思的是，她还乔装打扮了一番：以前来的时候，穿的衣服都挺新的，这次换了件特别破的，头发也蓬着，好像脸上也化了妆。可是我们那小护工对她印象太深了，怎么看怎么像她，一说话，果然又是她。我们觉得特别好笑，都不知道拿她怎么办，就吓唬她要叫武警来请她走。老太太才噘着嘴走了。她肯定觉得我们是“火眼金睛”。

七层衣服&包头布

吉首的病人里有好多是苗族人，山里头冷，他们冬天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不像我们夏天有夏天的衣服，冬天有冬天的衣服。我们给病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穿的特别多，车上有空调，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的。有个病人穿得鼓鼓囊囊的，我翻着衣服角数了一下，一共七层土布衣服。我问他怎么穿这么多，他说这是他所有的衣服，放在家里怕丢。苗族人还有一个习惯，用一条很长的布包着头，包上以后就再也不取下来了。包头布脏了，我们特别怕引起感染，就劝他们暂时取下来，但不行，一个是他们的风俗，再一个他们包惯了，取下来容易着凉，只好在包头布外面再罩上手术帽。病人卫生不好，把虱子和别的寄生虫都带到车上了。有一次医生在手术台上竟然看到个虱子，还在爬呢！所以每天的消毒得特别仔细。

最害怕的一件事

每天给病人们做完手术以后，要把手术室和检查室的垃圾运出去。一天，我拖着大垃圾袋往外走，袋子里一个注射器的针头刺穿塑料袋，从我的腿上划过去了，划得还挺深，出了血。当时我特别害怕，因为那几天的病人都是乙肝病菌携带者，当地得乙肝的人多，车上特别决定走之前的最后几天集中给他们手术，免得传染别人。我被划伤了，会不会传染上乙肝呀？越想越怕，都哭了。大家都安慰我，说没事儿没事儿，给我打了针。不过我还是担心了挺长时间。

担心&害怕

孩子的手术是最让人担心的，全身麻醉的手术前不能吃东西，否则容易出危险。在别的站就发生过这种情况：一个小孩的妈妈看孩子叫的可怜，就瞒着医生偷偷给孩子吃点东西。结果手术中孩子吐了，食物进了气管，抢救不及时会窒息的，多危险呀！所以每次要给孩子做手术前，我就一遍一遍地问。大人有的时候会说谎，但孩子不会，我就在他进手术室以前，变着花样问：“早上吃饭没有呀？”“早上妈妈给吃什么了？”“早饭好不好吃呀？”有时候孩子都被我问烦了，有个小男孩急得冲我嚷嚷：“我没吃饭没吃饭！问过了还要问！”特好玩儿。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孩子已经开始手术了，我才知道他吃了饭，给我急得，一下子就醒了。

有一件让我们大家都特害怕的事儿，是在湖南那一站，也是给小孩儿做手术。小孩儿上车后感冒了，但他的父母怕错过这次治疗的机会，就瞒着没说，我们也没发现。手术开始以后，孩子左心室衰竭。医生已经做了切口，只得赶快缝上，送到基地医院抢救。后来孩子好了，又送来把手术做完。孩子的父母也吓坏了，特别后悔。我们也更留心把术前检查做到更详细。

三查七对

每个当护士的，协助手术时都要做到“三查七对”。三查是手术前、中、后的三次检查，七对是核对姓名等基本情况。这本来是一件做习惯了很轻松的事，但在“健康快车”上，病人大多数是老年人，耳朵背，我们都得凑近了大声说。后来回去，家里人都说：海妹你说话怎么那么大嗓门儿？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语言沟通。病人都是偏僻地区的农民，很多方言土话我们都听不懂，我们说话他们也不明白。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别说了，像苗族、彜族、新疆的维吾尔族，和他们沟通必须要当地护士翻译。后来我们也总结出来，每到一个地方，学会几句必要的方言，比如“闭眼”“别动”等。

医护人员：其其格

外面的手术真漂亮

其其格 蒙古族。1983年毕业于内蒙古医学院，现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2001年，“健康快车”在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实施复明工作期间，其其格所在的医院被选为“基地医院”，其其格作为主力医生，负责筛选病人、为病人做身体检查和手术后护理的工作。2002年11月5日，由“健康香港基金”出资，赴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开始为期三个月的进修。

2002年11月18日，是第三列“健康快车”赠送内地的日子。在香港九广铁路公司的沙田货场，贵宾云集的人群中，我见到了衣着朴素的其其格医生。她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彩虹一般崭新鲜亮的“健康快车”出神，好像很多心事被勾起。

我是从最基层来的大夫

我是从内蒙古呼伦贝尔来的，要是从地图上看，差不多在中国最东北的地方。我们那里大部分地方都是牧区，要走很远才有一户人家，很荒凉。直到现在，农牧区里还都叫“苏木”、“嘎查”，也就是汉语里的“公社”、“大队”。这种称呼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没变过，可以想象落后的程度。我这么个从最基层来的大夫能到香港进修，可算是了不得的大事。大家都特别羡慕。刚来的几天，语言不通，节奏跟不上，我直发懵。今天看到“健康快车”，一下子觉得特别亲切。在香港的陌生感都好像消失了。

在我的家乡，“健康快车”来是百年不遇的好事。

去年5月到8月，“健康快车”到海拉尔的时候，人们都不相信，就连我们这些医生，都惊讶得很。我们那个地方，贫穷、偏僻、就医不便，很多人生病了看不起病，还有的因为离医院太远，没法去看病。“健康快车”来了，不光治病不要钱，政府还组织接送病人，真是百年不遇的好事。那些病人从农牧区里来到车上，能有机会重见光明真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的生活太困难了。当时我们医院的食堂为病人做饭，考虑到他们的经济条件，饭菜只收很少一点钱，但多数人一顿也只买一两毛钱的馒头，就着免费的咸菜和开水。看他们吃饭我总是特别难过，但他们很满足，还高兴地唱着歌。因为多年的眼病能治好了，这是多大的喜事呀。

一生中能做这样的工作，机会太少太少。

“健康快车”在海拉尔停了三个月，那三个月我们特别忙，每天要检查两百来个病人。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白内障患者，而且他们失明了那么长时间。当时我们和车上的医生都想尽可能多做一些手术，少一些遗憾。毕竟，对贫困的病人来说，这个复明的机会太难得了。能为自己的乡亲尽一份力，实现一个医生的价值，一生中这样的机会太少太少。记得当时有一家兄弟四个都是先天性白内障，来的时候他们担心一家就占了四个名额，会不会不给做，就假装互相不认识。还有一家人，四代遗传白内障，这种病历在中外都是少见的。这些我们都给做了，病人特别感激。你说，这么有意义的工作，一生能做几次呢？但是病人太多了，时间又紧，只好限定孩子和青壮年优先，70岁以上的老人就不做了。有一个77岁的老牧民，很着急地喊：“我还能活20年，你们为什么不给我做？！”听得人心里可难过，要是再有这样的机会，能给他们都做了多好。

“健康快车”走了以后，我的嗓子哑了。

那时候虽然很忙，但很充实。每天送病人上车之前，我都要给病人开个会，告诉他们是谁给捐的钱，谁给做的手术，谁把他们接到医院。我们蒙古人知恩图报，虽然香港人和北京的医生做这些并不图报，而且我们也报不了什么恩，但我总觉得应该让每个受益的人，知道是谁为他们做的这一切，知道该感谢谁。开始我不说他们也问，后来就形成习惯，我主动告诉大家。每天二三十个病人，大多数都是耳背的老人，所以我都大声喊着说，结果车子走了以后，一松懈，嗓子哑了，好多天说不出话来。

始终忘不了那双绝望而空洞的眼神。

我小的时候，家里也很穷。“文革”期间，父亲因为政治原因蹲了两年监狱，我妈没工作，生活很艰难，这使我对贫困有很深的体会。记得有个60多岁的老人，双眼失明多年，但检查发现患有乙肝。乙肝传染性很强，不能做手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当时就闹开了，还骂我们昧良心。怎么解释都没用，我们都挺生气，不理他。闹了两次，第三次再来，他不闹了，呆呆地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眼睛空空洞洞地，好像看着我们，其实他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努力地在听。可我还是觉得他的眼睛里满是绝望……就这样，他过一两天就来，来了坐在那里，再不说话。一直到车子走了，我还看到他摸摸索索走进来，坐在那里，干枯瘦小，特别无助和绝望……我怎么也忘不了，成了我心里面的一个疙瘩。

（说到这里，其医生哭了，我也仿佛看到坐在走廊里，一个衰老、瘦小，而绝望的背影。）

踏上香港的土地，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我们的医院在呼伦贝尔就算是最好的了，但眼科也只有5个人，技术和设备都不行。“健康快车”的到来，给了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车上的仪器那么先进，车上医生的技术那么好，真让我大开眼界。车上的医生也特别好，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传授技术。那三个月中，星期一到星期五我在医院里查病人，周末到车上去看手术。有时还能给做做助手。车子走的时候，特别舍不得。车长说可能会安排给我们医院一个名额去香港培训，当时我脑子里转了一下“要是能派我去该有多好啊！”但也就是一转念，不敢想，怕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后来事情定了，院长亲自告诉我，我都有点不敢相信，直到踏上香港的土地，才知道这是真的。从偏远的呼伦贝尔到香港，简直像做梦一样。

一点也不敢松懈

事情定了以后，院长反复叮嘱我：“机会难得，要好好学习！”同事们也特别羡慕我。在我们那个小地方，能到香港这么发达的地方培训的，很少很少，用亲戚的话来说，是一步登天。走之前，我妈哭着说：“你爸要是还在该有多高兴啊！你一定要好好学，别丢脸啊。”到香港两周了，爱人打电话来，头一句话先问：“你学得怎么样？”大家都对我寄予厚望，我是一点也不敢松懈。记得刚来的第二天，香港医院负责培训的经理跟我谈话，她问我：“你想学些什么？”我特别迫切地说：“我什么都想学。”因为我们的医院人手少，不像大地方的大医院，医生的分工很细，专钻一项，像白内障、青光眼、前房什么的，但我们不行，必须练好全套本领。看到我那么迫切，经理都笑了，她告诉我别着急，她们会尽力帮助我，还劝我多出去走走，了解了解香港，可是我总想往医院跑，时间很紧，我得抓紧学呀。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外面的手术多漂亮！

我的家乡很偏僻，也落后，“健康快车”来的时候，让我开了一下眼界。车走的时候，我想：“要是我也能跟着‘健康快车’到那么多地方去，用那么先进的仪器给人做手术多好。”没想到我不光有机会走出来，而且是到了香港，这里的医院条件那么好，医生做的手术那么漂亮。每天我都觉得新知识应接不暇。我听不懂广东话，和医生交流挺费劲，可是他们都很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我的英语不熟练，听到不懂的地方就赶快记下来，晚上回到宿舍查字典、查专业书，一天过得可快了。告诉你吧，现在他们已经让我做一部分手术了！我特别高兴，也敢在周末去外面转转了，真体会到了外面的世界多精彩，还有外面的手术多漂亮！

我问其医生：见识了外面精彩的世界，又学了本事，有没有想过离开偏僻的海拉尔，到条件好的医院去工作。

其医生说，故土难离，作为一个蒙古族人，她一生都愿意为乡亲们治病。而且香港的基金会花钱培训她这样来自基层的医生，就是为提高基层的医疗水平。医院还专门买了一台超声乳化治疗仪，希望她学成回去，开展高技术的眼科治疗工作。这些期望，她绝不能辜负。

其医生在香港的宿舍非常简陋，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子、一个凳子，和一个坏了电视机，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但她很满足，她说她不需要看电视，也不觉得孤独无聊，因为时间总不够用。只是在工作的间歇会想女儿，她的只有6岁的女儿。

香港的饮食习惯和内蒙差别很大，其医生吃不惯医院餐厅的饭，也舍不得花钱到街上吃，她就自己做饭。我问她，外科大夫的手很金贵，做饭时弄破了手怎么办。她说已经习惯了，当然会很小心，但是不小心弄破了，只要不是关键部位，还是会照常工作的，只是用碘酒刷手的时候很疼，还反复出血。在这里她要更小心一些，可不能影响了学习。

医护人员：李明伍

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李明伍：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1999年毕业于，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2000年，在第二列“健康快车”任医务主任，全权负责列车医院上的医务工作。服务的站点有：贵州-遵义、广西-河池、青海-平安驿、河北-平山、重庆-万盛。

当时我32岁，硬着头皮上了车。

1999年，医院领导提出派我去“健康快车”当医务主任的时候，我特别犹豫，怕不能胜任。因为在单位，碰到棘手的事情，可以向领导请示、向导师求教，可让我带着一个由8个来自不同科室的同行到偏远的地方独立工作一两年，我还真有点怕，最怕的就是出医疗事故。当时我32岁，带的队员平均年龄也就30岁，真感觉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没办法，领导让放手去干，我也就硬着头皮上了车。

对一个眼科大夫来说，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经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从上了车的那天起，我的神经就一直紧绷着，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我和另外一个眼科大夫要做二十多例手术，多的时候要完成三十多例。虽然很累，压力又大，但收获同样很大。要知道，我们医院眼科一年的手术量大概是两千例，其中白内障的手术占了一半，也就一千例左右。而且，这一千例手术是由20多个眼科大夫共同完成的。像我这样资历浅的年轻医生，做手术的机会就更少了。可在车上，我们每一站都要做一千例，算下来，我自己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就做了两千多例手术。这个数字，对一个眼科大夫、尤其是年轻的眼科大夫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手术的量是医生累计经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手术完了，病人却没有知觉，当时我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我们在青海站的时候，地方上送来的一个病人，手术前一检查，发现他的血糖高。糖尿病患者如果动手术，会出现并发症，车上急救的设备不全，所以对这些患者，我们都是让他们先到地方医院去治疗，把血糖降下来，再到车上做白内障手术。当时，这个患者挺失望地下车了。过了几天，他第二次上车来，一查，血糖还是高，没办法，只好劝他回去尽快降血糖。等他第三次上车来，血糖正常了，我们都为他高兴，安排第二天做手术。手术很顺利，十多分钟就做完了。成人的白内障手术是局部麻醉，手术中病人是有意识的，手术完了，一扶病人，照理他自己就起来了。可是，我一推，他没动，我的头发一下子都立起来了——难道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了？赶快急救，一测血糖，只有 ，而正常人的应该是600多 ，差了 。他怎么能不休克呢！赶紧推了一针强补糖剂，也才200多。药打下去，病人慢慢醒过来，我的背上都已经汗湿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患者没有钱去医院控制血糖，从别人那里听说不吃饭血糖就会降低，由于复明的愿望特别强烈，加上不了解这样做的后果，就采取了极端的做法，连着三天没吃饭。从那以后，我们的术前把关更严了。

导师批评“不思进取”

遗憾的是，我在“健康快车”上累计的经验，一直没形成论文。那两年，我的心思都花在治疗病人上，没出论文，导师都批评我“不思进取”了。医学论文是最要求严谨的，一般在做了大量的病例后，还要随访病人，最少要观察半年，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才能拿来做论文的依据。我们在每站只停留三个月，也不知道那些病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真希望能有机会，去挨个做回访，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己作论文，一方面也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别的医生。

医生的价值，在车上能得到正常的体现

说这话你可能不以为然，但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这样。城市里的人得到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多，对自己的病情也比农村和偏僻地方的人要重视，这是好的。可让医生头疼的是，城里的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一知半解，他从一些带夸张成分的广告、报道中得到一些误导性的消息，然后用这些去质疑和影响医生的治疗。在“健康快车”上的病人就不一样，他们朴实单纯，对医生很信任，我们也能专心工作，这样积极的配合使治疗效果很好，我的心情一直也特别好。

一小包瓜子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时候家里也很穷，但是我们在“健康快车”上遇到的一些患者，他们的贫困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记得在河北省平山县，有一个患老年性白内障多年、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我们为她做了复明手术以后，老太太特别感激，专门从家里拿来一小包瓜子，一定要我们收下，她说家里没有别的像样的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这点瓜子。车上有规定，我们也从来不收患者送的任何东西，可是老太太留着泪非要我们收下。你说，叫我们怎么吃那包瓜子？这件事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特别难过……

生在偏远地方的人要为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城市里的人应该为他们做些事情。

我们每周可以休息一天，当地也常为我们组织一些游览的活动。记得在游览青海湖的时候，车子出了市镇，越走越荒凉，要走很多里路才有一户人家，当时我特别感慨，觉得生活那里的人真不容易，他们要为基本的生存付出更多的努力，根本没有条件来谈医疗。所以，像我们这样生活在城市里，享受现代生活种种便利的人，真应该为他们做些事情。

不用显微镜，手术后病人视力恢复到1.0。

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时候，我结识了很多地方上的医生，都是同行，工作条件却相差很远。记得我们参观过青海省互助县医院，医院经费紧张，常规的眼科设备都买不起，但他们一样治病救人。当时那里有一位眼科医生，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用肉眼做白内障手术，术后病人视力恢复到1.0。而像我这样大城市里的眼科医生，用的都是最好的设备。包括在车上，我们的设备在当时国际上都是一流的。当地人夸我们医术高，那是因为我们有好的设备，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骄傲的。

医生做的，只是画龙点睛的工作。

为偏远地方贫困的人做手术，我们医生得到很多的赞美，其实，有很多人都为“健康快车”做了努力，只是他们的工作不容易被看见，媒体都忽略了。如果把“健康快车”这个事业比作是造一条龙出来，那么，医生做的，只是画龙点睛的工作，整个龙的架子是由更多无名的人搭起来的，他们做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艰苦和烦琐的工作，比如前期的层层筛选检查、中间的组织宣传，后期的安置等等，还有连我们都不知道的、却不可缺少的工作。

回到北京，好长一段时间都不适应都市的生活。

在车上干了一年多，要不是爱人生孩子，我还不想回北京。在车上，生活虽然单调，但心里很充实。回来后，每天在医院上班，忙了一天，却没有充实的感觉，还要应付评职称、分房子、搞好人际关系等等杂事。看病的时候又要考虑医患关系，特别累心。在车上虽然工作压力大，但心里很单纯，每天都有收获。回到北京后，觉得城市生活特别浮躁，不由得怀念车上的生活。我调整了一两个月才适应过来。如果有机会，真希望还能去车上工作。

医护人员：鲍永珍

最大的满足是看到病人重见光明

鲍永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专业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的临床治疗，被称为北京市人民医院眼科的“三大快手”之一。先后在德国、美国进修学习。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1999至2000年，在“健康快车”上任医务主任，自己服务期满后，还经常上车，指导车上年轻的医生。

对眼科大夫来说，最大的满足是看到病人重见光明。

说老实话，我的生活特别简单，甚至可以说特别土。记得在山西站工作的时候，电视台要拍一个“健康快车”的电视剧，编剧拿剧本来给我看，是不是属实，我一看就生气，上面说到医生想家，心情不好，就到酒吧去喝闷酒。这哪里是“健康快车”的医生干的事儿！我们整天工作，每天一个人做十几台手术，一天下来，累得就想睡觉。况且车子停的都是偏僻的地方，哪来什么酒吧？太不切实际了。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北京，我们也很少去娱乐场所，忙专业，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从来都是医院和家里两点一线。对一个眼科大夫来说，最大的满足就是看到病人重见光明，别的精神享受都是次要的。还好，编剧很尊重我们的意见，把那些不合实际的情节都删掉了。

为了上车服务，放弃去德国进修。

1999年，我们医院承担“健康快车”的医疗工作，本来我是要去德国进修，已经得到“中德学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签证都办好了。但时间和“健康快车”的工作冲突了。考虑到这事儿的重要性，医院方面也觉得我去更放心一些，所以就放弃了进修。不过，我也不觉得可惜，进修的机会还多，下乡工作一年的机会更难得。

要满负荷工作，才不觉得无聊。

其实在“健康快车”上的医疗工作，对我个人的专业发展没什么大的积累，但我还是觉得值得去。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城市里的人就医方便，也有经济能力，农村里的人缺医少药，要不是这样扶贫性质的医疗活动，他们能治病的机会很少很少。所以，这就比普通的医疗工作更有意义，我们做医生的成就感也更高。只是车上的生活很单调，更重要的是那一年时间和外界的联系很少。而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你接触不到各种新技术新进展，马上就会落后，这是让我不太适应的地方。但接受不到新东西，我们可以把自己知道的告诉相对落后的地方医院，那一年，我们搞了好多学术活动，跟地方上的同行交流。每天，我也是希望满负荷工作，这样才不觉得空虚无聊，有时候病人送来的不及时，我都会着急。

支援西部，是早已有的梦想。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似乎不太适合做医生，1986年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几个女生住在宿舍里，看到《中国青年报》上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支援西部，去落后地区工作5年。我们热血沸腾，联名给报社写了封长信，响应号召。大家谈得特别兴奋，一夜没睡，觉得自己对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有着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结果报社没理睬我们，大概觉得我们是一时冲动，结果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工作了，我也喜欢到各地去参加医疗活动，过过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体验。我们自己也经常搞“医疗下乡活动”。我想，我的很多同行都会希望到“健康快车”上来工作一段时间，换个环境，接触些城市里接触不到的病历，还有，感受一些城市里缺少的淳朴和真挚。

不符合条件的，坚决请回。

大概是因为我的理想主义，所以人家都说我爱憎分明。在“健康快车”上工作的时候，我经常提议星期天大家到病人家里去做家访，一来看看他们恢复得怎么样，二来也看看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有些病人家里真穷，什么都没有，真正的“家徒四壁”，我们都特别感动，走的时候给病人捐点钱，有时候带点自己的旧衣服。但是有个别病人，一看就是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也来占扶贫的名额，我就遇到几个：一个男病人，他的眼底有问题，手术后的效果不会太好，而且他是一只眼睛白内障，所以我就跟他商量，看是不是不做了。他听了，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来，要给儿子打电话。我一看特别生气，告诉他不用商量了，请回吧。手机都用得起，来“健康快车”干什么！还有一个老太太，戴着金戒指金耳环，开始我没说什么，心想这可能是年轻时候置办下的吧。结果到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嫌车上供应的饭不好吃，叫她闺女倒掉了给买好的，我看见了，马上请她回去，挑到这个程度，可见家里不缺钱。像这样不符合条件的，坚决请回，说什么也没用！

我回去的时候，女儿像个小叫花子

1999年底，完成工作可以回家了，走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能过一段那样的集体生活，对成年人来说，是很少有机会的，很难忘。到北京的时候，我先生带着女儿来车站接，女儿当时4岁。下了车，一看到父女俩，我都笑了，女儿像个小叫花子，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脸上抹得跟小花猫似的。我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是做基础物理研究的，一扎到实验室就特别忙，所以我不在的那段时间，女儿送了全托。见了我都不跟我亲了。

降低先天性眼疾的发生，是农村治盲的关键。

来“健康快车”上治病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小孩子，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先天性的。像我做过的手术里，就有4个月大的、10个月大的，一两岁的就更多了。而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基本上见不到，而白内障遗传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定论。我觉得医疗扶贫，在治疗现有病人的同时，还应当注重预防，降低先天障碍的人口，从长远来看，这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为此，我给卫生部写了一个《建议术前术后的调查》。

在遵义，一家人里，有5个都是白内障，父亲还是个聋哑人。我们能一次将他们5个人的眼睛都治好，但他们的下一代，很有可能还是白内障。还有在重庆的万盛，一个妈妈本身有先天性白内障，她的三个孩子中，有两个都遗传了，孩子们的两个舅舅也是白内障。看到这种情况，我一直在想，“健康快车”在开展医疗工作的同时，附带上一些研究，包括长期追踪术后病人，研究遗传病史，普及预防知识，从而降低先天性眼疾的发生。我想，这是农村治盲的关键。

林顺潮：多做好事 你的人生就丰富

我是香港众多志愿医师中的一个

“健康快车”的医疗工作主要是由内地的医师完成，为了表达我们香港医师的心意，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些志愿者到车上去工作一段时间，到现在大概有四十多位香港的眼科医师都去过了。我也是这些志愿医师中的一个，每年要找两个时间到“健康快车”上做手术，每次工作5到10天。不过，我还多一些工作，譬如统筹安排香港志愿医师上车服务、安排内地医生来香港培训，在内地安排一些眼科医疗学术交流活动，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就是尽力去推动“健康快车”的工作，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支持。

“健康快车”的医疗条件非常好

“健康快车”只是个火车医院，空间很小，但是它装备的眼科医疗器械都是国际上最先进的，比起普通的医院，车上的医疗条件非常好，可以说是一流的。医疗人员也都很优秀，所以，从整体上来说，“健康快车”是个非常好的眼科医院。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流动，到处走，到处治病，这是任何医院都不能达到的。我们处在一个商业社会，在人们的认识中，免费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但“健康快车”不同，车上的一切治疗费用都是一文不收，完全免费，医疗服务却非常出色，因为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不为功利，只为慈善。跟医疗条件比起来，车上的生活条件一般，住得很拥挤，医生们很辛苦。

“树上停着个麻雀！”

我在“健康快车”上做的第一个手术是在阜阳，是一个老太太。手术那天，她的亲戚、还有她的孙子都来了。做完手术，我给她拆了纱布，她好一会儿没有说话，我问她看不看得到，她指着窗户外边说：“远远的那棵树上，停着个麻雀。”说完，老太太就哭了，她的家里人也都哭了。这样的病人在“健康快车”上很多很多，他们病了很长时间没有治疗，以致白内障过熟，核很硬，手术时的创口就大，恢复的时间也长，所以，他们康复以后的反应都特别强烈，特别激动，让我这个做医生的也很有成就感。

最好的报答

我在“健康快车”上遇到的病人都非常淳朴，他们生活贫困，但心地善良，知恩图报。好多病人痊愈了，都说要报答医生的“大恩大德”，我跟他们说：这是医生应该做的事情，算不上“大恩大德”，现在你能看见了，如果要报答，有能力的话，也帮帮别人，就是最好的报答。他们很高兴地回去，我想，得到帮助的人，一定也乐于去帮助别人，这种善意不断传递，大家都受益。

人生如蜡烛

在“健康快车”上的工作，让我有很多快乐的经历，记得在新疆，我的一个病人做完手术，第二天做检查的时候，她看着我，满脸笑容，一直做用手掀开纱布的动作，好像在说：“我马上能看见了！”当时我很感动，觉得像冬天的太阳，暖在心中。有句话说：人生如蜡烛，不让它燃烧，就放不出光和热。如果我没有来做这些工作，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动。只有多做些好事，人生才能更丰富。多帮些人，自己的人生意义也才会更大一些。我喜欢朱自清的一首诗：“真理皎洁如明月 / 仁义朗照似太阳 / 艺术如花散芬芳 / 唯有爱情与人 / 血肉相连。”这些美好的感受，也都是付出之后才能得到的。

用笑容沟通

一个好的医生，光有仁心仁术还不够，还要有沟通和信任。在“健康快车”上做医生，沟通和信任更重要，因为车上的病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没有进过医院，难免紧张和害怕。在手术中，病人如果不能放松，也会增加手术的难度，所以医生要给病人以信心。你问我怎么跟病人沟通？哈，我是用笑容！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病人说的又都是各地农村的方言土语，所以我们很难用说话来沟通，但我能让病人感到安心，我的办法就是诚恳的笑容，还有拉拉他们的手。这样的沟通方法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心中有诚意，效果一定好。

我的记录不好

到2002年为止，“健康快车”上的最高纪录，是两个医生一天做了44例手术。我的记录不好，大概一天10个左右。不过，我做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子，最小的只有4个月大。以前的手术，小孩子做了白内障摘除以后，不装人工晶体，因为眼球还没发育好，只能等3岁以后才装，这就容易造成弱视。随着技术的进步，一周岁以下的婴儿都可以一次完成白内障摘除和晶体植入手术，彻底地重见光明。做这些手术的时候，地方医院的同行都来看，他们很愿意学习新的技术，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医生，对新知识更加渴望，我就边教边做，希望对他们有帮助。虽然不能做多一些手术，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对医生的培养，和治愈眼下的病人是同样重要的。

筹建显微眼科手术培训中心

“健康快车”虽然治好了很多白内障病人，但它总不能一直停在一个地方，中国这么大，人口也多，每年有几十万人得白内障，大部分又都在农村。所以，“健康快车”总是显得不够用。其实内地的医院和医生并不少，只是资讯不发达，欠缺设备和技术。我们计划从2003年开始，在“健康快车”服务的地方筹建几家显微眼科手术培训中心，免费为那个省的医院提供眼科医师的技术培训，并协助他们在自己的医院也开展显微手术的工作。眼科显微手术，不光可以治疗白内障，还有青光眼等等其他一些眼病，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来治疗。以后，住得比较偏远的人，也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当地就可以治好眼病了。这项计划已经得到很多人支持，相信很快就可以建起来。

车长董淑珍

董淑珍是卫生部派出的第一位车长，过去在卫生部外交司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优秀工作者，也是卫生部最早做“健康快车”具体工作的人之一。自1997年7月开始，在“健康快车”上服务，曾创下一年300多天在外出差的记录。

“要不要把我们最穷的地方给香港人看？这是卫生部最初的顾虑。1997年香港回归，分隔了那么多年，大家觉得还是先去条件稍好一点的地方。所以，基于种种原因，第一站去了安徽的阜阳。

“4个满意，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作为车长，要跟方方面面打交道，上自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中间还有卫生、铁路、电信、民政、残联等各职能部门，想做到每个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自己工作的要求就是：捐款人满意、卫生部满意、患者满意、车上的工作人员满意。

“老百姓亲身体会了‘一国两制’的意义。在阜阳的时候，复明后的患者特别激动，高喊‘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后来知道了这是香港回归后的举动，他们又进一步说‘邓小平万岁！一国两制万岁！’

“我对‘健康快车’太有感情了！第一列车和第二列车，都是我和车上工作的人一起动手布置的。我还记得去买窗帘、被褥，挑家具这些事情。那时的心情真像是在布置自己的新家。

“不符合条件的病人坚决退回去！这是我感觉最难的事情，因为要硬得下心肠。车上的急救条件有限，有合并症的患者手术中很可能发生危险，所以，不论他们怎么恳求，都只能劝说回去，碰到这样的情况，心里特别不好受。再有就是那些住在市里，家庭条件还不错的患者，找人说情想来车上手术，又不好得罪，又要坚持原则，也是难事。

“另外一个世界。我自己一直在城市里长大，随部长到过不少国家，看到的都是好的东西。可是健康快车的工作，使我看到许多落后地区的生活状况，和城市生活比起来，那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比如在四川的西昌，很多患者为了来车上做手术，要走七天七夜才到，而我从西昌到北京，只要坐在飞机上几个小时就到了，真是天上地下。还有的患者非常贫困，山里的夜很冷，为了御寒，人和牲畜挤在一起取暖。更有的患者，一生都在山里，从没见过火车，眼睛治好以后，竟然割了一担草来喂火车吃……太让人心酸了。

“地方医院的医生都渴望上车学习。健康快车的设备和技术都是一流的，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尽可能开展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我记得在前几站，地方上的眼科医生就趴在车窗外望里看，想学东西。后来我提议减少一个北京跟车的护士，叫当地医生上车当助手，大家轮换着学习。

“人员减少，费用降低，手术数量增加。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可参照，车上配备的人员有20多个。经过磨合总结，人员不断减少，到1999年固定成8个，这是最精简最高效率的组合，大大降低了每一例手术的成本，还节省了车上的生活开支。

“上厕所如过关。在头几站，上厕所是我在车上每天最头疼的事。车上的排污管小，容易堵塞，所以大便都得到车下的厕所去解决。有的地方卫生条件好些，有的地方就是挖几个土坑，四面一围，病人和我们都用一个。一进去，那个味道就不用提了，最可怕的是地上爬着蛆虫，还有苍蝇扑面。我是过敏体质，经常弄得浑身过敏。每次去厕所都要下很大决心，就跟过关一样。”

车长郭义贵

四十多岁的郭义贵是最年轻的一个车长，可能是这个缘故，他和车上的工作人员相处得最融洽，也最随便。郭车长学的是医科，相同的专业背景，使车上的大夫能和他商量具体的治疗工作。当了6年医生后，郭车长转到卫生部做行政工作，在工作中，他是个精明能干人。

郭义贵：“特别心跳的经历，发生在湖南的吉首，我们到的时候是3月份，‘健康快车’停靠的地方虽然很荒凉，但南方的春天很美，周围高高低低的小土丘上长满了花草。大家都很高兴，晚饭后纷纷到外面散步，还摘些野花来插在床头。工作过半后，清明节到了，火车周围来了很多当地人，他们铲掉花草，摆上祭奠的东西，我们才恍然大悟，外面美丽的风景原来是个大的坟场，那高高低低的土丘，是一个个坟头。从那以后，谁也不晚上出去散步了，女士们紧着拉窗帘，不敢往外看。更让我们心惊的是，一天上午，一群人抬着个棺材一路吹吹打打，哭着喊着冲‘健康快车’走来。当时我心里一紧：是不是出了医疗事故，病人回家后发生感染死了，现在亲属们来找说法？正担着心，他们走到了，但没停，绕过火车还往前走，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支出殡的队伍，到附近的坟场埋人来了。

“特别难过的回忆，是发生在甘肃定西地区的一件事。定西是国家级贫困地区，特别缺水，农民的生活很困难。没钱治病的人多，我们去了以后，三个月时间做了1100多例手术，但当地的白内障患者还是很多。火车在每站只停三个月，到了最后几天，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车上忙着做完基地医院送上来的病人，只好跟病人解释，劝他们回去。但病人不甘心，好多都在下面等。临走的那天，车下已经围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看到我们真的要走，这些人一下子全都哭了，拦着火车不让走，那场面特别惨。我们在车上也很难过，每个人都掉泪了。这事儿我一想起来就难过。”

车长路文堂

路文堂车长，国家卫生部国际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曾多次受委派，带领医疗队远赴非洲各国，为当地提供国际医疗援助。也曾带医疗队到西藏工作数年。这些经历，使他积攒下丰富的野外医疗工作经验，同时也使他更善于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和张美兰车长一样，老路也是过了六十的人，但走起路来一阵风，丝毫不弱于年轻人。

“老伴儿说我是流浪汉。我年轻的时候带医疗队，几年几年不回家，老伴儿就盼着我老了不用跑了，可是自从当了车长，这一出门又是半年一载，老伴儿干脆叫我是流浪汉了。

“做车长的三大思想负担：医疗事故、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还有车的安全，这三项都是不能出问题的。1999年在山西大同，几个病人术后感染，我当时不在车上，一接到消息，如五雷轰顶，处理问题的那段时间一直没有饥饿感。等所有病人脱险，我才缓过来。

“你有困难就找我，这是我对大同一个叫赵博成的患者说过的话。那孩子当时12岁，先天性白内障，生下来几十天就发现眼睛有毛病。孩子的爸爸家穷，妈妈嫁过来的时候本来就不愿意，看到孩子这样，一狠心，走了。孩子的奶奶用羊奶和面糊把他喂大了。这孩子很争气，从小眼睛严重弱视，但学习特别刻苦。我喜欢这样的孩子，他手术完走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上面有我在北京的电话和地址，叫他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

“我对贫困有切身感受，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小时候家里很穷，我8岁就学着拉大锄了，算得上是小半个劳力。如今能到这些贫困地区，为农民服务，我觉得很安慰。感同身受，他们的苦我能体会得到，他们的高兴也是我的高兴。

“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是在河北的平山县。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病人，双眼白内障，失明好多年了。这人心肠还特好，收养着一个孩子。来的时候很高兴，一检查却发现他失明时间太长了，眼底和视神经已经彻底萎缩，做了手术也跟没做一样。只好劝说他回去，这男的也没多说什么，可是一下了车，就蹲在火车边抱着头哇哇大哭。我心里特别难过，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不是难到了极点，决不会当着人这么哭。

“健康快车”所到之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称颂，被誉为“光明使者”。

国务院有关领导曾多次参加健康快车活动，对健康快车工作给予肯定，并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健康快车” 。

当地政府称赞“健康快车”是爱和光明的使者。

治愈后的患者满含热泪，衷心感谢捐助者的恩惠！

鉴于健康快车为国家扶贫治盲事业做出的贡献，2005年以来，健康快车先后荣获了中华慈善奖、中国消除贫困奖、促进民族团结模范集体奖，还在首次中国社会组织评估中被授予“4A级”。2009年，健康快车获得香港文汇报、香港总商会等评选的“影响中国六十年——十大知名原创品牌”。

这些荣誉是在各级政府以及香港和内地各机构、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与帮助下获得的，是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所有参与健康快车慈善事业的机构和个人所作出的贡献的赞誉和表彰。

为了使这一为民造福的义举搞得更好，我们发起在大陆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此举得到了朱镕基总理的关心和支持，也得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指导。领导在批复中要求把这项工作列入为农村办的几件实事中。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在筹备和成立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在2002年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基金由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担任主席，由卫生部、财政部、民政部、统战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铁道部、公安部、经贸部、贸促会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副主席、顾问和常务理事。自此，“健康快车”可面向内地进行筹款工作，为“健康快车”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更优厚的条件。这项慈善事业任重而道远，它需要香港和内地人士共同加入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来。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旨在争取国内外社会团体和其它组织以及个人的捐赠。发动社会和群众力量，配合政府的防盲工作与扶贫规划筹措资金，救治更多的贫困地区的白内障患者。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规划，“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工作要在这方面迈出第一步。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小康社会才能建成。失去视力的农民不仅自己丧失了工作能力，更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失去视力的农村孩子，一生都没有了希望，一生都将是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帮助他们恢复视力，便给予了他们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这是实实在在的卫生扶贫工作，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将每年举办一次大型的社会筹款活动，也将在各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我们相信有各位的大力支持，有各企业、团体和个人的积极参与，“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一定会办好，为更多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