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8-18 22:32
按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所言,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不过,柳诒徵似乎不完全同意章太炎的解释,认为“中国”一词,乃文明之国之义,非仅指方位、界域和种族。“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止霄壤乎!”为此他以《公羊传·隐公七年》中有关文字为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此外,韩愈在《原道》中也有:“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所以称为“中国”,柳诒徵的解释是,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如《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柳诒徵认为:“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按照柳诒徵的说法,则“中国”之“中”不仅指地域处于世界之中,而且指先祖行事之取“中庸”而非偏激之意,则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历代帝王都不能不用之。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章氏之言,过于艰涩,总而言之,“华”为国名,“夏”为族名,与“汉”字之名,三义互通。因此,“华夏”连称,按照其弟子许寿裳的解释,就是对民族主义最好的解释,就可以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在中国是适当的,在外国就不适当”之说做出最有力的证明。